来自“花间”,超出“花间”——论荆南词人孙光宪的创作成就

一、一个长期被忽略的重要词人孙光宪是五代荆南词人,《花间集》收其词共25调61首,仅比温庭筠少5首,却比韦庄多13首;另外,《尊前集》收其词23首,皆《花间集》所无者,合计起来共达29调84首之多,除了南唐的冯延巳,孙光宪可谓唐五代文人中写词最多的一个。若单就《花间集》而论,温庭筠是晚唐词人,那么《花间集》中五代词人写词最多的     

气骨遒劲——论五代词人孙光宪词的审美风格

孙光宪是五代《花间集》中的一名重要词人。在《花间集》中,孙光宪的风格区别于温、韦,也区别于其他作家,呈现出气骨遒劲的审美风格,主要体现在情感的力度、浑然的结构、精警的语言和阔大的意境等四个方面。孙光宪不仅开创了气骨遒劲的美学风格,而且对南唐词和宋词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孙光宪在唐宋词史上应该占有一席重要之地。     

《北梦琐言》志疑

《北梦琐言》是北宋初年孙光宪撰写的一部著名笔记。内容涉及面很广,包括晚唐、五代间的政治遗闻、士大夫言行、文学家轶事以及社会风俗人情等,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作者孙光宪在唐时曾为陵州判官,后唐明宗初,避地江陵,任高季兴荆南幕掌书记,官至荆南节度副使、检校秘书少监。宋初任黄州刺史。《宋史》及《十国春秋》对其生平事迹均有记载。本书是他在江陵时所作,因其一生活动主要在晚唐、五代,对此间事情了解甚多,再加上后唐时已写成此书,而且大多出于亲见亲闻,所以大部分是可信的。也正因如此,才为历代史家所重视,成为他们直接征引的材料,如《资治通鉴》等。但本书记载,亦有一些失实或与他书不同处,这样给资料的引用     

孙光宪生平及其著述

孙光宪是重要的“花间”词人,也是著名史料性笔记《北梦琐言》的作者。本文拟对这位生长于蜀中,官仕荆南的五代著述家的生平及其著述作些研讨。     

龙衮《江南野史》考论

龙衮的《江南野史》成书于1022—1029年间,其史料来源有二:一是龙衮家乡吉州当地的口头传说;二是其他文献记载。《江南野史》一书秉笔直书,实录其事,同时也有彰善瘅恶、以申劝诫的用意。作为第一部纪传体南唐史,《江南野史》在南唐史料的保存和整理方面功不可没。     

对《北梦琐言》结集时间的再认识

《北梦琐言》是五代蜀人孙光宪撰写的一部史料性笔记小说。确定此书的结集时间，对于加强《北梦琐言》的整体性研究具有一定的作用。本文对拜根兴先生．《〈北梦琐言〉结集时间辨析》中的说法进行了考辨，指出《北梦琐言》的结集时间约在北宋建隆三年（962），即荆南高氏政权归附宋朝的前夕。     

论花间词的传播及南唐词对花间词的接受

五代十国时，南唐是南方割据诸国中最强盛，而蜀之国力仅次于南唐。它们与中原对峙，窥伺中原，防范中原，具牢固的“战略伙伴”关系。这样的依存关系，对两国间的外交活动、化交流、商贸往来等都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因而对花间词的传播及南唐词对花间词的接受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南唐国伐楚之战及其败因探析

马楚政权是五代十国时期南方亲中原的政权之一。南唐国继伐闽之后,又乘楚国内乱发起伐楚之战,但很快以失败告终,退出湖湘。南唐政权伐楚不在最佳时机、用人不当、对马楚占领政策欠妥、与南汉外交失衡导致正面军事冲突以及偏师深入策略等,是造成失败的主要原因。     

马楚政权下的文人群体

马楚政权统治的五十七年，是湖湘化迅速发展的重要时期，马殷称霸之初就有大批人学士避乱至楚，形成了一个规模可观的人群体，马希范当政之时，又有所谓“天策府十八学士”等，他们虽不像西蜀及南唐的臣那样位尊权重，更无力改变马楚政权的基本走向，但他们对湖湘化中心的确立却别有建树，马楚时期人群体的生活与创作，反映着“九国”化和学发展的一般情形，它为我们研究该时期历史化的居变与转型提供了鲜活的依据。     

湖湘红色文化融入新时代大学生党史教育路径探析

湖湘红色文化融入新时代大学生党史教育,是思政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现实要求,是打造特色“大思政课”的重要途径。高校要积极探索与创新湖湘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党史教育的路径,抓好课程主课堂,铸湖湘红色之魂,实现课程育人;创建网络新课堂,研湖湘红色之学,落实网络育人;运用实践大课堂,践湖湘红色之行,强化实践育人。     

唐代江南的疫病与户口

唐代后期,江南先后发生了9次较大的疫病,造成了较大的人员死亡。从这些疫病流传的具体情况来看,大多是伤寒、痢疾、疟疾等,鼠疫发生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此外,江南还有一些没有记录具体时间的疫病,也没有为史书重视。唐代后期江南疫病越来越多,与江南经济活动的频繁、人口的增多成正比。疫病发生后,唐政府开展了一系列积极的防治和救助政策,如中央和地方政府为疫区送医送药进行医治,提倡掩埋尸体以遏制疫病的蔓延,蠲免各种赋税减轻灾区百姓负担,甚至还放贷资金作为租税交纳。唐代代宗宝应元年和宪宗元和元年的两次大疫病,造成了大量的户口损失,但并没有达到江南一半人口死亡的程度,元和年间户口的下降主要原因并不是这两次疫病造成的。     

明清江南地区农家肥的商品化研究

明清时期,江南商品性农业发展迅速,农业产出较高,在人多地少的矛盾中,集约化经营和种植面积的扩大导致了对肥料的需求逐渐增加。在本地肥源短缺与经济需求的推动下,江南地区出现了农家肥的买卖活动,其中饼肥和粪肥是最为重要的商品肥料。随着外地输入江南饼肥数量的增加与本地粪肥买卖活动日益频繁,江南农业缺肥的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江南的农作物产量有了较大的提升。尽管受制于自然经济和农民有限的购买力,江南农家肥的商品化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是有限的,但其仍是中国农业发展史上的巨大进步。     

新世纪江南文学与文化研究简述

江南文学与文化研究自上世纪90年代起被学术界密切关注,近年来更是成为学术热点。研究者对江南文学与文化的诸多层面进行了细致且深入的探讨,成果丰硕,不仅涌现出为数众多的学术专著及论文①,更是在江浙沪等地建立了多所研究机构和高校研究专业。2010年12月25～26日"从江南看中国——文学与历史学术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的召开、2011年7月22～25日"首届江南文化论坛"在浙江师范大学举行。江南文学与文化研究、当前的"江南学"研究日益呈现出深刻性、专门化及学科交叉性等特征。经过十年来的积淀和发展,江南学研究以独特的文化视角实现了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多侧面、多维度的深入观照,在历史、文化、文学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江南古桥与地方文化和环境特色融合性研究

江南古桥孕育成长、成熟兴盛于风光旖旎、文化深厚的江南地域,故处处浸染和具备了江南特有的地域元素和文化因子,具有江南烙印式的共通性与和谐性,体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基于江南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独特的环境背景,从江南区域文化精髓和古桥的江南地域环境设计理念和手法来提炼江南古桥的地域特征,并以此揭示江南古桥的文化性和环境设计观,体现出江南古桥共同的区域征候,彰显出江南古桥独特的地域化风采和魅力。     

吴文化对江南民间宗教信仰的影响

吴文化的生成与变迁,受地理环境、经济条件、政治形势、移民结构的规定和影响。吴文化有着独特的区域特征．对江南民间宗教信仰产生深刻的影响。吴地区先秦以来传承不息的迷信鬼神文化传统奠定了江南民间宗教信仰的社会心理底蕴：吴文化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促使佛教、道教鬼神观念向民间鬼神信仰渗透,丰富了江南民间宗教信仰的内容;吴文化的多元性特征促使多种民间宗教相互融合、相互渗透。     

转型中的近代江南农家经济结构——以江苏省无锡县为中心

经济结构的转型是近代江南农村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市场化和现代机器的侵入与一家一户的农桑结合型经营相交织构成了转型时期江南农村经济结构的特有形态;近代江南农家以稻作为主、以蚕桑为辅的生产格局并未发生根本的改变;多种经营和“非农化”是农家经济结构发展的基本趋势。     

江南古桥功能设计的本土化研究

功能设计是所有建筑形式最根本性的设计,江南古桥作为江南代表性建筑之一,其功能设计尤为显著。江南古代桥梁设计师和建筑师以江南地域环境背景为基础,充分运用聪明才智,完美的呈现出江南古桥功能设计的本土化,体现出江南古桥功能设计中独有的江南化特征和元素。此种功能设计的本土化主要从其使用功能、装饰功能和文化功能3个层面系统地加以诠释,折射出江南古人独到且多样的本土桥梁设计精髓、智慧和光芒。     

试析纳兰性德的江南情怀

纳兰性德是清初著名的满族词人,他生于官宦之家,长于帝都北京,却对江南有着特殊的喜爱,在他的诗词作品、书信言谈、为人处事中,无不流露出这份情感。他向往江南风韵,热爱南方文学,与江南文人相交甚密;来到江南之后,更将这份喜爱化为今生来世的理想。     

晚明松江园林的诗性阐释与士林风尚的变迁

受到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晚明时期松江地区掀起了修建园林的高潮,这些园林是江南诗性文化的产物和载体,体现了鲜明的审美自由精神,也是海派文化的重要资源。由于这些园林的主人多为文人士大夫,所以它们表现出浓厚的文人趣味和诗画情趣,折射出晚明松江士林风尚的变迁。     

唐前江南概念的演变与江南文化的形成

“江南”在先秦及秦汉典籍中,泛指长江以南、南岭以北的包括今湖南、江西及湖北的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魏晋南朝时则指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尤其是以建康为中心的吴越地区。唐代“江南”已非单纯的地域概念,又是一文化概念。江南文化发源于先秦时期吴越文化,又是晋唐时期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