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宋人的以文为诗

赵翼《瓯北诗话》卷五说：“以文为诗,始自昌黎（韩愈）,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赵翼的这一段话比较正确地指出了苏诗的特征及成就,认为苏轼继承唐代韩愈,开创了以文为诗的新局面,成就了宋诗以文为诗的独特景观。本文将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为了论述方便,在本文里首先略谈“以文为诗”的渊源及其历史背景,然后讨论苏轼的创作实践和艺术成就。     

韩愈"以文为诗"与唐代古文运动

对于韩愈“以文为诗”的诗歌风格,学术界历来习惯于从文体的角度来探讨其文学价值,对其产生的动因很少讨论,其实,韩愈“以文为诗”的诗歌风格与他倡导的古文运动有紧密关系。韩愈试图通过唐代盛行的诗歌形式来推动古文运动及创作,以此来宣传儒家的道统说。     

浅谈宋人的以文为诗

赵翼《瓯北诗话》卷五说:以文为诗,始自昌黎(韩愈),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赵翼的这一段话比较正确地指出了苏诗的特征及成就,认为苏轼继承唐代韩愈,开创了以文为诗的新局面,     

试论元结诗歌的散文化

元结是唐代第一个大力“以文为诗”的作者,其诗歌的散文化程度大大超过后来的韩愈。本文把元结的近百首诗分成三类,分析“以文为诗”在三类诗歌中的不同特色,进而把元结的“以文为诗”跟韩愈作比较,以突出元结诗在诗歌发展史上的意义。     

论韩愈榜样意识与“以文为诗”的关系

把诗歌作为塑造形象,构建榜样的工具,为复兴儒道服务,是韩愈“以文为诗”的一个主要创作动因。从创作动因上来认识韩愈榜样意识与“以文为诗”的关系,我们就应从题材的差异、材料处理的特点以及结构方式等方面,对体现在具体作品中的“以文为诗”进行更本质的认识和界定。     

论韩愈“以文为诗”的艺术表现

韩愈的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种地位的确立与他＂以文为诗＂的创作倾向息息相关。韩愈的＂以文为诗＂具体表现为：以散文题材入诗;以古文章法、句法、字法入诗;以议论为诗;以赋笔为诗。这是韩愈诗体诗风开拓创新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文体文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文为诗”不始于陶渊明——兼与高建新先生商榷

唐代以前，诗的地位重于文、诗影响其它文体；宋代以后，文的地位重于诗，文影响诗。“以文为诗”产生于唐代诗与文的地位发生根本转变的背景之下，又是古文运动的副产品。“以文为诗”有其特定的内涵和时间限定。陶渊明的时代，似乎还谈不上“以文为诗”的问题。陶诗脱胎于玄言诗，但他摆脱了玄言诗过分“文化”的不足，力图恢复诗歌的诗意，他是在“以诗为诗”而不是“以文为诗”。尽管其诗中尚残留一些散文的特点，也不宜称之为“以文为诗”。从玄言诗到陶诗与韩愈等人从散文到诗的道路是相反的，前者是在排除“文”的特点，后者却是在引进。“以文为诗”始于陶渊明的说法，还有商量的余地。而对于陶诗所取得的高度成就，也不宜归结为所谓“以文为诗”的结果。     

韩愈“以文为诗”举隅

所谓“以文为诗”,即是用做文章的手段来做诗;这是韩愈诗歌艺术方面的基本特点。最早提出这一点的是宋代诗人黄庭坚:“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见陈师道《后山诗话》) 先让我们看看韩愈是怎样以文为诗的:     

试论韩愈诗歌的艺术表现力

韩愈诗歌雄奇瑰伟,在中唐诗坛别具风采,对后代影响深远,但在接受过程中受到"非诗"之讥,被认为是"押韵之文".从韩愈诗歌刻画景物、人物的生动逼真、"以文为诗"的具体内涵等方面,论述了韩诗具有高超的艺术表现力,是货真价实的"诗".韩愈的"以文为诗"实际上是诗文交融的必然结果,在诗歌流变史上,是文体变革内驱力作用下普遍性规律起作用的体现,具有永恒的范式意义.     

诗格之变自韩愈始

本文阐明韩愈在诗歌流变中的地位,认为韩愈的诗变是对我国古代诗歌传统的突破和改变。“以文为诗”首先出自宋人之口,是从韩愈开宋诗风气之先的主要方面的总结。     

试论萧统之“时义”

萧统《文选序》是研究《文选》选文标准的重要依据,但学界多集中于对“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理解,对其中“文之时义远矣哉”一句大多未加关注,而此句在整个序言中既上承,又下启,有提纲挈领的作用.“文之时义”中“时义”一词的理解,对于确定《文选》的选文标准具有重要意义.结合《文选序》全文,考索文、时义、清英,“时义”当指文章美好教化功能之意.再结合萧统本人的文学观及当时重华采,尚巧似,追求骈俪、声律和文采之美的文学风尚和审美追求,“文之时义”在内涵上可兼指形式上追求艺术之美、内容上注重教化之功     

论韩愈碑志文的新变及其影响

韩愈碑志文在碑志类文体的发展演变历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创新意义,它革新了刘勰以蔡邕碑志文为审美典范的风格范式。其创新表现在艺术形式上体制多变、刻画生动,情感表现上爱憎分明、自然坦率以及以文倡儒、攘斥佛老的新文道观。韩愈碑志文开创的新的审美范式对于后世欧阳修、苏轼、茅坤及桐城派文论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苏轼贬惠与韩愈贬潮影响比较谈

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苏轼贬寓惠州后的思想、人格和业绩都要比韩愈贬寓潮州强。可是,韩愈贬潮后的影响却比苏轼贬惠后的影响大得多。原因是什么?文章从苏轼对韩愈的推崇、遭贬后的地位、韩愈维护正统的儒家思想以及后世历代官员对文物的保护和宣传等四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从而得出事实的结论和历史的结论。     

初唐四杰的辞赋、骈文对诗歌革新的影响

初唐四杰的辞赋、骈文因被斥为“时带六朝锦色”而多不被人认同。这两种文体在事实上起到了开拓文学样式新路的作用。在辞赋的影响下,“四杰”的歌行呈现出铺陈展衍,纵横阖的气势;同时,辞赋中借事抒情的手法,赋予歌行一体以极大的语言表现力。而骈文的对偶、声像等形式方面的特点,被“四杰”运用于七言歌行,促进了“初唐体”的形成,也被推广到近体诗中,完善了五言律诗的格律体制。     

名士才子,语本天然:尤侗《百末词》论

清初文学家尤侗词集《百末词》在清初词坛独树一帜。词学观念上强调"道真性情"。创作上不以《花》《草》为宗。《百末词》艺术色彩鲜明:性情至真,感人至深;体物缘情,精切流丽;词风清新,自成一家。有论者认为《百末词》是《花间集》和《草堂诗余》的遗风,艺术成就不高,不是客观公正的评价。     

论苏轼对文心雕龙文学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我国古代早在韩愈之前已经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文道观:一是重道轻文的儒家文道观,它所说的道只局限于儒家之道;另一是刘勰《文心雕龙》的文道观,它对道的理解不囿于儒家之见,指的是自然之道,并重视文的能动作用及其审美特点。到了宋代,苏轼继承和发展了《文心雕龙》的文道观,并结合自己的艺术实践,对文艺的规律和审美特点作了深入系统的阐述和探索,贡献巨大,应予肯定。     

雄深雅健,如对文章太史公——从《贺新郎》词调看稼轩词之“雅”

韩愈评柳宗元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辛弃疾以文为词,无事不入,亦有＂雄深雅健＂之风。本文试以《贺新郎》词调为例,分析稼轩词＂雄深雅健＂之＂雅＂。稼轩词,气度宽宏,情致高雅,绍《诗》之雅正;承＂经＂＂史＂＂子＂之古雅。     

略论刘勰、钟嵘的“自然”论文学观

"自然"是中国古代文论中一个重要的范畴。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存在着一种以"自然"为核心的文学观,系统体现在魏晋六朝《文心雕龙》、《诗品》两部鸿篇巨制中。刘勰以"自然之道"为基础,以"自然"为核心探讨了文学发生、文学创作以及文学风格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建立了相当系统化的"文道自然"观。钟嵘《诗品》则在诗歌理论上确立了"自然英旨"的审美标准,提倡"即是即目"的"直寻"创作方法,进一步促进了"自然"论文学观的确立,并对后世文论影响深远。     

韩愈诗文在韩国的传播时期、过程和背景

在韩国高丽、朝鲜两朝,韩愈被韩国的众多评论家誉为成就最高的诗文作家。韩愈的诗歌在科举考试的影响下,从高丽初期开始就较快地受到了当时读书人的瞩目;而他的散文是在进入高丽中叶古文之风兴起之时被正式引入,以后便广受知识界人士的关注和推崇,高丽中后期以来因被评定为学习古文写作的典范而叹为观止;进入朝鲜时代,韩愈的文集更是广泛刊印,风行整个朝鲜,影响深远。这样的推崇和风行主要在于两项历史文化和政治背景：一是从高丽武臣执政时期后正式推动的文学主体与文风的转折,二是受到国家政策的关怀和国君的爱好。     

《文赋》的创新说与陆机的《拟古诗》

陆机《赋》提出创新，其创新说实际上是一种继承基础上的创新。由于坛模拟创作蔚然成风，《赋》并不排斥模拟诗意而更注重辞的创新。陆机则选择与他情感相通的古诗作为模拟对象，在《拟古诗》中进一步融入个人的生命体验。拟作比起原作，情感更为复杂深沉，同时一改古诗的质朴而表现出典雅华美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