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基督教文化与程育真的文学创作

东吴系女作家程育真是一名皈依基督的理想主义者,她一直试图在文本中建立一个充满平等博爱的"理想国",然而其温婉的风格一涉及现实的洪流便转为一种理想失落的感伤。整体上看,程育真的创作具有基督教的神性色彩。     

On Christian Culture and CHENG Yu-zhen＇s Literary Creation

东吴系女作家程育真是一名皈依基督的理想主义者,她一直试图在文本中建立一个充满平等博爱的＂理想国＂,然而其温婉的风格一涉及现实的洪流便转为一种理想失落的感伤。整体上看,程育真的创作具有基督教的神性色彩。     

论五四女作家笔下的上帝形象——以苏雪林、冰心为例

五四女作家和中国男性知识分子一样不否定上帝的男性身份,但在女性经验下,她们更易于用母亲形象或女性形象表征她们对上帝的体验。苏雪林、冰心的创作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特点。她们一方面用上帝慈爱的"父亲形象"对抗中国家族宗主社会中威严不可侵犯的父权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又凭借自己的女性经验彰显上帝的女性和母性形象,寻求觉醒的女性所信靠的力量。五四女作家笔下上帝形象的特征折射出文化交流与对话中中国知识女性的独特性反应。     

参与生活与反映生活——益希卓玛文学创作论

半个世纪以来,西北边陲藏族女作家益希卓玛在参与生活与反映生活两个战线努力工作,她的创作极富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格,她的文学成就和文化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走下圣殿的"上帝"——论穆旦诗歌里的"上帝"意象

穆旦是九叶诗派里最有成就、最具风格特色的诗人之一.穆旦的诗作里常常出现"上帝"、"神"、"主人"、"主"等意象,其实这些都是"上帝"不同身份的代名词."上帝"曾是救世主,是人们心中的一个信仰,一份前行的勇气,一股克服不辛的力量.穆旦诗歌里的"上帝"意象是诗人"人身以外"的一个支点与一份安慰.当诗人看到现实里的人们生活在困苦、绝望中,芸芸众生在困苦中挣扎,诗人试图用这些意象来消解现实的困惑与艰难.但是,诗人穆旦发现,曾经至善万能的上帝,再也不堪承受当下的生命之重了,诗人对此感到无比的惋惜与悲哀.     

上帝的困惑——论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两重性

基督教作为一种完全外来的宗教文化,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缺乏超越性,民间信仰的复杂性,以及基督教新教自身的特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且逐渐被中国的民众所接受。但同时它还必须面临被拒斥的一面。     

论基督教文化与五四女作家研究的视角与走向

“基督教文化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一个可以不断开拓和深化的研究课题，许多专家和学者都展开了这方面的研究与论述。五四女作家对基督教文化的接受与过滤就表现出她们的独特性。把她们置于基督教文化背景之下，分析她们接受基督教文化的历史渊源、基督教文化在她们创作中的具体表现和这种宗教情愫对五四女性文学的影响，有利于我们全面了解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发生、发展，有利于进一步把握她们的创作个性和拓展女性文学研究。     

南宋女词人李清照之文学成就及影响

通过对李清照所写的词的内容及艺术的浅析,以及李清照个人的不幸遭遇,充分表现出李清照超人的诗词才华和艺术风格。肯定她不愧为"词坛正宗"及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女词人。     

心怀“上帝”,脚踏东西——论林语堂的世界文化观

"五四"以降,面对东、西方文化问题,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多持文化激进主义,而文化保守主义者也不乏其人。林语堂的世界文化建构独具一格,且对今天的文化发展仍有重大意义。林语堂"两脚踏东西文化",在儒、释、道以及基督教之间优游自如,融会贯通,看似"矛盾"的思想表层下,是对"上帝的父性"的坚信及对生命精神价值的丰富和永恒的坚定追求。他通过人文主义思想这个"筏子"渡过迷津,孜孜以求个体的精神自由与道德完善,并将现代基督教人学精神引入到自己的文化构想中,力图建立一种理想的个人主义的世界文化。     

从传播福音到女子教育——中国教会女子大学的本土化过程

中国源远流长的儒家文化强调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这是教会女子大学进入中国的重要社会历史背景。传教士在中国率先创办女子大学的初衷是为了培养高层次的女性神职人员,以利于更广泛地传播基督福音,但我们不能因此否认教会大学在发展中国女子高等教育方面的开创之功。中国的教会女子大学经历了从"传教机构"到"教育机构"的功能转变。     

人面桃花相映红《桃花六记》父女情

中国作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李绍珊与其女儿李虹玉（贵州大学艺术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合著的《桃花六记》是一本另类散文著作。全书通过大量的文学作品、史料和科学考证，来探寻桃花的历史渊源，入文、入诗、入画，给读者以美好的向往和奋进的理想。     

《劝导》中父女"对话"阐释

对话不仅是人们思想交流的一种重要手段,而且也可以促使人们打破思想僵化、促进思维发展。米哈伊尔.巴赫金对此有深入研究,并将这一理念运用于文学创作。他认为真正的文学创作都体现出积极的对话精神,女性创作也不例外,奥斯丁的小说亦遵循此道。她的最后一部小说《劝导》展现了女主人公与父亲的直接对话,以及父亲不在场的情形下父女之间的虚拟对话,从而展示了奥斯丁对当时女性生存状态的反思以及她的女性觉醒意识。     

新时期的台港文学研究

对台港文学的研究，开始有从政治出发的倾向，表面在台湾文学研究中是重乡土派文学轻现代派文学，重怀乡爱国主题的作品忽略其他题材作品；香港文学研究中配合“九七”回归过于直接和简单化，对“南来作家”的作用强调过头。后来的研究跳出了为政治服务的框框，逐步回到文学本身的轨道上来，使这些研究论著具有自己的科学形态和学术品格。     

启蒙运动与基督教文化传统

本文从基督教文化的独特视角对 1 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进行了重新审视 ,认为启蒙运动虽然是有反封建、反宗教的一面 ,但更重要的是在于倡导一种新的信念和理想 ,从而在启蒙运动内部蕴育了一种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新文化精神     

社会变革与传统文化的二律背反——陕西男作家笔下女性悲剧命运的解读

80年代后风起云涌的社会变革、女性解放浪潮给陕西籍男作家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以巨大影响,他们在作品中着力塑造新女性形象并彰显女性意识,但他们仍无法摆脱三秦大地古老的男性审美标准和男权意识,因此在两种思想的共同作用下,这些男作家笔下的女性人物多挣扎于无可奈何的凄苦命运中无法自拔。     

当代作家身份的体制化与文学转型——以丁玲为例

从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的转变意味着由新型国家限定的作家身份及其功能的变化。当代作家的身份不仅是作家,更是“革命干部”、“文艺官员”或“文艺战士”的身份。双重身份决定了作家必须调谐由此带来的矛盾,而调谐器正是国家所认定的社会阶级关系。论文将以丁玲为例,分析国家意识形态如何通过身份的体制化对作家进行规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