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与韩映山

浩然与韩映山都是我国当代著名作家。浩然是现任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韩映山曾是保定市作家协会主席。当然,韩映山的名气不如浩然大,但他却是我国当代文坛上著名的荷花淀派的重要成员。由于工作上的原因,我和这两位作家都认识并且熟悉。自1980年2月北京晚报复刊以来,这两位作家在北京晚报副刊上发表的作品,大都是经我手处理后才见报的。我和浩然是1971年春天认识的。自那时起,他一直支持我的工作,很热情。我也一直像对老大哥一样尊敬他。而韩映山,我则是1961年在南开大学读大一时认识的。那时,韩映山和我们一起听张怀瑾先生的《文…     

也为感谢而编

正1989年,人民日报出版社主任(社长)姜德明兄要我编一本老作家孙犁先生的小说集,此前他对我说过:"你的几十首诗和散文,都是孙犁经手编发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的,那时我写书话挨批,你用笔名写作还得奖。"我找出当年《天津日报》剪报,粗略一数,竟有二十五篇之多,孙犁先生要付出多少心力!     

遇折不回始成真

1980年6月5日四版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我写的一篇读者来信《尽量减低柴油机的噪音》。这篇来信刊登时,我还只是农村生产队的一名普通农民,那时高兴的心情自然是没说的。由于这篇稿件是在《人民日报》刊出的,结果被我们的友好邻邦朝鲜的同志看到了我的地址。朝鲜外国文书房(现在改叫朝鲜出版物交流     

我与“小豆腐干”

报刊上录用篇幅不长的稿件，通常被雅称为“小豆腐干”。我的业余报道就是从报纸刊用我的第一块“豆腐干”开始的。入伍第一年，我只是给营里写点广播稿，或给连里黑板报和墙报投稿。1972年下半年的一天，或许是思想情感的涌流，我悄悄地写了一篇体会稿件，又悄悄地寄到南京军区《人民前线》报社。班里的同志谁也不让知道，战友问起还回答是在写信呢。那时觉得万一见不了报，怕被人嘲笑为癫蛤模想吃天鹅肉。可第一次向报社投稿，哪有把握呢，试试罢了。过了一段时间，我的署名稿件《写一次申请，找一次差距》，在11月24日《人民前线》报党团…     

别让记者承包净了版面

在省报工作的时候,记得有位读者给报社写信批评报纸说:“我每日打开报纸,看见报纸上各大版的稿子,几乎都成了本报记者写的,群众写的稿件登不上,希望报纸改变这一现象。”对这位读者的意见,怎么看?我们当时的报社总编让群工部的同志统计了几天的《人民日报》,最后他得出结论说:“记者的稿件登得多?是好现象,《人民日报》发本报记者稿件达到94%左右(包括新华社电稿),我们还不及哩!”那位读者的意见给否定了。可这件事儿,一直在我的脑子里逗留着。近     

漫卷诗书喜欲狂——迎香港回归

我是一个在香港生活过、工作过的人,对于香港的回归,更有不同的感受。 解放前夕,我在香港办过三家报纸——《星期报》、《周末报》和《文汇报》。《星期报》出了一期就停办了。《周末报》和《文汇报》办的时间要长些。 《周末报》是夏衍同志提议办的,我在香港做着《文汇报》和《周末报》两个报的总编辑。好在那时年纪轻,精力足,可以应付。当时我经常用“吴士”将军的笔名在报纸上发表军事评论,在香     

不要“以人为据”

青年作家陈国凯同志,与著名文艺评论家萧殷同志有着师生情谊,他在悼念萧殷同志的一篇短文里说“四人帮”垮台以后,萧殷同志一度担任《作品》的主编,约他写稿,他一连写了几篇小说,结果都被很快退回来了.他很纳闷,心想:这些稿子都是您约的,干么都退回来了?因而心里颇有些不快。后来他碰到萧殷,萧殷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我编刊物是只认文章不认人的。私交是一回事,文章又是一回事,我不会因私交而降低对作品的要求.”陈国凯很受感动。但是,我们现在也有极少数编辑同志,在选用稿件的时候,往往不是以稿件质量的好坏,决定取舍,而是先看这稿件的作者是谁,     

邓拓同志和他的《燕山夜话》

第一次接触邓拓同志生前总喜欢开玩笑地对我们说:“我给《北京晚报》写《燕山夜话》,是被你们逼着上马的。你们真有一股磨劲儿。”确实,我们当时那股磨劲儿,也真够邓拓同志受的。按我们自己的行话来说,对有的作者,就是要抓住不放。邓拓同志就是被我们抓住不放的一个。当他还在《人民日报》工作的时候,在我们组稿作者的名单上,邓拓同志的名字就列在前面。很多作者都被编辑部的同志一个个“攻”下来了,唯独邓拓同志,因为他太忙,却始终没有得到合适的机会。     

我的第一份教学档案

整理旧物时,一份发黄的教案赫然跳入眼帘。我有理由认定这是我的一份珍贵的人生档案。我的教师生涯,就是从它开始的。 1975年,我上了和县师范学校。是推荐的。那时上大学靠的是老茧,电影《决裂》里批判马尾巴的功能,就说到读书和劳动是分不开的。老师和学生也是分不开的,我们常常和老师在一起喝酒,还划拳呢！ 学校有两块牌子,除了师范学校,还有是“‘五七’大学”。学校跟生产队一样,依山傍水,有大片农田。每学期上两个月的课,种两个月的田。读书不用考试,上课也和开座谈会一样。我曾和现在的学生说起过这段往事,学生们都高兴死了,说随便怎样,只要不考试就好。 那时时兴学生教学生,两个语文教师就推荐我,说我会写文章,教语文一定能行。就这样我这个鸭子被     

可贵的“李嘉”精神

我在解放军报社工作期间，有11个年头在理论处当编辑。理论处的几任领导叶寒青、林平、吴牧华、卢文华和许多老编辑的品格和工作精神，给我很多教益，至今难以忘怀。翻阅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解放军报》的《思想战线》专版，在文章作者中，可以见到一个经常出现的名字———李嘉。这是理论宣传处编辑常用的一个共同笔名，与这个笔名类似的，还有李增之、黎佳、施佳等等。处领导、编辑自己撰写的文章，有时也用这类笔名。当时，《思想战线》专版刊登的稿件，许多是部队做实际工作的同志撰写的。这些同志生活在部队，实践经验丰富，部队现实…     

编辑要一切为广大读者着想

我是学师范的(1960年夏,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本来应去教书,但是组织上安排我做编辑工作,一做就是35年,其间做广播编辑10年,做《湖北广播》业务刊物编辑10年,做《湖北广播电视报》编辑15年。通讯员朋友都亲切地叫我“朱编辑”,所以我给自己取笔名叫“诸边”。后来我当了《湖北广播电视报》的头,同行称我“朱总编”。我想,我的确总在编啊,从来没有离开过具体的编辑工作。在做《湖北广播电视报》编辑工作中,除了出差外,几乎每期稿件都要过目,付出劳动。 我在广播电视战线长期做编辑报纸刊物的工作,也算一个特点。即把广播电视上宣传的事,或是与广播电视有关的事,通过加工,变成文字,刊登在报纸刊物上,继续宣传,形成了声、屏、报、刊的整体     

《西瓜兄弟》的作者究竟是谁?

新闻名篇《西瓜兄弟》的作者究竟是谁?二十多年来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是王匡,一说是解清。王匡同志在新华通讯社,解清是黎辛同志的笔名,现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如果今天这些新闻界的老战士尚健在时我们还不把史实澄清,后人就更难分出真伪了。因此,我认为应该为《西瓜兄弟》的作者正名。     

编译、出版和发明——记郑易里同志

1936年11月,我到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邮购科当练习生,开始接触到了许多社会科学和进步文艺新书。其中邮购读者要求购买最多的一本书是艾思奇同志写的《大众哲学》。而凡是购买《大众哲学》的读者,又往往都再买一本艾思奇、郑易里合译的《新哲学大纲》,因而郑易里的名字,也为大家熟知了。我那时未见过易里同志,但每当我拿起那本厚厚的28开见方、装帧精美、用重磅木造纸印制的封面上再蒙上一张玻璃纸,因而发出光亮的《新哲学大纲》时,我心里就在说:郑是一个大作家。我到社不久,“七君子”事件发生,社长李公朴先生也在被捕七人之中,读社顿时陷入…     

对这些问题应怎样看待?

编辑同志: 我是一位业余通讯员。去年,我采写了《校园浓烟何时了》、《一位乡长吃垮了两个村》及《罗庄乡偷伐泡桐的现象十分普遍》等批评稿。稿件写好后,我就拿稿件到乡政府及有关单位签字盖章。可有关单位及乡政府有关人员不给盖章。其理由是:批评稿广播后,我们承受不了。一位乡干部对我说:“你是业余通讯员,应多写些表扬     

题材、典型性及其他——关于一篇报告文学来稿的简析

《新闻与写作》编辑部转给我一篇报告文学习作及作者的信。作者周自狄在信中说:“……我写了一篇《团旗下的‘花香’》的报告文学……写好后,我送给了主人公及主人公所在的厂党委。他们看后都说:‘写得比较成功’,我拿给周围的同志看,他们都说不错。可是,当我把稿件投到有关报刊时,却给退了回来……”作者看了《新闻与写作》后,希望能帮助他找找其中的原因。     

曹靖华先生的谆谆教言

曹靖华是我中学时代就十分敬仰的大作家。1976年春,我去北京参加《鲁迅全集》的编辑注释工作,有幸见到了曹老。那时,曹老注释的《鲁迅书简——致曹靖华》和散文集《飞花集》正交上海出版。上海出版社对注释稿和散文集的一些文字有修改意见,由余仁凯同志打长途电话给我,要我去向曹老当面请教。这样,我几次到曹老家里。文稿改动的事,每次都是几分钟就解决了。接着曹老就同我随便聊天。他经西伯利亚大铁道去莫斯科的惊险故事,他在苏联的学习情况,当年未名社的事情,曹老每次都兴致勃勃地谈上一二小时。这真是我受教育和长知识的好机会。在曹老家里还认识了他的女儿苏玲同志。     

通讯员园地

一日,我将一篇新闻稿投寄给本地报纸的一位编辑,数日过去了,如石沉大海.于是,我又将新采写的两篇稿子亲自送到报社(我距报社很近),正好那位编辑也在,我顺便问起寄去那篇稿时,他吞吞吐吐地打着哈哈.无意中我发现他桌腿下有一个皱巴巴的纸团,拾起一看,正是我那篇稿,看得出是用来擦桌子后甩下的.那位编辑有些尴尬地收回了稿子.几天后,那篇稿子便见报了. 由此,我想起了老作家、老编辑孙犁,他从事编辑工作大半辈子,对待投稿者的稿件从来都是认认真真的,凡是到他手下的稿件,拆封时都注意不伤及稿件,保持稿件的清洁,从不给人家污染,即使不用的稿件,有什么意见总是写在小纸条上,不在稿件上乱画,他也从没丢失过一篇稿件,即使很短的稿子,(见孙犁《编辑笔记》关于编辑工作的     

学刊·编辑·图书馆运动

在排名较为靠前的省级图书馆学术刊物中,《图书馆建设》一直是我所喜欢的刊物之一。早在1980年代读研时,该刊就采用过我的稿件《社科文摘生产宏观控制的几个问题》,那时我的研究方向正是社科情报。毕业留校后,该刊人物栏目采用过我对陈誉先生的采访——《他选择了图书馆教育》。而该刊给我印象最最深的一件事发生在1990年底,当时我收到《黑龙江图书馆》编辑部寄来的一封信,信中附有文榕生先生的     

《保定调查》出版始末

保定市档案馆的革命历史档案中保存着一套完整的《保定调查》,长期以来我一直想弄清楚《保定调查》当时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版的,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最近我翻阅党史大事记,偶然发现。原来刻印《保定调查》的同志还健在,正是原保定市档案局局长离休干部石志坚同志。我赶紧与他进行联系,了解了《保定调查》出版的全过程．     

三天追访三位世界名人

编辑同志:您好!我们报纸最近开辟了《名人风采》专版,要求记者经常提供名人专访稿,我感到压力很大。因为名人都很忙,联系上就不容易,不要说作深入采访了。您能给我指点一二吗?读者王东王东同志:您好!人物报道是新闻报道的一个重要课题,在我的记者生涯中采访过的名人不下百人,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体育、法制等各领域,有些是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