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先发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实证研究——基于社会资本

采用经济先发地区的顺德1592个居民问卷调查数据,基于社会资本因素构建了居民个人主观幸福感的分位数线性回归模型,通过模型分析,社会资本变量对居民幸福感会产生显著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提高个人主观幸福感的政策建议。     

经济先发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与收入关系的实证研究——以广东顺德为例

采用经济先发的顺德地区848个居民问卷调查数据,基于绝对收入、相对收入和期望收入因素构建了居民个人主观幸福感的回归模型,通过模型分析三种收入因素对个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相对收入变量并非绝对收入变量更能提高居民的个人主观幸福感;同时,由于个人对期望收入的水平不断提高,从而对个人幸福感起到抵消作用。基于此结论,相应提出了提高个人主观幸福感的政策建议。     

海口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现状调查

采用“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简版）”作为工具,利用自评和测评相结合技术,对2257名海口市居民幸福感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海口市居民幸福感自评平均得分为75．29,测评平均得分为81．98,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健康、经济收入、婚姻、居住条件和社会支持是海口市居民认为影响其幸福感的前五位因素。对海口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群体差异进行方差分析发现：婚姻、文化程度、个人月收入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     

谁更幸福？——代际视角下的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研究

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考察了不同代际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差异性,探讨了各类人口统计变量、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对不同代际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检验了代际在不同因素对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出生于“社会主义建设一代”（1950～1966）的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要显著低于“文革一代”（1967～1978）和“改革开放一代”（1979～1989）;各类人口统计变量、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对不同代际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代际调节着年龄、个人收入、健康状况、个人社会阶层、家庭社会阶层、情绪状态和社会公平对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鲁东地区城乡居民领悟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以鲁东三市为例

以鲁东沿海地区居民为例,旨在探讨居民主观幸福感与领悟社会支持的关系,为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提供有效的指导。采用随机抽样方法对鲁东三市(青岛、烟台、威海)居民进行主观幸福感与领悟社会支持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鲁东地区居民领悟社会支持总分较高,居民所能体验到的社会支持较高;主观幸福感总分均分为77.90,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指数较高。鲁东地区居民在主观幸福感及各维度上,显著受到性别、居住地、婚姻、文化程度、经济状况的影响(p﹤0.05)。同时发现,领悟社会支持及其三个维度与主观幸福感及各维度呈显著正相关(p﹤0.01)。总体而言,鲁东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指数较高,居民主观幸福感与领悟社会支持间存在较高相关度。     

社会信任与主观幸福感如何影响公民网络参与态度？——基于CGSS2017数据的分析

网络参与态度是公民对待网络参与的具体反应,而社会信任和主观幸福感是影响网络参与态度的重要因素。基于CGSS2017数据,对反映公民社会信任、主观幸福感与网络参与态度的数据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研究发现：社会信任对网络参与态度和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社会信任水平越高的公民对待网络参与的态度越积极,主观幸福感越强。主观幸福感对网络参与态度具有显著的反向影响,主观幸福感越强的公民对待网络参与的态度越消极。在影响网络参与态度的同时,主观幸福感会削弱社会信任对公民网络参与态度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强主观幸福感公民对网络参与的不认可、网络参与对公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异质性以及主观幸福感年龄差异带来的影响,都是导致主观幸福感对网络参与态度产生削弱效应的主要原因。     

贵州少数民族居民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

采用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简本（SWBS-CC20）、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和自编少数民族居民社会心理压力问卷作为研究工具,选取贵州省各地区少数民族居民2000人进行问卷调查.少数民族居民主观幸福感在收入、城乡、受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上存在显著差异.少数民族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总分与社会支持总分、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对支持利用度之间均存在显著性正相关;少数民族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总分与文化婚姻压力、家庭生活压力、健康安全压力和社交方面压力均存在显著性负相关.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对支持利用度可以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文化婚姻压力、家庭生活压力和社交方面压力可以负向预测主观幸福感.     

我国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研究述评

在介绍主观幸福感的概念和测评工具基础上,回顾了我国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基本状况,并着重对影响我国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家庭因素和个体心理因素的研究进行了介绍,最后针对我国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测评工具、内在影响因素、影响机制和干预等四个方面提出了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村转居社区新居民心理幸福感的调查研究

本研究采用问卷法对村转居社区新居民心理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和社会支持特点以及三者间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村转居社区新居民的年龄、居住状况、婚姻状况对心理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和社会支持的影响有显著差异。(2)居住状况为"三代同堂"的已婚新居民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显著低于其他居住条件的新居民。(3)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及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相关显著。(4)村转居社区新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对主观幸福感有直接的预测作用。     

社会资本对幸福感影响的实证研究——以佛山市顺德区为例

利用顺德地区居民调查数据探讨了社会资本对幸福感的影响。首先运用因子分析法构建了与社会资本相关四类综合变量．然后采用核估计方法分别对四类变量与幸福感之间的线性性关系进行了回归,在此基础上,建立半参数回归模型估计了社会资本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最后,构建了变系数分位数回归模型讨论了社会资本对不同幸福感群体的影响。结果表明：政治环境、社会关系及能力发挥对幸福感有显著影响：社会关系及能力发挥对不同幸福感群体均有较显著的影响并且影响强度大。     

语言能力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考察大学生语言能力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发现,大学生群体语言能力与主观幸福感显著正相关,即普通话和英语能力越强的学生,主观幸福感越强;语言能力不仅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还通过社会支持的中介变量间接影响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大学生语言能力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因个体异质性存在明显差异。     

免费师范生主观幸福感及影响因素探析

采用问卷调查法,随机抽取339名免费师范生,探讨个人自尊、集体自尊、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贡献。结果表明：免费师范生主观幸福感、个人自尊和社会支持处于较高水平,集体自尊处于中等水平;个人自尊、集体自尊、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显著正相关,与消极情感显著负相关;个人自尊、集体自尊和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个人自尊对主观幸福感的贡献最大,集体自尊次之,社会支持贡献最小。     

大学生心理素质与主观幸福感:自尊的中介作用

采用<大学生心理素质量表><自尊量表>和<国际大学调查>问卷对938名大学生进行测试,旨在探讨大学生心理素质、自尊及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回归分析表明:心理素质对自尊具有显著的回归效应,对主观幸福感及其因子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具有显著的回归效应,自尊是心理素质与主观幸福感的一个中介变量,心理素质通过自尊的完全中介对消极情感产生间接影响;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进一步验证了自尊是心理素质与主观幸福感的中介变量的结论.心理素质、自尊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得到结构方程模型的有力支持.     

经济先发地区居民幸福感与程序效用的关系研究--基于广东顺德地区居民调查数据

基于经济先发的顺德地区居民调查数据,本文以程序效用为主线,通过构建半参数回归模型,分群体系统探讨了程序效用相关指标与幸福感的关系。研究发现：1）社会民主状况、个人能力发挥及社会活动参与度等对幸福感均有显著影响,但他们的影响程度在不同群体间存在差异;2）比较而言,社会民主状况对未婚群体和男性群体的作用更为明显;个人能力发挥对于女性群体和外地户籍人口群体幸福感的影响更为显著;参与社会活动对于已婚人群和外地户籍人口的幸福感影响程度显著。     

社会背景和家庭背景对个人教育收益的影响——基于隐变量模型的估计

依据吉林省的微观数据,文章分析了社会背景和家庭背景对个人教育收益的影响。在收入方程中引入社会背景变量后,明显地降低了个人教育收益率的估计值。而且,应用隐变量模型采用家庭背景变量作为工具变量之后得到修正的个人教育收益率的估计值为7.5%左右。估计结果表明,社会背景和家庭背景确实对个人教育收益有着显著的影响。     

社会经济地位对我国居民自感健康水平的影响——基于CGSS2010的一项实证研究

本文主要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年的数据,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检验居民个人经济收入、受教育程度等客观社会分层变量对居民自感健康的影响。研究表明:居民个人经济年收入、受教育程度等客观社会分层变量与其自感健康水平显著相关。     

大学生社会态度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研究

以684名大学生为调查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来探讨应对方式在大学生社会态度与主观幸福感二者关系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发现:(1)大学生社会态度、主观幸福感、积极应对、消极应对变量之间两两相关显著;(2)大学生社会态度对主观幸福感影响显著,且为正向影响;(3)在大学生社会态度对主观幸福感影响中,应对方式起着部分中介效应。并依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应建议与对策。     

有留守经历高职生主观幸福感与自我价值感关系研究

目的:探讨有留守经历高职生主观幸福感特点及其与自我价值感的关系。方法:采用主观幸福感指数量表及自我价值感量表对238名有留守经历高职生进行测量,并与250名无留守经历高职生对照。结果:(1)有留守经历高职生主观幸福感和自我价值感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2)有留守经历高职生主观幸福感在性别、年级、专业和经济状况等维度差异不显著;在性格和是否担任学生干部维度差异显著,外向学生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内向学生,学生干部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非学生干部;(3)有留守经历高职生主观幸福感略低于无留守经历高职生,但差异不显著;(4)自我价值感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个人取向一般自我价值感和社会取向特殊自我价值感显著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其中个人取向一般自我价值感预测力更强。结论:性别、年级、专业和经济状况不影响有留守经历高职生的幸福感,性格、是否担任学生干部以及自我价值感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     

大学生社会支持、核心自我评价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

目的:探讨大学生社会支持、核心自我评价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方法:采用社会支持量表、核心自我评价量表和主观幸福感量表对951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1)方差分析表明,社会支持/核心自我评价不同组别在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均存在显著差异.(2)相关分析表明,社会支持,核心自我评价与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显著正相关,与消极情感显著负相关.(3)回归分析表明,社会支持对核心自我评价和主观幸福感各维度回归效应显著,核心自我评价在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结论:社会支持和核心自我评价均可作为主观幸福感的预测变量,核心自我评价是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一个中介变量.     

农村大学生的社会支持、心理弹性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

农村大学生的身心健康越来越受到教育者的关注,社会支持、心理弹性和主观幸福感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有着重要影响。本研究以河南中医学院中农村大学生为被试,运用问卷调查法,以社会支持度、心理弹性水平和主观幸福感水平为研究对象,研究结果显示:农村大学生社会支持度和心理弹性及主观幸福感三个变量间呈现显著正相关,心理弹性在社会支持度与主观幸福感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