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昂诗文编年考辨点滴

陈子昂(661—702)逝世,距今已是一千二百八十周年了(据罗庸《陈子昂年谱》)。在这漫长的历史阶段中,不少名人学者、甚至是名传千古的大诗人都对陈子昂在文学史上的伟大贡献作了高度的评价。随着陈子昂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为陈子昂的生平、诗文编写年谱的文章也应运而生。1955年,罗庸先生的《陈子昂年谱》(下称《罗谱》)是自唐以来为陈子昂编写的第一本年谱。它不仅是陈子昂研究工作的基础,亦属历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文献;1945     

杜甫与元结及《箧中集》作者

杜甫对元结的《春陵行》、《贼退示官吏》二诗给予高度评价,他们都强烈地带有儒家理想主义的色彩,所以相视而笑,莫逆于心。元结编撰的《箧中集》是一部有思想有提倡的选集,其作者都是处于社会边缘、文坛边缘的贫穷文人,作品与所谓“盛唐气象”、“少年精神”大异其趣。杜甫同其中部分作者认识,并注意从这些草根诗人那里吸收营养,“不薄今人”而且“转益多师”,也是他能够集大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元结与永州水石文化

唐代宗广德、永泰、大历间,元结两任道州刺史,辞官后寓居浯溪,在今永州境内活动前后十年,著述约70篇,其中最值得注意者有十九铭一颂。元结在道、永二州所游历,则有三溪、三岩、二崖、一谷。元结大规模开辟了今永州境内的景地,开创了摩崖石刻的先河。由其诗文意象所描述而言,永州本土文化可以称之为水石文化。     

元结与永州水石文化

唐代宗广德、永泰、大历间,元结两任道州刺史,辞官后寓居浯溪,在今永州境内活动前后十年,著述约70篇,其中最值得注意者有十九铭一颂。元结在道、永二州所游历,则有三溪、三岩、二崖、一谷。元结大规模开辟了今永州境内的景地,开创了摩崖石刻的先河。由其诗文意象所描述而言,永州本土文化可以称之为＂水石文化＂。     

杨岘年谱补述（上）

本稿在吴兴丛书本《迟鸿轩集》附录《藐叟年谱》的基础上,搜辑其往还朋辈诗文中酬赠、唱和资料,增益其生平行迹,补充其治学、习书之迹,交游、酬唱之什,聊补年谱之未备,以供论文史者参详。     

句浅而情深--浅析元结诗歌

元结是中唐的作家,其诗文在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他的诗没有太多修饰,语句简洁,语义浅显.但并非浅陋,而是有着深沉的感情与充实的内容.本文试从其诗文主张、创作实践、及其所处家、国环境还有其思想性格方面加以论述.     

杨岘年谱补述（下）

本稿在吴兴丛书本《迟鸿轩集》附录《藐叟年谱》的基础上,搜辑其往还朋辈诗文中酬赠、唱和资料,增益其生平行迹,补充其治学、习书之迹,交游、酬唱之什,聊补年谱之未备,以供论文史者参详。     

李白未至零陵辨

李白一生是否到过零陵,古今学者说法不一。王琦《李太白年谱》,未提来零陵事。黄锡圭的《李太白年谱》,郭沫若的《李白杜甫年表》、詹镆的《李太白诗文系年》,则云到过零陵。一九八三年《岳阳师专学报》1—2期,载有张建同志《李白巴     

杜甫研究辨误三则——与萧涤非、丁启阵、肖文苑等先生商榷

萧涤非先生在《杜甫诗选注》中认为《曲江三章章五句》＂是杜甫的创体＂,考察中国古代诗歌创作实践,此格实则首创自南朝梁代张率的《白纻歌辞》 丁启阵先生在其著作《诗意人间》中关于唐代大诗人杜甫生平交游的论述里,两度将杜诗中所载的好友苏源明,错解为杜甫晚年方才结识的友人苏涣,与创作实际完全不符,实属对于杜诗的误读 而肖文苑先生在其所著《唐诗趣话》＂杜诗觅虎＂一节中,误以杜甫《彭衙行》诗作于《北征》诗之后,遂将二诗所记之事时间前后颠倒,亦有失察之嫌。     

袁枚年谱简编

袁枚作为性灵派的代表人物，在学术界研究的热度一直很高，对其诗文以及性灵说的研究是当下最为炙热的领域。有关袁枚生平行年的专门性著作也有不少，最早为方港师于清同治九年所撰《随园先生年谱》，是谱虽系简谱，但有开拓之功。最近者为傅毓衡著《袁枚年谱》，记述更加全面，内容更为丰富。本简谱在作者《袁枚全集》附录《随园先生年谱》的基础之上，抓住性灵学说诗学思想的主脉络，勾勒其变化的轨迹，希望对学林有所帮助。     

杜牧若干诗文系年之再考辨

缪钺先生《杜牧年谱》问世后,胡可先、曹中孚先后发表《杜牧诗文编年补正》、《杜牧诗文编年补遗》。近又有王西平《杜牧诗文系年考辨》,新考和修正诗文系年近三十首,今对其中所误者再考辨之。又,尚需说明者,王文数年计时率以周年,诗文中之年数若无佐证不应以周年计。张采田《玉溪生年谱会笺》曾以周年计李商隐《献刘舍人启状》“羁屑三年”语,被岑仲勉特拈出批评,曰:“古人无此计数法。”不意《考辨》又躬蹈其辙,纯由此而错系者,如《投知己书》、《念昔游》、《上李中丞书》,本文即不再辨。     

文学考据的范式之作——读何宗关《袁宏道诗文系年考订》

对公安派文学活动和“三袁”文学交游情况的研究,历来多有不定之处,钱伯诚曾指出,明代崇祯二年武林佩兰居《新刻钟伯敬增定袁中郎全集》40卷本“其诗文先后编排次序极为棼乱”,故其殚精竭虑撰成《袁宏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实有开创之功。而其中疏漏,又有李健章《袁宏道集笺校志疑》（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加以专门考辨。但长期以来对袁宏道年谱、诗文系年、传记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并非一两本专著就能解决的。何宗美先生继《公安派结社考论》（重庆出版社2004年）后,针对袁宏道诗文系年疑义405处,     

王洙的杜甫研究

王洙是我们现在知道的宋代最早编辑杜甫集子的人。他的《杜工部集记》记载着重要的杜甫生平材料,与新旧唐书、元稹《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所载不同,这些材料主要来自杜甫诗文注和唐实录。王洙注杜诗自宋代起就有人怀疑,但要否认王洙的著作权,又缺乏真正有力的证据。王洙注杜诗有三个方面内容,一是精美的校勘;二是较全面注释;三是阐释诗意。王洙注的精彩之处多流传后世,其错误与不足也为后世的杜诗注留下了广阔的空间。王洙注在杜甫学史上的地位非常之高,应该引起杜甫学史研究的足够重视。     

王维诗文系年

王维传世之作有诗三百七十余首,文六十余篇。历代各种刊本叙次或以类别或以体裁,编年者迄付阙如。明顾起经撰《类笺王右丞集》卷首有《唐王右丞年谱》,系年诗文各若干,为王维诗文编年之权舆。清赵殿成毕生致力《王右丞集笺注》,所撰《右丞年谱》系诗五十余首,文二十余篇,较顾谱精密,承前启后之功未可泯灭。王维诗文编年之难,除其生平出处尚有不少疑点而资料又匮乏外,亦与集中多山水田园篇什,一般无本事可考有关。笔者披阅王集之际,偶有所得,不忍废弃,日积月累,爰有是篇,约得诗二百首,文四十篇,于王维事迹亦间有补证。囿于学识,牵强附会在所难免,大雅君子幸垂教焉。     

论杜甫的归田意向及其在夔州的尝试

乾元二年(759)前后,由于社会态势的恶化和个人政治上的失意,杜甫产生了归田的念头。从大历元年春(766)至大历三年(768)初,杜甫在夔州尝试归田,但最终未能完成人生的转型。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归田生活方式与杜甫固有的人生信念和生活态度相左,遭到其内在的价值系统的抵制;二是杜甫对夔州独特的文化形态缺少基本的认同,社会顺应不良;三是夔州混乱的治安状况使杜甫不能安心生活。     

唐五代史料中的杜甫

宋代早期的《新唐书·杜甫传》是被史家广泛采用的杜甫的正史传记,但在《新唐书》之前杜甫的生平曾有几个重要的历史记录,包括樊晃的《杜工部小集序》、元稹写的《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旧唐书·杜甫传》和王定保的《唐摭言》。这几个历史记录历来不太为研究者所重视。本文通过分析这几个对杜甫生平的历史记录,旨在指出他们的重要性以及对于《新唐书·杜甫传》所产生的影响。     

李益生平及诗歌系年诸问题考辨

李益是中唐著名边塞诗人,他的前期生活较为坎坷,晚年则较显达。两《唐书》皆有传,另有其它史料载有李益传记材料及遗闻逸事。这些史料虽有助于了解李益生平,毕竟语焉不详,况且漏载及讹误亦所难免,因而有必要对其生平进行深入细致地考证。 近年来,对李益生平的研究取得了不小成绩。卞孝萱先生《李益年谱稿》(载《中华文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于北山《范成大年谱》读评

于北山教授编著的《范成大年谱》,融年谱、作品系年与作家评传于一体,涉猎大量文化典籍,组织充分而典型的材料,详尽而准确地描绘谱主的行止履历,考证谱主诗歌和散文的创作背景及其涉及的人、事、物,描述谱主行止履历和诗文创作的历史环境。与孔凡礼先生的《范成大年谱》相比,北山先生之作在体式上更有创新精神,内容上更详尽完备。     

梁权道《杜工部年谱》研究

梁权道《杜工部年谱》是宋人所编杜甫年谱之一,又名《杜工部集谱》,今已散佚。其成书时间约在1103年至1216年之间。据黄希、黄鹤《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一书中的记载,可大致整理出该谱对杜甫生卒年的记载及对杜甫作品系年整理的两方面的内容。梁权道在编纂此谱的过程中借鉴了吕大防《杜诗年谱》的研究成果,并对其后黄鹤《年谱辨疑》及黄希、黄鹤《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产生了影响。该谱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风气,是宋代杜甫年谱编纂发展过程中重要的一个环节,为杜诗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再谈杜甫的卒年问题——兼与傅光《杜甫研究》（卒葬卷）商榷

杜甫卒于大历五年,几乎成为了“杜诗学”中的一项定论。文章从三个方面对杜甫的卒年进行了重新考察,不仅认为大历六年的秋天杜甫尚滞留于长沙,而且被历代杜诗研究者称之为“绝笔”的《风疾舟中》一诗的作年,乃在大历六年的秋冬之际。被《研究》一书作者语含讥讽的“则公之卒．大历六年仍嫌稍近,当迁延至大历七年春后矣”云云,其实是一种最接近杜甫卒年历史真实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