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神灵”映衬下的道德实体——再论董仲舒的哲学之天

董仲舒借鉴了先秦诸家的“自然天论”思想,并吸收了殷周时期神秘的“天命”理论,而且综合了秦汉之际人们所获得的自然知识,以解决西汉社会的政治、经济问题为出发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天”的哲学。“天”在董仲舒的哲学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其既统摄董仲舒的“天人”思想学说,又贯穿董仲舒思想的始末。在董仲舒“天”的哲学理论中,为了解决儒学在西汉发展时所遇到的,如何将先秦儒家的德治理想与专制体制相结合的问题,“天”被赋予了多层含义,但最为重要的是董仲舒对天赋予了儒家伦理道德的成分,并以“仁”作为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君主被要求规范自己的言行、取法天的仁德之政。     

董仲舒与两汉审美文化

文章侧重从美学的角度研究董仲舒的思想与学说,一是阐释他的“大一统”与“天人合一”思想;二是论述他对“和”的普遍性、绝对性的创造性贡献;三是指出其审美自觉性的提高。以此阐述其在两汉审美文化的形成和中华审美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董仲舒的中和思维

董仲舒是汉唐时期最重要的儒学代表,在思维方式上也是如此。世人多局限于批评其天人感应论中的比附论述,而不及其中蕴含的合理内核,此即其中和思维。在董仲舒看来,天人感应,历史演变,都要从天到人,“本所从来”,又要由人而天,“见端而知本”。“以中和理天下”则是基本思维原则;它建基于“天不变道亦不变”信念,表现为比类而推的思路。大一统的政治思想,天人和古今综合思考,都归宗于儒家道德为本的宗旨。董仲舒的中和思维可谓汉代中道思维的典型代表。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董仲舒研究——以张岱年、侯外庐、冯契为中心的考察

张岱年、侯外庐、冯契等马克思主义学者考察了董仲舒宇宙论、天人关系论、人生论、政治论、认识论等领域,分析其概念、命题、体系之理论与实践意义,展现了董仲舒思想研究的多样性主题。针对儒学独尊的政治和思想后果,张岱年等学者探讨了政治上大一统与学术上百家争鸣相容相成、相得益彰的建构路径。在一定意义上,当代中国正在进行西周初年“制礼作乐”、汉初“独尊儒术”以来第三次意识形态建构。立足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实践辩证法指导下总结董仲舒构建封建意识形态、文化制度的历史经验,是深化儒学和董仲舒思想研究的重要方向。     

儒学独尊的历史真相与儒家学者的精神蜕变

以《史记》、《汉书》相关记载为据,分析儒学由边缘走向汉王朝政治文化中心的历史真相可以看出,董仲舒是在汉武帝已确认“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前提背景下,才有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建言,是附议而非创议。董仲舒所以被推为“一代儒宗”,是因为他始以阴阳推《春秋》灾异之变,属辞比事,古为今用,为汉代儒家学者随时变通转化角色意识建立了典范。董仲舒倡“王道三纲”,不惜违背先秦儒家的学术立场,而以黄老刑名学说修正儒家学理,昭示了汉代大一统专制政治下儒家学者的精神蜕变。     

董仲舒生态思想研究

董仲舒的生态思想丰富而深刻。"天人合一"的有机整体论是董仲舒生态哲学思想的核心,也是其生态思想的基础。董仲舒的政治思想就是构建一个"制约平衡"的有机政治结构,使"天-君-民"之间形成良性生态关系。董仲舒生态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是"爱物顺时",强调保护资源、顺应自然,追求经济生产中天、地、人关系的和谐统一。     

汉法自然精神探析

法自然是一种法律文化现象,其源于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先秦时期,许多思想家对其进行了阐述。西汉时期,董仲舒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对法自然加以综合论证,最终使其由学术理论走向了法律实践。在汉代法自然主要表现为司法上的“秋冬行刑”司法时令说、则“天”理狱及“灾异赦宥”制度等。法自然自汉代形成之后,不仅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被历代封建王朝奉为法律圭臬而加以继承,一直延用到清末法律现代化之前。     

浅议董仲舒的政治思想

董仲舒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他的政治思想内容丰富,包括“大一统”“三纲五常”等思想,吸纳了墨家、法家等诸子百家的观点,是对先秦儒家政治思想的继承与创新,提高儒学的兼容性。但其思想发展到后期也存在一定局限性。从当时背景出发,以“天人感应”作为理论依据,提出符合封建统治者需求的“天人合一”政治理论,对西汉政治运作及社会发展有深远影响。     

中西自然美学观比较研究

一自然美学观受制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华民族与西文民族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正是这不同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哲学传统,造成了中西自然美学观的差别“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它追求的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一种和谐的统一的亲密关系。中国三大哲学学派:儒家、道家、佛教禅宗,都讲“天人合一”,但侧重点不同。儒家讲“天人合一”,是从政治、伦理的立场出发的。孔子说“知天命”、“天生德于予”,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都企图将一种优秀的道德品质和能力归之于“天”,他们的“天”就是伦理道德规范的形而上学化。后来的董仲舒附会阴阳五行说,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天人相类、天人相通和天人感应系统,让政治秩序和自然规     

董仲舒与司马迁对“白鱼赤乌”与“天命”传承的阐发

司马迁和董仲舒有师承关系。司马迁和董仲舒都对有关周文王的白鱼赤乌传说显现出来的天命论有所关心。相对于董仲舒以“天人合一”论改造发展了王者受命于天的天命论,司马迁则是在编撰《史记》时编插入白鱼赤乌之类的神话故事来表述“究天人之际”的历史观。二者使用的方法有所不同,但是在以天命传承为“大一统”意识形态的理论核心方面殊途同归。     

浅谈董仲舒“大一统”、“三统”理论与汉代史学观念的更新

本文与以往对汉儒董仲舒所持批判态度不同．着重分析了董仲舒进步的史学观点。为了追求国家安定、社会发展,董仲舒从促使政治进步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大一统理论与“三统”学说。这些学说在汉代史学观念更新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董仲舒行政管理思想简论

作为“儒者宗”的董仲舒，是汉代著名思想家。适应大一统政治之需要，他在继承先秦儒学并吸收其他诸家有利因素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儒家神学理论体系。而其行政管理思想则是这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从行政管理思想的理论基础、行政权力论、行政实施理论、人事行政理论、宏观经济管理思想等几个方面对董仲舒行政管理思想作以简要论述。     

董仲舒思想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贡献及其启示

董仲舒是奠定儒学王官学地位的关键人物,董仲舒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重要奠基者。董仲舒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贡献体现在：第一,董仲舒对“大一统”政治理念的阐释和推崇,推动了中国政治哲学对统一的执着追求,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延续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第二,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采纳后,为汉民族的构建和稳固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大一统”在思想层面的体现是“独尊儒术”。第三,董仲舒为汉帝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支撑,成为汉帝国政治合法性和王朝延续的重要支撑,汉帝国的长期统治为汉民族的形成提供了政权上的必要条件。第四,董仲舒在汉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提供的历史经验为今天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强大的支撑。     

为什么董仲舒认为天是有意志的?

董仲舒（前179—前104年）是西汉最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当时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已经形成,统治者急需一种新的理论,以维护封建统治。董仲舒以天人关系为中心,创立了天人感应神学体系,他的学说,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被推崇为官方哲学。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先秦懦、墨各家所宣扬的“天分’、“矢志”思想,结合当时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通过一系列的主观类比,把自然现象拟人化,并以此推断天与人一样是具有意志和感情的。他在（天辩在人）篇中说：“天无喜气,亦何以暖而春生育？天无怒气,亦何以清而秋来就？天无乐气,如何以疏阳而夏…     

“大一统”学说的构建与中华民族形成进程中的观念认同

国家统一、民族交流与融汇是历代人们赞颂的社会局面。这种局面与“大一统”理念有密切关系。汉儒所提出的“大一统”学说适应时代的需求,泽后世于久远。“大一统”之说源起于《春秋公羊传》,是汉代公羊学家的释经之语。其本义只是指出《春秋》所言“春王正月”,即王所颁行的历法的春季之正月。董仲舒将传统的“天命观”予以新的诠释。“大一统”被董仲舒说成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的根本大法。认为“大一统”是天地间最习常的规律,是古往今来皆通用的矩矱。这个学说的构建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政治稳固发展都有巨大的积极意义。     

董仲舒“天人思想”新探

以核心内容来讲,董仲舒的天人思想是一种非常现实的政治思想,而不能把它看作是神学思想。先秦儒者的“仁义”与“礼”,仍然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以“仁”限君,以“礼”齐民,君仁民礼．上下和谐。这就是董仲舒的政治理想。在董仲舒的思想体系中,“屈民而伸君”与“屈君而伸天”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同等重要的,不存在主次虚实之分。     

浅析“天人合一”思想的当代价值

中国传统哲学有两层基本含义,一是天人相通,一是天人相生。由于“天”的多重意蕴,“天人合一”思想有其内在的问题,要发挥古代“天人合一”的当代价值就必须把它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即以马克思的“自然的人化”观念为基础,在通过对“天人合一”固有结构的改造,才能发挥出“天人合一”的当代意义。     

董仲舒"天人思想"新探

以核心内容来讲,董仲舒的天人思想是一种非常现实的政治思想,而不能把它看作是神学思想。先秦儒者的“仁义”与“礼”,仍然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以“仁”限君,以“礼”齐民,君仁民礼．上下和谐。这就是董仲舒的政治理想。在董仲舒的思想体系中,“屈民而伸君”与“屈君而伸天”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同等重要的,不存在主次虚实之分。     

董仲舒“王道”观的国家治理思想

董仲舒的“王道”观是对孔、孟、荀“王道”思想的继承与整合。董仲舒的“王道”观国家治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有：第一,“王道”是儒家政治的最高理想,实现“王道”是儒家学说介入现实政治的必然途径;第二,“王道”在政治实践上表现的是人之道,但在哲学来源上则源自于天之道,“王道”是以天道为仁作为政治运作的基础的;第三,“王道”在国家内部治理上要遵循以民为本的宗旨,把民生放在政治的首要位置;第四,“王道”的实施应表现为统治者的德性、官吏的素质、百姓的教化与社会的礼法及国家制度的统一,前者为“质”后者为“文”,前者与后者相互融汇,“王道”也是质文合一的产物;第五,“王道”的实施,固然以仁义为主导,但在对社会的治理上也不能忽视刑罚的作用,合理的社会治理应该是“德主刑辅”的模式;第六,在国家外部关系上,“王道”是处理国与国或中土与外夷关系的不二准则,“王道”的方式是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第七,“王道”应以大一统作为追求的目标,“王道”是大一统的思想引领,大一统则是“王道”要达成的效果,用“王道”化成天下,内为万民敬慕,外为四夷宾服,成就天下的统一。     

墨子“尚同”“忠君”思想的当代社会价值

墨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尚同”,这一思想以“兼爱”为理论基础,以“尚贤”为现实起点。“尚同”与“忠君”关系密切。“忠君”并非封建专制思想,中国国家发展所呈现的大一统趋势实际上得益于“尚同”思想,其在现代社会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