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老子甲》的"道"与"德"

郭店《老子甲》的“道”是中国古始神话本原的理性升华。《老子甲》通过对自然之“象”的领会，把握住“混沌”的运动和变化，直接进入“本体”，以理性的“道”取代神话本原，宣告古始神话本原的终结。《老子甲》的“德”是得之于天道的人生准则，是以天道(自然之道)为内涵的。“人道无为”是春秋道家保证“视素保朴，少私寡欲”治国方略得以实行的思想路线。坚持“人道无为”，天下必然大治。     

范仲淹的仁义之道及其对儒家道统传承的贡献

"仁义"是儒家圣人之道的核心,仁义之道也构成了中国道统思想的基本理论内涵。范仲淹的仁义之道是宗奉六经的圣人之道,是天道与人道统一的经世致用之道,是顺民养民育民的民本之道。儒学在宋代重振,出现理学之盛,范仲淹有开创之功;兴学立师,成就天下之士,"开万世道统之传"。范仲淹的思想对胡瑗、孙复、张载、李觏、周敦颐、二程等人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王体道”=“王就是道”吗?——兼论董仲舒的王道思想

结合董仲舒思想的理论与实践,兼及儒家对于王道起源的认识,对刘泽华先生提出的"王体道"、"道由王出"提出不同意见,认为王道是儒家一贯的仁政主张,即孟子所说的以仁政统一天下、平治天下的政治理想。董仲舒认为王道起源于天道,天道是本质是《春秋繁露》中反复论说的"仁"的精神,而"仁"与"民意"、"民心"密不可分,因此,君主须仿效天道以行政事,"保民而王"才会持久地拥有王权并使之具有合法性。据此可以认为,对"王体道"的正确理解应该是王体会天道、效法天道,而不是道出于王,王占有道。     

论陆贾思想与《春秋毂梁传》思想的一致性

陆贾的思想是中正平和的,以仁义教化为根本,主张由黄老刑名之政归向仁政,马上马下异术。陆贾在《新语》中引用《春秋毅梁传》之语“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作为《新语》第一篇《道基》的结论,而《道基》又是《新语》全书的理论基石,可以说陆贾的思想就是源于《春秋毂梁传》。因此,研究陆贾的思想就可以窥见《春秋毂梁传》的思想的特色。虽然陆贾《新语》第一篇《道基》的结论所引用的《春秋毂梁传》之语“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不见于今本《春秋毂梁传》,但见于陆贾所用之古文文本之《春秋毂梁传》,故“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仍可看作是《春秋毂梁传》的中心思想。     

孔子的霸道观

霸道与王道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中一对相反的命题。前者指凭借武力、威势和刑法等进行统治的政策;后者则指以所谓仁义治理天下的政策。王道的概念起源较早,相传为箕子向武王陈述“天地之大法”的《尚书·洪范》中就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的名言。春秋之世,诸侯争霸,霸道大兴。而孔子却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尧舜文武向来被尊崇为实行王道的圣王,故孔子向往王道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王道与霸道本是君主统治人民的两种互为补充的手段,并非水火不容,正如鲁迅指出的那样:“在中国的王     

老子哲学源流(上)

郭店<老子>出土面世,为解决"老子其人其书"问题提供了可靠证据.老子姓老氏,名聃,春秋时宋国沛人,与孔子同时且长于孔子.孔子死后二百年左右流传的郭店<老子甲>是老聃思想的表述,与今本<老子>相对应章节有明显差异.郭店<老子甲>积极应世,主张以"道"佐人主治国,以"亡事"取天下.春秋老子的历史真实性不容怀疑.郭店<老子>的"道"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是老子的发明,是中国古始神话本原的理性升华.老子通过对自然之"象"的领会,把握住"混沌"的运动和变化,直接进入"本体"(物自身),以理性的"道"取代神话本原,宣告古始神话本原的终结.老子的"道"不仅是世界的本原,而且是天下万物发展变化的根本,是支配天下万物的原动力.郭店<老子>的"德"是得之于天道的人生准则,是以天道(自然之道)为内涵的.老子在两三千年前关于宇宙"生态平衡"("万物旁作,居以须复也.天道员员,各复其根.")的论述,以及对天道无为("道恒亡为")的热情赞扬,是中华文明宝贵的思想财富,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的伟大贡献."人道无为"是春秋道家保证"视素保朴,少私寡欲"治国方略得以实行的思想路线.坚持"人道无为",天下必然大治.     

经文的六大门派

国学大师梁启超曾著《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他将中国几千年的学术思想分为七个时代:以春秋前为胚胎时代,春秋及战国为全盛时代,西汉为儒学统一时代,魏晋为老学时代,南北朝、唐为佛学时代,宋元明为儒、佛混合时代,近二百五十年为衰落时代。尽管是一家之说,但也能粗略看出中国学术思想的大体脉络。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有很多经典对历史产生过影响,并且给中国人打下种的烙印。先说儒学,被列为先秦至汉初“九流十家”之首。儒学主张“礼乐”“仁义”“忠恕”和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中庸”之道。政治上提倡“德治”“仁政”和“王道…     

董仲舒“王道”观的国家治理思想

董仲舒的“王道”观是对孔、孟、荀“王道”思想的继承与整合。董仲舒的“王道”观国家治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有：第一,“王道”是儒家政治的最高理想,实现“王道”是儒家学说介入现实政治的必然途径;第二,“王道”在政治实践上表现的是人之道,但在哲学来源上则源自于天之道,“王道”是以天道为仁作为政治运作的基础的;第三,“王道”在国家内部治理上要遵循以民为本的宗旨,把民生放在政治的首要位置;第四,“王道”的实施应表现为统治者的德性、官吏的素质、百姓的教化与社会的礼法及国家制度的统一,前者为“质”后者为“文”,前者与后者相互融汇,“王道”也是质文合一的产物;第五,“王道”的实施,固然以仁义为主导,但在对社会的治理上也不能忽视刑罚的作用,合理的社会治理应该是“德主刑辅”的模式;第六,在国家外部关系上,“王道”是处理国与国或中土与外夷关系的不二准则,“王道”的方式是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第七,“王道”应以大一统作为追求的目标,“王道”是大一统的思想引领,大一统则是“王道”要达成的效果,用“王道”化成天下,内为万民敬慕,外为四夷宾服,成就天下的统一。     

《春秋》经的“王道”观——基于《春秋》三传的经意发微

孔子述作鲁史而成《春秋》经。《春秋》经的王道观,是以其王霸史观为理论指导,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在理想层面的《春秋》王道理想,孔子祖述尧舜的圣王治国理念,而主要又依托周公之礼并辅之以太公之法(刑律);二是在现实社会中吸纳、认可五霸的某些治世理念与外交做法。孔子的《春秋》王道观,并不同于《礼记·礼运》篇中大道之行的直接建构,而是通过述作鲁国《春秋》,在对实然社会的功德评判中,隐现其应然的王道理想。《春秋》经理想层面的王道观,以秩序、和谐、文明为特质与主旨,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根基,以尊尊与亲亲为相互渗透的两大支柱,主要内容包括分别在以尊尊的政治秩序、亲亲的人伦和谐与修己安人的道德伦理。同时,与《论语》主张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天下有道相比,《春秋》在力主周王天下共主绝对权威的政治前提下,更加认同天子授权或尊王意识下的齐桓晋文之事。     

天耶?人耶?!——屈原悲剧续谈

屈原思想是以楚文化为根本,并兼容北方之学,尤其深受儒家学说的影响。而这两种文化精神——“巫文化”与“史文化”——在本质上有许多冲突,这种不和谐也在屈原思想中产生了终极的困惑,即天道与人道的冲荡。在他遭放逐之后,“缱绻恻怛,不能自己”之时,欲去不忍,欲留难就,这种文化思想的困惑更为突出,加之对于楚国危亡的忧心,个人思想意识的疑虑困顿在崇高的背影下上升为一种悲壮。缛缠绵幽怨的《离骚》回旋飘荡的正是这种情绪。至于《天问》,这种情绪体现就更为直接了。“天问”即“天道之问”——人类社会之兴亡衰败是依天道还是人道?！ 战国以前,见诸经义的天道人道之论,皆以天命为旨。《诗经》咏叹“假哉受命,有商孙子”;《易》说“天道下济而光明”及“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书》言“天道福善祸淫”。《周礼.师氏》中还有“至德以为道本”的说法。“至德”的意思是从天而降之德,即天德。集经义大全的孔子当然也不例外,“天生德于余”的孔夫子,知天命信天德循天道,这些都在《论语》中多有流露——“子之所慎,齐（斋祭）战、疾”（《述而》）;“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尧曰》）;还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天命在孔子眼里不仅是为人之所     

从《原道》看刘勰的文学观

刘勰《文心雕龙》的篇首《原道》，历来争论颇多。我认为，以单一的儒家之道或纯粹的道家之道来解释《原道》，都是不足为据的。就“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一句来看，第一个“道”，当为道家的自然之道，是天道；第二个“道”，实则圣化以后的道，是圣人所体悟的并在文章里表现的道，乃道家的天道与儒家的人道的统合。在此基础上，刘勰进一步分析了文学的起源、本质、作用、发展以及特征等，建构起科学而完整的文学观。     

清代咸同时期戴望对戴震义理的承续

清代学术史对戴震义理接受图景的描述,向前聚焦于乾嘉时期,向后聚焦于光宣时期,往往忽略咸同学界对戴震义理的接受。戴望作为咸同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经学家,是表彰戴震义理的重要学人。1863年,戴望系统阅读了戴震的考证与义理著述;1862—1864年,戴望与谭献曾围绕戴震义理展开激烈论争,推举戴震为清代学术史上一流的学者。而后,戴望撰述《戴氏注论语》,继承了戴震对程朱理学的批判,对天道、人道、王道秩序进行了论述,诸如气化的天道观、一元的性善论、以己之欲通天下之欲的修行工夫、体情遂欲的王道理想等等。勾稽咸同年间戴望对戴震义理的承续,可以推进学界对戴望其人其学、咸同戴震学术接受实况、清代学术思想的认知。     

《道德经》之形上解读

《道德经》中由"道"及"德"、"无为"而"无不为"的治国理念,沟通了先验世界与生活世界,实现了形上和形下的贯通。在形上层面,《道德经》表现为"道"的先验性、本体性、自足性和规律性;在形下层面,《道德经》表现为"德"对"道"的分享、得道者得天下、天道与人道的贯通。形上和形下相互贯通体现为"无为而治"的治国策略。     

《易传》人生观浅析

《易传》,约成书于战国中后期,用于注释《易经》.《易传》,是懦家五经(易、诗、书、礼、春秋)之首,又是道家三玄(易、老、庄)之一.《易传》,融汇了儒道两家思想的精华——“天人之道”.《易传》的人生观(人道),是它的宇宙观(天道)的自然延伸.这是由《易传》的“天人合一”的本体论所决定的.     

《尚书·周书》“道”概念的内涵及特点

《尚书·周书》中的“道”概念内涵,包括“天道”、“王道”、“臣道”三个方面。“天道”是天体运行规律的意思;“王道”指君主治理国家的规范、法则;“臣道”指大臣处理具体政务时的方法。《周书》“道”概念是一个抽象概念,其内涵的递进和丰富,是中国古代文化意识发展的产物。     

《春秋》经的现实“王道”及其后世影响——基于《春秋》三传的经意发微

《春秋》经的王道观,是先秦儒家经传王道观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春秋》圣人微言大义的总纲与要旨。孔子述作鲁史而成《春秋》经,其现实＂王道＂观,是在现实社会中吸纳、认可五霸的某些治世理念与外交做法,是以王霸史观为理论指导的。同时,与《论语》主张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天下有道相比,《春秋》在力主周王天下共主绝对权威的政治前提下,更加认同天子授权或尊王意识下的齐桓晋文之事。     

《庄子·天下篇》与内圣外王之道

《庄子·天下篇》之关切并不在于六家学说的本来面目,其对六家的评述实际上指涉了“内圣外王”之道这一中国政教生活最为核心的问题.通过“道术”与“方术”之辩,庄子揭示出从方术中开出道未的可能性.道术的通达要求天道(神)、地道(明)与王道、圣道四者的连接与整合.《天下篇》在“神明圣王”的大视域下将人分为七类,揭示了政教文明的人性基础.在这七类人中,惟有圣人能够通达天人,承担圣王的事业.因此在人类的政教文明系统中,圣人具有中枢性的地位.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明兴坏之理——《史记》思想意义的重新解读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司马迁在历史叙述中既坚持秉笔直书的客观精神,如实记叙了黄帝到汉武帝时期三千年朝代兴亡的历史事迹,又体现着鲜明的主体意识,使《史记》成为汉武帝时期思想界儒学天命化、王道神学化特征的重要实证。司马迁跟随孔安国、董仲舒学过《尚书》《春秋》,曾被丞相公孙弘征为五经博士弟子。在武帝“独尊儒术”的时代氛围下,儒家仁政思想及其天人感应的思维方式在其精神世界中占主导地位。承载着父亲(司马谈)的嘱托,背负着宫刑的屈辱,司马迁以孔子的《春秋》为榜样撰写《史记》,力图在古今之变的描写中寓含褒贬,总结“成败兴坏之理”,揭示仁政是符合天意、得到神佑的“王道”,使“通古今之变”与“究天人之际”达到了完美结合;同时他开拓了纪传与书表互补共生的写作体例,奠定了《史记》“成一家之言”的地位,为后来官史修史所效法。     

从“王霸之争”角度审视《三国演义》中的政治斗争

在儒家政治伦理中,王道与霸道的观点承载着完全不同的道德判断。王道作为带有明显理想主义特征的政治理论,一直为孟子、荀子等儒家学者奉为治世大道而倍加推崇,而霸道虽然始终未能在儒家学者所认可,但在春秋五霸、秦皇汉武等历史人物的实践中,却成为统一国家、结束乱世的有效方法。王道与霸道的争论在秦汉时代被消解,并成功地被集合于帝王之一身。《三国演义》展现出的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也蕴含着"王霸之争"的影子,其中被作者赋予理想君王色彩的刘备一生中遭遇到的政治挫折与胜利,正是王道与霸道在相互斗争中走向融合的鲜明写照。刘备前半生以仁义为理念却屡遭失败,后半生外行王道、内行霸道,"霸王道杂之",则大获成功,建立帝业。其中巨大反差所蕴含的道理是儒家"王霸之争"从理论到实践的巨大分歧,以及两者在融合之后对于封建王朝统治的巨大功用。     

道高于德

道德是有公德与私德之分的。这是因为有公共事务与私人事务之分,有私天下和公天下之分。刘军宁在《南方周末》发文说,私德与公德都是以天道为基础,以天道为依归的。不信仰天道就没有公理,没有公理就不能产生美德的普遍标准和对所有人具有同等约束力的道德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