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曾国藩对桐城派后期文风的修正

曾国藩对后期桐城派空洞的文风和树立门户之见的流弊进行批判,并改变自方苞以来桐城派只重视唐宋散文的阅读习惯,广泛涉猎秦汉、魏晋文章,把骈文与辞赋的写作经验引入创作之中,注意修辞与声调的运用,修正了桐城文派片面追求文字雅洁的单调贫乏之弊;他还提出了"古文之道与骈体相通"的理论,在遵从"道统"的前提下,在一定范围内对后期桐城文风进行了修正,并获得了成功。     

试论曾国藩对桐城派之变革与超越

曾国藩师法桐城,又处处超越桐城.为了追求"澄清无滓"的雅洁文风,方苞反对其他文体对古文的侵犯.曾氏把骈文与辞赋引入创作之中,一改桐城文的单调贫乏.曾国藩倡导"气盛"文学理论,要求作雄奇之文,矫正桐城派柔弱之弊.适应朝代剧变的需要,变革姚鼐主张、增添"经济之学".曾国藩的种种变革,达到了"中兴桐城"之宗旨.     

从《古文辞类纂》到《经史百家杂钞》——论曾国藩与桐城派的承传关系

曾国藩祖于桐城,文风却与桐城迥异,究其因,在曾氏之审美观,桐城论文恶骈俪、以质实为美,曾氏法汉赋、尚声律藻饰.论者多拈出曾氏经济说以别桐城,然质曾氏经济之实,在重文章艺术--与桐城一脉,而非内圣外王、文章内容.唯美的而非唯实的文章观念与曾国藩作为政治家的身份似相悖,其实不然,经济文章,正在其艺术,以文道论,唯美正是唯实.     

道学与文学融合抑或分立--曾国藩诗文理论遭遇的困境

曾国藩传接桐城派“文以载道”传统，主张“卫道”与“立言”相结合，要求“道与文兼至交尽”，发挥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实现“文治”的需要。但桐城文过于被“义法说”所囿，而愈显萎弱乏味的文风。曾氏强调“文”的艺术审美特质，把文学从道学束缚下解放出来，倡导“道与文竞不能不离为二”。道与文分合矛盾的文学理论，是曾国藩作为政治家兼文学家从政与从文侧重点不同的反映，实质上是哲学上对立统一规律在文学领域的再现。     

道学与文学融合抑或分立——曾国藩诗文理论遭遇的困境

曾国藩传接桐城派“文以载道”传统，主张“卫道”与“立言”相结合，要求“道与文兼至交尽”，发挥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实现“文治”的需要。但桐城文过于被“义法说”所囿，而愈显萎弱乏味的文风。曾氏强调“文”的艺术审美特质，把文学从道学束缚下解出来，倡导“道与文竞不能不离为二”。道与文分合矛盾的文学理论，是曾国藩作为政治家兼文学家从政与从文侧重点不同的反映，实质上是哲学上对立统一规律在文学领域的再现。     

瑰玮俊迈诙诡恣肆--曾国藩对桐城派阳刚文风之张扬

师法韩愈雄奇之文风,是桐城派标举的一条文统.曾国藩真正实现了几代人的夙愿,其文学理论,“阳刚”之论独具特色.首重“气盛”,从着字、造句、分段、谋篇诸多方面进行探究.曾国藩的作品,是阳刚之文成功的典范,字里行间洋溢着浓烈的雄浑浩然之气,从一个侧面表现出那个剧变的社会的时代风貌.     

曾国藩与桐城文人

出于文学情结和政治需要,曾国藩利用桐城派这面旗帜招揽天下英才,为其政治利益服务,表现出对桐城文人特别关爱和培养,赢得桐城文人对他的信任。与此同时,桐城文人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振兴桐城派三祖的文学事业,也必须追随曾国藩,借助其声望,扩大桐城派的影响。曾国藩看重桐城文人,桐城文人愿为曾氏效力,成为历史的必然。     

曾国藩与“桐城中业”

曾国藩是晚清“桐城中兴”的领袖。曾国藩所以要中兴桐城派,一是源于他在文学、学术思想上与桐城派的契合,二是出于借桐城文章以宣传程朱义理及洋务的政治考虑。曾国藩围绕洋务需要对桐城派古文理论进行了诸多改造,在道统、文统两方面为晚清桐城派打开了学习西学的门径。“文以载道”的桐城派古文经过曾国藩的改造,体现出强烈的“中体西用”的洋务色彩,不仅成为宣扬“义理”、卫道护教的工具,也成了宣传“经济”、学习西学的手段,这有利于调动起对传统伦理秩序及文化恋恋不舍又冀学西学以自强的传统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众多知识分子聚集在曾国藩周围,以桐城古文及洋务相号召,形成了一个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文学派别“桐城——湘乡派”。     

陈独秀与桐城派的因缘际会

陈独秀与桐城派关系紧密。早年受桐城文化濡养,并与桐城门人相交游;晚年致力于文字学研究,重回桐城文化怀抱。陈独秀出自"桐城",其学识成就颇得桐城之助。     

姚莹“经济”说新探

姚莹是嘉道时期桐城派的重要传人。他提出的"经济"说有着时代需求、桐城传统、家庭授受、友朋呼应、个人志趣等多重背景因素。其"经济"说的内涵,应与他的"义理"、"文章"、"多闻"三说联系起来加以审视,四者之间既可独立,又相互关联。姚莹"经济"说对嘉道以降桐城学风与文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从姚鼐、曾国藩的两篇序文看其文学宗派的自觉意识

"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这是姚鼐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转引程晋芳、周永年二人的一句话,程、周二人或为戏言,姚鼐却借来为自己创建桐城派张目。后来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中接着这句话后,更是宣称"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者也。"姚、曾二人的序文作为为桐城派树旗和扬旗的宣言,充分体现了桐城派在创立和发展过程中的自觉意识,对桐城派的形成和流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方宗诚与曾国藩交游述考

方宗诚乃桐城派后期名家之一。他早年虽师承于堂兄方东树,又与姚莹交谊深厚,与戴钧衡为同门好友,可谓得桐城派之真传。但其中年以后的治学、交游、为官诸行谊,在一定程度上却与曾国藩有着重要的联系。他与曾国藩的关系名分上是幕僚与府主,情感上却亦师亦友,俨如弟子之于恩师。     

奏响一曲渴求人才的高歌--曾国藩《原才》析论

<原才>系统地阐释了曾国藩的人才理论,为其日后立不朽功业起到航向的引领之效.它呼吁最高当局肩负起培养人才的社会重任,树立醇厚优良的社会风气.在曾氏看来,风俗移转与才士之间存在"水就湿,火就燥"的感应关系,应当虚怀若谷,着力识才、选才、用才,营造人才脱颖而出的氛围.同时告诫人们,陶冶造就人才,大小官吏都有自己的使命感.在尊重人才的今天,无疑颇具借鉴启示与现实意义.<原才>按照桐城之文"义法"写成,深得桐城创作之妙.     

张裕钊与方宗诚交游述考

张裕钊与方宗诚同属桐城派后期重要作家,均得桐城家法之真传。二人虽然在性格上有较大的不同,文学观念上也有显然的差异,但并不因此影响他们之间的君子之交。近年来一些研究张裕钊的学者,在关涉二人之交游时每每舛误迭出,现据有关文献,对二人一生的交游情况作一粗略梳理,从中亦可见出先贤交游之风范。     

张英与潘江交往述论

张英官至大学士兼礼部尚书,长期执掌国家文章礼乐之府,潘江是桐城文坛盟主,两人的交往有着重要的文学史意义。从小处看,两人的交往丰富了桐城文学的内涵,对他们的思想与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大处看,一方面张英将桐城文学思想(包括潘江的文学思想)带进朝廷,与讲筵相结合,形成自己的思想,落实到自己的工作与创作中,对朝廷文学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张英又将在讲筵过程中形成的文学思想以及朝廷文学动态带到桐城,并通过潘江等人传播开来,加速桐城文学顺应朝廷需要与吸收朝廷文学思想的步伐。可见,两人的交往加速与加深了两种文学思想的融合,为桐城派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张惠言与王灼交游问题述考

张惠言与王灼的交游直接关系到对阳湖与桐城二派关系之考察。以往学界或执于阳湖派有别于桐城,或因张惠言于阳湖派之身份,所论多从张氏学术渊源以观桐城与阳湖,而于王灼之影响则关注不多,以至张惠言向其问学之事或一笔带过,或干脆不提,甚至在述及二人交游时抑或舛误杂出。由于这些细节问题将直接影响对二人关系程度之判断,为此有进一步考辨之必要。     

姚椿的古文理论对桐城派的继承与创新研究

姚椿的古文理论基本不超出桐城文法范畴,"明道""考古有得"与"雅洁"是对桐城派古文理论主张的继承。姚椿在维护桐城派古文理论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新的古文观点,他在桐城派前辈的"义理、考据、辞章"之外提出文章的"纪事"功用。"纪事"是指文章反映社会政治、经济、民生等内容。姚椿对姚鼐的"辞章"更进一步发挥,提出"言词深美"。姚椿古文理论对桐城派的发展影响深远,对传播桐城文法、扩大桐城派的影响有积极作用。姚椿论文既以桐城文法为旨,又能适时突破桐城文法范畴,体现了古文理论的新特点,值得关注与研究。     

桐城派视域下张廷玉与方苞交游考论

桐城文派鼻祖方苞一生经历坎坷,充满传奇,他与桐城宰相张英、张廷玉生活的年代几乎同时,父子宰相的出现和张氏家族的崛起,为方苞等桐城人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政治环境和条件,为他们的仕途发展开拓了空间。康熙五十三年,方苞进入内廷之后,与张廷玉关系日近。雍正年间,张廷玉深受雍正皇帝器重,达到权倾天下的地步,方苞的仕途发展也渐入佳境。方苞后期的仕途发展与张廷玉的升沉起伏几乎同步,彰显出张廷玉及张氏家族的兴起与桐城文派兴起之间的内在影响关系。     

曾国藩与桐城文派的中兴

曾国藩对桐城古文理论和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加以改造和阐发,使之与现实的政治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适应了晚清社会思潮的发展。加上曾国藩在晚清政坛上的巨大影响,一大批士人汇集其麾下,使桐城文派出现一度中兴的局面。     

经世之学的蜕变与桐城文派的崛起

桐城文派形成的背景和原因诸说纷纭。从清代前期学术与文学背景的交汇点上探讨 ,桐城文派形成有某种历史必然性 :学术风气之移直接影响了文风的转变 ,为桐城文派的形成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