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值班律师制度的未来展望——以认罪认罚案件为视角

建立及完善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是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改革的要求之一,两院三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值班律师意见》)正是深化落实司法改革目标的推动力量。此外,《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以下称为《试点办法》)已运行一年之久,作为其内容的值班律师制度是改革创新的重要举措。《值班律师意见》虽完善了有关规定,但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对值班律师阅卷权利及有效参与等规定仍不完善。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视角,对我国值班律师制度予以分析,以期对其的完善提供参考。     

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问题的理论探讨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自进入我国法律体系以后得到了不断完善与发展,但受经验不足、与外国相似制度的混淆以及理论上长期存在的分歧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仍然不够成熟,司法实践中容易产生协商越界、错误理解等问题,本文就如何进一步巩固和完善这一制度提出了建议。     

监察阶段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刑事司法工作的适用衔接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既存在于刑事诉讼程序中,也存在于国家监察程序中。虽然在立法理念上二者存在共通之处,但是二者在适用上存在衔接断裂。一方面,两种不同程序中认罪认罚的内涵存在区别。另一方面,在监察程序中,被调查人欲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除了进行认罪认罚以外,还应具备其他四种情形之一。由于适用前提的不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不同程序之间进行衔接和转化时,难免会出现不协调之处。监察机关的认罪认罚从宽建议可能通过直接或者转化等方式对刑事诉讼程序产生影响,而这两种情况皆可能存在程序上的断裂性。因此,需要从明确认罪认罚内涵及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等方面着手,建立职务犯罪案件监察阶段与诉讼阶段认罪认罚制度的衔接。     

法庭调查模式的逻辑与反思——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运行为视角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实现我国刑事案件繁简分流的枢纽。目前,刑事案件进入审判程序后仅有普通程序、简易程序、速裁程序三条路径。而法庭调查作为审判程序的核心阶段,直接体现审判程序繁简的关键环节,必将因此受到影响。首先,公正基础上效率观以及现代司法的宽容精神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影响刑事诉讼法庭调查模式的核心价值导向;其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四个核心构成要素,即被追诉人意志自由前提下的自愿性、控辩合意的利益交换、追诉主体扩张的裁量权、诚信理念是该制度运行影响法庭调查模式的内在逻辑;最后,普通程序、简易程序、速裁程序中法庭调查内部各环节保留与简化存在问题,认罪因素与认罚因素的介入具有不同的影响,刑事案件庭审流程具有再简化的可能性。     

认罪认罚案件再审问题分析与对策——以167份裁判文书为样本

认罪认罚具结书的签署代表着案件处理无争议,但实践中一审裁判生效后当事人、检察院、法院等主体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等事由启动再审的情况仍大量存在,程序反复严重折损了制度效益。以再审文书为样本剖析其症结所在,是制度定位不清、程序阶段混同、权利保障不足等原因导致。以再审的视角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通过检察院确保具结书制作过程的合规性,审查起诉阶段赋予被追诉人阅卷权,不得剥夺被追诉人申请再审的权利,驳回申诉通知书详尽说理,确立程序性违法制裁等举措从源头上实现办案效益最大化,力求案结事了,服判息诉,减少再审案件发生,充分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功效。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技术性上诉问题研究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的技术性上诉因违背司法公正性、损害司法公信力、拖延诉讼效率而应受到限制。引起技术性上诉的主要原因包括上诉理由审查机制的缺失、上诉不加刑原则对二审裁判的限制、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法定效力不明、监所条件差距带来的留所服刑需求以及不健全的司法教育感化机制引发的虚假"认罚"风险。为有效避免上诉权滥用,应当明确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效力、完善速裁案件二审审理制度、统一服刑标准并强化司法沟通工作,此外,可以尝试在速裁案件中推行有因上诉制度。     

大数据时代的智慧检务路径——以特定类型认罪认罚案件智能量刑建议为视角

自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以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已经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应用,并占据了主流地位,这对量刑建议的协商效率带来了新的挑战,同时对量刑建议的精准性要求越来越高。但办案机关的固有思维模式、办案方式、办案能力等方面并未能跟随新的形势和需求与时俱进。这就要求法学工作者从本源上解决供需矛盾,特定类型认罪认罚案件智能量刑建议辅助系统的开发应用正是雪中送炭。审查起诉中排名前五的案件具有类型化、相对标准化、规模化的特性,加之预测量刑的特有属性,再辅之量刑规范化理论和大数据办案平台收集到的全流程、一致性数据所蕴藏的量刑建议规律和裁判经验,共同构成了新时代智慧检务框架下特定类型认罪认罚案件智能量刑建议辅助系统的底层逻辑。特定类型认罪认罚案件智能量刑建议辅助系统定位于辅助角色,人工智能算法模型的判断、标准化的大数据分析报告、办案人员的理性分析三者相互印证,助力精准量刑建议和高效量刑协商。     

重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问题——以权利保障为价值导向

目前,轻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取得良好效果,但重罪案件受限于该制度所追求的效率价值这一目标,未得到充分适用。缘于制度价值导向失衡、法律规范模糊不清以及各方主体利益难以平衡,重罪案件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时明显受制。因此应当转换价值导向,注重对当事人特别是被追诉人的司法权利保障,尝试从权利保障角度来探析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路径。最终,立足权利保障的价值导向,确立相关法律规范、构建与强化相应程序的制度,改善重罪案件适用效果差的现状,从而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优势。     

共同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风险与规制——基于分案审理的研究

允许将共同犯罪案件中认罪被告人与不认罪被告人分案审理,可能会产生侵害不认罪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损害定罪量刑的准确性以及被检察院用于实现不当目的等风险。造成这些风险的主要原因包括：未确立被告人完整的对质询问权,未明确前案裁判与后案裁判的关系,检察院在起诉方式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上居于主导地位等。为规避共同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风险,应采取赋予被告人完整的对质询问权、明确前案裁判与后案裁判的关系、强化法院对审理方式的实质决定权,以及对认罪案件与不认罪案件的实质性审判等对策。     

未成年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法经济学思考——基于“卡尔多—希克斯效率”视角

未成年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全面推开并展示出强大生命力,传统法学研究方法在分析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与合理性以及司法资源效益方面存在某些局限性。以“卡尔多—希克斯效率”理论为研究工具,从法经济学视角论证了未成年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正当性,以C法院裁判文书为实践样本,分析该制度适用现状及博弈相关因素并进行法律效益评判,提出了细化认定标准、优化认定范围与效益关联、保障被追诉人合法权利等实践路径,以期实现效益最优和法益人本理念的回归。     

认罪认罚视野下证据开示制度的实践路径新探 ——以我国刑事程序"繁简分流"为视角

刑事审判程序"繁简分流"是目前我国处理刑事案件的基本趋势,而证据开示制度是充分发挥不同审判程序功能的重要审前保障性程序和机制,在我国具有设立的正当性及现实依据.该制度在英国以及日本等国家已经发展成为一种较为成熟的证据制度,据此结合目前我国的刑事程序"繁简分流"的设置,探讨该程序机制下我国证据开示的制度构建与实践路径,并对是否赋予被告方阅卷权予以探析,以保障其认罪认罚之自愿性与真实性,从而为我国认罪认罚的有效实施提供证据层面保障之新思路.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37条对我国的启示

腐败犯罪问题严重威胁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为了有效打击腐败犯罪,第五十八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国已于2005年批准并签署了该公约。其第37条确立的＂与执法机关的合作＂是一个亮点,有利于积极侦破和追诉腐败犯罪,但我国相关立法较为滞后,因而如何正确理解和有效落实该公约有关规定,具有重要而紧迫的意义。     

构建我国污点证人豁免制度——以有组织犯罪案件为视角

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实施污点证人豁免的司法行为已有十余年,产生了积极的法律效果。但该制度于我国立法及司法解释层面付之阙如。本文试图以有组织犯罪为研究视角,讨论如何构建我国污点证人豁免制度,以打击有组织犯罪,提高侦查机关侦查取证的效率,节约司法资源。     

简析民事诉讼证人权利保障制度——以《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为视角

有效保障证人的相关权利,是提高证人出庭率、查明案件事实、兼顾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的必要条件。《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应当进一步完善证人经济补偿制度,建立证人保护制度和特殊证人免证权制度。     

遗失物善意取得问题探析——以《物权法》第106条和第107条为视角

善意取得制度是民法上一个具有长久学术魅力的制度,其存在应当服务于最大限度地保护交易安全的需要。当遗失物在流转过程中满足了善意取得四个要件之情形时,各国立法在选择保护动态利益还是静态利益上呈现出了不同的价值取向。采用折中性规定的遗失物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更能平衡当事人利益,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汉代女性继承制度探究——以《二年律令》为视角

关于汉代的继承制度,已有的史料里,以《二年律令》记载的较多。从《二年律令》出发,探究汉代关于女性继承制度,会发现汉代的女性继承,并不仅仅是财产的继承,还包括身份的继承。     

质证权保障的底线标准与我国的证人出庭制度——以《欧洲人权公约》为参考

作为《欧洲人权公约》的执行机构,欧洲人权法院为各国保障被告人质证权确立了最低保障标准。证人不出庭应当有合理的理由;司法机关应当应尽力确保证人出庭;赋予被告人充分、有效的质证机会。我国在被告人质证权保障的问题上缺乏必要的底线标准,导致被告人没有申请证人出庭的主动权,缺乏质证机会。应当进一步修改《刑诉法》中关于证人出庭条件的内容,并为被告人提供多元化的质证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