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和吕著《秦汉史》

在吕思勉诸多史学论著之中,《秦汉史》是断代史中最值得推重的一部。《秦汉史》也是能够集中体现这位卓越的史学家的科学精神的著作。吕著《秦汉史》对秦汉历史文化进行了细致的论述,其中不乏创见。吕思勉对社会生活情景研究的重视,也实现了积极的学术引导作用。吕著《秦汉史》采用了特殊的体例,这种新体例的创制,带有摸索试探的性质,虽然不能说尽善尽美,但是对于史学论著中断代史撰述方式的进步,毕竟实现了推动。     

中国秦汉史暨石家庄区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8年11月30日-12月3日,中国秦汉史暨石家庄区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石家庄市召开。来自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以及国内高校和科研院所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区域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历史时期石家庄区域史相关研究,历史时期石家庄区域考古相关研究,秦汉史、简牍学、图像史学相关研究,与石家庄相关其他问题研究五个论题展开研讨。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76篇,现综述如下:     

安作璋先生与秦汉史研究

早在20世纪40年代,安作璋先生即从事秦汉史研究,他先从经济史入手,逐步扩展到政治、思想文化、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等领域的研究。其主要成就,一是论证了秦汉史在中国历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提出秦汉是中国封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种制度奠基的时代,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中国疆域基本形成的时代,也是有明文记载的较早对外开放的时代,同时还是一个文武并兴、人才辈出的时代。秦汉史是安先生从事历史研究的试验田,由此进一步扩展到中国通史、地方通史、文化通史的研究,努力实践司马迁“通古今之变”与一些前辈史学家的治史思路,主张治史贵在乎通,终于成就为一代史学大家。     

安作璋先生与秦汉史研究

早在20世纪40年代,安作璋先生即从事秦汉史研究,他先从经济史入手,逐步扩展到政治、思想文化、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等领域的研究。其主要成就,一是论证了秦汉史在中国历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提出秦汉是中国封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种制度奠基的时代,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中国疆域基本形成的时代,也是有明文记载的较早对外开放的时代,同时还是一个文武并兴、人才辈出的时代。秦汉史是安先生从事历史研究的试验田,由此进一步扩展到中国通史、地方通史、文化通史的研究,努力实践司马迁"通古今之变"与一些前辈史学家的治史思路,主张治史贵在乎通,终于成就为一代史学大家。     

史学大家安作璋先生访谈录

安作璋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从事秦汉史研究并取得卓越成就的著名史学家,其论著曾受到史学大师郭沫若先生的赞赏,被日本学界誉为"秦汉史之大家"。从20世纪80年代始,安先生践行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的治史思想,研究范围逐步拓展到中国通史、地方通史、文化通史、文献学等领域,建树颇丰,独步学林,至今已成为一代史学大家。通过阅读安先生的论著,与安先生面对面访谈,努力探寻他在史学多个领域独辟蹊径,不断前行的内因和规律,希望能够给读者以启迪。同时还邀请陈乃华、张仁玺、高志文三位教授撰写了三篇专题研究论文,与访谈录一同发表,以鄕读者。     

论秦汉时期史学的成长(下)

秦汉时期史学的成长与发展,固然得助于有利的历史条件、适宜的社会环境和良好的文化氛围;但这一些,毕竟还是外部因素,而外因是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的。因此,研究秦汉史学成长的原由,从根本上说,还是要深入探讨其内因。谈到史学发展的内因,自应从史学家说起。这是因为,史家是史学的主体。史学水平的高下,取决于史家才能的大小。如果没有素质良好的史才,没有一批卓越的史家,史学的成长是不可能的。本来,我国早在殷周时已有史官,在史官中也有不少的史才。但由于其主要任务还不是修史,因而还不是严格意义的史家。史家的出现,始于修史活动开始出现的宗周春秋之际。经     

历史·史学·历史智慧

面向新的世纪，史学工作应当更加重视提高人们对于历史智慧的认识。人们在自身所参与的历史运动中，创造和积累了历史智慧；它一方面通过大量的物质财富折射出来，一方面又以精神产品的形式积累和传承。正如人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一样，人们也不应当割断历史智慧同现代科学知识、认识能力之间的联系。史学是人们学习历史知识、汲取历史智慧的主要途径；在历史发展中，人们的这种自觉意识也在不断提高。历史智慧在人们的现实运动、社会实践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显示出历史学的最重要的社会功能。端正学风，是人们得以不断地从史学中汲取更多智慧的基本保证     

论传统史学与人生修养

文章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讨论传统史学范围；从史学文化的角度论述了传统史学的历史价值；并从历史智慧与社会人生修养的关系，阐述了史学对人生修养以及构建现代中华文明的重大影响。     

论外国史学史教材建设

在中国，外国史学史领域几乎还是一片空白，许多处女地亟待开发。教材建设是营造外国史学史殿堂的基础与关键。一部上乘的教材必须具有先进性，创新性，系统性，实用性，要做到这些，必须确定一条主线贯以全书；要建立中国特色的教材；弘扬马克思主义史学；要坚持创新性；要注意收编史家的数量。笔编的《外国史学史纲要》是编撰外国史学史教材的尝试。在三年的教学实践中，得到学生的欢迎与好评。愿天下仁内志士，携手共创，为建设外国史学史殿堂耐贡献力量。     

试从"九隆传说"史学意义中透视哀牢夷的价值取向

九隆传说中蕴涵了哀牢氏族图腾崇拜、对龙文化的认同、渔猎经济意识、普娜路亚婚姻制、文身、血缘分封制及“贵小”王位继承制、王位世袭制等多重史学意义；哀牢夷价值取向的萌芽及发展，深刻影响着哀牢夷区域文化在历史发展历程中的相对稳定性、传承性，从而也形成了其文化的独特性；其价值取向涉及到伦理、经济、婚姻、审美、政治、文化意识等诸多方面；从“九隆传说”史学意义中对哀牢夷价值取向的透视，可较系统地了解到哀牢夷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其氏族价值观及氏族文化体系、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发展轨迹。     

秦末楚汉之际的文化与观念——两汉思想史的“极早期状态”

先秦思想文化的灿烂代表一种理想与源头,两汉社会政治生活的饱胀代表理想与源头的实际伸展过程,先秦思想文化的灿烂有待于秦汉时期社会政治生活的伸展方才达到圆满。在此中间,秦末楚汉之际的九年实际上可以看作是春秋战国开放环境的短暂再现,它造就了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的政治新局面的产生．也造就了秦汉之际人文精神的一次较小规模的勃发。秦末楚汉之际的文化与观念是两汉思想史的一个“极早期状态”,在先秦与两汉之间起着重要的连接作用。     

汉唐异同论

从秦汉到隋唐 ,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体制经历了从建立、巩固到瓦解、重建的第一个循环。后世每以汉推并称 ,实则两朝的历史进程既有惊人的相似 ,又有内在的连续 ,更有显著的差异。其断续异同之间 ,蕴含着中国古代历史演进的某些特点及规律。     

燕秦汉时期辽西走廊考——兼与王绵厚、李健才先生商榷

辽西走廊在中国交通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燕秦汉时期,走廊所在地纳入中原政权管辖体系,大致相当于右北平、辽西郡地。《东北古代交通》对该时期走廊交通作出研究,但某些观点值得商榷、完善。如“卢龙一平刚”道主干与开辟时间,“辽西大凌河古道”名称和支线归属,傍海的辽西“碣石道”主体路径。燕秦汉时期辽西走廊交通多线并行、主次分明、联系紧密,交通网业已成熟,总体布局合理,效率较高。厘清燕秦汉时期辽西走廊交通面貌,有助于考察交通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影响、交通与民族关系的互动演变、交通与区域文化特质的关系等内容。     

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与隋唐盛世的形成

从秦汉开始由于战争及其他原因，周边各少数民族即纷纷内徙，到魏晋南北朝形成高潮，这些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以后，积极接受汉文化的熏陶，学习和实践汉族人民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将本民族的优秀成份融入到汉族源远流长的文化生活中去，在民族融合的进程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实践证明，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为隋唐盛世的形成准备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琴德最优”论探析——兼论汉魏文人的琴结

东汉桓谭与魏晋嵇康先后提出＂琴德最优＂论,借琴来宣扬各自的操守,二人所论有着不同的审美背景与审美取向。汉魏文人善鼓琴,并拥有高深的琴技。他们特别重视琴,且形成了各自特殊的琴结。汉魏文人的琴结,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产物,代表的是汉魏阶段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     

秦汉绘画颜料考

秦汉时期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绘画，雕塑和印染工艺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秦汉时期对色彩的认识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彦是彩绘的物质基础，中国绘画彦制造的五大原料来源，在汉代已经齐全，其绘画颜料的制作应用的成熟，对我国绘画颜料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并为我国古代绘画处于世界绘画史领先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唐宋散文摇曳生辉的形态美

唐宋散文，在先秦诸子散文独立文体、秦汉魏晋南北朝散文拓宽种类的基础上，更加扩展、丰富、充实了散文的内容与形式，从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中，呈现出极为鲜明丰满的优雅、崇高、悲剧、喜剧四种美的形态，标志着中国古代散文由奠基、过渡到新的繁荣并趋于成熟。     

秦汉商品经济发展的主要表征与局限

秦汉时期商品经济有较大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商品交换显加强，都会市场呈现繁荣，以及货币流通量相对较大等三个方面。但秦汉时期新兴的地主制经济才确立不久，加之受历史、政治诸因素的制约，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有限度的，它不可能和近代的市场经济相比。     

应用文写作沿革刍议

本文从应用文写作的发展历史上进行了宏观理论方面的探讨 ,阐述了我国的应用文写作源远流长 ,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它萌芽于先秦时期的殷商和战国 ,发展于秦汉和南北朝 ,成熟于唐、宋 ,至明、清其文体呈现稳定状态 ,近现代以来应用文写作进行了较大改革 ,使其走上了现代化、规范化的道路     

长城沿线环境破坏与长城位置移动

古代中国生态环境的破坏是长城移动的重要原因之一。秦汉长城中段位于阴山山脉，西段延伸到罗布泊。秦汉以后，由于森林破坏、毁草开荒及战争，长城中段南部大面积草原沙化，其西段河西走廊地区多处绿洲被迫废弃。其结果是秦汉以后的长城位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汉长城相比，明长城中段向南退缩500千米，东段南迁100至300千米，西段则向东缩短了大约600千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