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徐润房地产投机看1883年上海金融风潮

徐润作为特定时代的买办在1883年金融风潮中扮演了一个悲剧角色,他靠借贷投机房地产却被连锁的钱庄倒账风潮和股票投机等风潮所累,以至破产免官,成为1883年上海金融风潮的重要诱因。     

自然灾害与1883年金融风潮

1883年发生于中国的金融风潮影响重大,致使企业停业,投资环境恶化,经济制度扭曲.导致这一风潮的原因较复杂,企业欠款、银根紧缩、政府无为等均是重要因素,而这些又都与自然灾害密切相关.连续不断的自然灾害发出错误信号,占用流动资金,引发企业倒帐风潮.国内外范围广大的自然灾害促使中国票号与外资银行态度谨慎,减少信贷,加剧了银根紧缩.同时,赈灾削弱了政府的财政力量,限制了对抗金融风潮的能力;灾害还吸引了政府的注意力,干扰了政府对金融风潮的预防及救助.     

明清的钱铺、钱庄与银号──以白话小说记载为中心

明清时代钱铺、钱庄、银号在资本组织方面已经有了较多的合伙制经营,其资本规模也有了较大的扩张。其业务除兑换银钱、经营存款、对顾客开发钱票及汇兑款项之外,从明代开始即对城乡居民及工商业经营者发放贷款,这与工商业的运行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1921年"信交风潮"与近代上海证券市场

1921年“信交风潮“实质上是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由滥设交易所和信托公司所致,危害巨大,影响深远.它给近代上海证券市场的发展以沉重的打击,产业证券市场首当其冲,风潮后,股票交易跌入低谷,公债交易取而代之,成为证券市场的“主角“.     

晚清上海钱庄历史作用之考察——以埠际贸易为中心

本文主要对上海钱庄在晚清埠际贸易中的作用进行考察,分析了钱庄庄票和汇票在埠际贸易中的成功运用,以及外商银行、票号、新兴的华资银行都被钱庄成功地纳为拆借资金对象的过程。认为上海钱庄在上海开埠之后,抓住中外贸易发展带来的商机,积极因应和创新,拓展业务领域,在促进埠际贸易繁荣的同时,也彰显了进取和善于经营的精神。上海钱庄在晚清经济史和金融史上的积极作用应予以充分肯定。     

继承与创新:上海钱庄制度的演化及启示(1840—1927)

近代上海钱庄在市场主导的金融制度环境中,与各类金融机构建立了合作融资关系,经营规模不断扩大,绩效显著.这主要是上海钱庄在发展中形成的企业惯例部分地因适合环境需要,在自我复制、演化中得到继承发展;部分地在原有惯例的基础上,进行了适应环境的创新,推动了钱庄的繁荣.惯例的继承与创新,不仅表现在业务经营制度方面,还表现在组织管理制度、票据清算制度等方面.     

新时代地下钱庄洗钱犯罪的定罪困境、成因与对策

当代地下钱庄的业务内容与运作模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兑换与借贷,逐渐发展与异化成经营多种非法支付结算业务、为洗钱犯罪提供土壤与养分的非法金融组织。司法实践表明,当前的地下钱庄犯罪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一些具有洗钱性质的犯罪行为未能得到准确、完整的评价,难以实现有效的预防与惩治效果。究其成因,不仅包括地下钱庄犯罪的新变化与特殊性,还有洗钱罪的自身缺陷与非法经营罪的错位规制。虽然《刑法修正案(十一)》第14条对洗钱罪的修改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这一问题,但仍需要明确洗钱罪与非法经营罪在构成要件与实务认定中的界分标准,并从规范与解释层面进一步完善洗钱罪和非法经营罪的规制圈,实现两罪在地下钱庄案件中的协调适用。     

选举行为背后:投机博弈--以武汉市C社区居委会直接选举为例

在当代中国,城市居民是“经济人”但不是现代公民,其目标是追求即时利益的最大化,精于成本与收益计算,决定是否参与选举以及如何参与,社区选举陷入投机博弈困境。在选举过程中,为达到“双过半”要求,地方政府和社区组织只能通过选择性激励机制(政治动员或物质激励)来化解这一困境,但选择性激励机制会因社会成本的增加而难以为继。培育现代公民社会,增强居民自组织能力,是走出投机博弈困境的有效途径。     

简论1883年上海金融风潮对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影响

1883年上海金融风潮爆发后,在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对中国近代工业化造成了影响和破坏。短期的影响是大多数中国近代企业被迫破产从而致使投资商人蒙受巨大损失;长期影响是导致民间资本投资近代工业的积极性锐减,还使勉强度过难关的企业的性质发生了改变。     

从“隐逸”到“入世”——以上海徐园为中心的考察(1883—1919)

1883—1919年间,在近代都市化的快速推进和民主革命日益高涨的过程中,在江南买办商人和文人的推动下,上海徐园经历了从"私家园林"—"公共雅集园"—"商业娱乐园"—"大众准公园"的变迁。这一过程中,上海的买办商人和文人对自身的身份认同也分别经历着从"雅士"到"雅商"再到"绅商"、从"雅士"到"政治文人"的转型,同时,疏离政治的"隐逸"的江南文化传统也在都市空间中逐渐让位于热心社会和政治的"入世"倾向。这一历史现象与近代江南买办商人和文人的身份认同以及江南传统文化在都市空间中的现代转型之间的关联是值得重视和研究的。     

近代商会化解金融风潮之探析--以天津为中心的考察

清朝末年至北洋军阀时期,由于国内社会的动荡以及政治、经济体制的不合理,导致了这一段时期内连续发生几次比较大的金融风潮与危机,加剧了市场的不稳定和混乱.随着时代的变迁,天津总商会不断有所作为,在稳定金融市场、维持流通秩序,控制金融危机对商民的侵害付出了艰辛努力,获得了商界与政府的一致认同,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     

近代商会化解金融风潮之探析——以天津为中心的考察

清朝末年至北洋军阀时期，由于国内社会的动荡以及政治、经济体制的不合理，导致了这一段时期内连续发生几次比较大的金融风潮与危机，加剧了市场的不稳定和混乱。随着时代的变迁，天津总商会不断有所作为，在稳定金融市场、维持流通秩序，控制金融危机对商民的侵害付出了艰辛努力，获得了商界与政府的一致认同，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     

我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的衡量、成因与治理

房地产泡沫可以用房地产收入比、空置率、房屋租售比三个指标衡量,依据三个指标2009年以来的实际数值,可以判断我国房地产市场存在泡沫现象。其原因在于：供给与需求失衡、银行信贷政策宽松、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体制、资本市场投资渠道单二等四个方面;因此应该从四个方面治理房地产泡沫：加强房地产管理调控,促进房地产市场供求均衡;加强金融监管,合理控制资金流向;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制度;拓宽投资渠道,扩大内需,调节收入分配结构。     

巫术析论:以宋代女性生育、疾病为中心的考察

宋代女性生活中的各种巫术事象,既是传统观念的叠现,又渗透着个人的情感和意愿;从当时特定的社会情境看,具有心理调节、行为规范、角色强化的功能;从理性角度看,纯属主观臆想,其消极性和局限性十分明显.     

梁启超与儒家传统:以清末王学为中心之考察

梁启超在1903年之后从发明新道德转向宣扬王学.此一转变,一方面受日本阳明学与大和魂精神的影响,企图建构新民以追求富强,但另一方面亦有深厚的传统学术之根基.对任公而言,儒家的道德信念,与佛学、墨学、西方科学,以及康德所代表西方伦理哲学的传统,可以融洽地结合在一起,并帮助人们接受进取冒险、权利、自由、自治、进步、合群、尚武等新价值,培育出新时代所需要的新国民.这一思路影响到现代新儒家,并开创出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性如何接轨的严肃议题.     

1949年-1979年的中国城市文化:历程与反思——以上海为中心

在1949年至1979年之间,中国的城市与城市文化的建设力图走一条社会主义城市之路,从而摆脱资本主义城市文化所具有的一系列问题.这条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基础,以城市工人阶级为主体,以集体主义为精神指导,消解消费文化,反对商品经济下的个人主义与享乐主义,贯彻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与道德观.在文化体制上,控制娱乐业与娱乐文化,将文化生产与市场脱离开,使其成为国家事业单位.在城市管理上,建立以户籍制为核心,以街道、单位、派出所、居委会为主要部门的完善的城市管理体制,抑制城市公共空间,扼制非政府组织,从而实现对城市的充分管理.由此建立起一个稳定的、生产型的、平均主义的,并且具有高度的组织化、高度的凝聚力,在经济上得到保障的新型城市与城市文化.在这种城市文化中,社会犯罪率低,没有色情、赌博、黑社会、吸毒等城市病,没有贫富分化,没有腐败.尽管这种文化形态历史性地转型了,但其一部分成就,对于当下与未来的城市文化建设仍然有借鉴意义.     

奇正:一个考察近代兵学的视角——以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为中心

中国兵学在近代经历了从中心逐步退隐的过程,但仍有部分的支流表现出了自省和奋进的态势。以奇正思想在哲学和实践两个方向上的发展轨迹为基础,对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关于奇正思想的认识进行了总结和分析,可以发现,他们反省中国兵学体系的不足,吸收西方军事理论的精华,从而创造出衔接中西兵学的缓冲平台,让兵学重新回归战场。这对兵学是深化,是一种反动,也是一种创造。     

清末留日学生与游日官绅之比较——以立宪风潮中直隶游日官绅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赴日本学习及考察的中国人,分青年学生和官绅两大类.1905年以前,以南方两湖、江浙、广东、四川等数省的青年学生为主;1905年以后则以直隶为中心的体制内的官绅为主.二者在日本所关注和学习的内容不同,思想和行动有别;归国后的作用也存在差异.     

民国时期的民营报业--以上海《新闻报》为中心的考察

在民国时期,由于社会的变迁和进步,中国新闻事业有了长足发展,尽管其不平衡性和畸形性也很明显。报纸已成为相当规模的新兴产业,成为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一个投资领域;报业资本家和新闻从业人员已是社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文章试图从报业经济学、新闻学、社会史学等方面对其进行考察,力求发现其存在的特点和基本变迁规律。     

历法之争下的新年变革——以民国时期上海为中心的考察

辛亥革命以来,现代政权为实现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推动社会文明进步,构建政府权威,以政权的力量积极推动习俗变革,推行阳历,变革陋俗。面对民众对传统新年习俗的社会心理认同,南京临时政府与北洋政府默认了阳历新年与农历新年的存在。南京国民政府以强制力推动国历,废除传统新年,但最终不得不承认对于民间习俗不宜过多干涉。民国时期的新年变革深刻揭示着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民众、现代与传统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