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顾炎武的风俗观看其“民本”思想的内涵

中国古代治理国家、维持社会秩序的核心是“礼”，而“礼”的实现又离不开移风易俗。顾炎武对于这个问题有着相同的观点。但引入注目的是，顾炎武实现移风易俗的中心思想是以士绅为核心，发挥士绅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作用。作为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民本思想一直被认为是顾炎武的重要思想。但从其有关“礼”以及风俗的观点来看，似乎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民本主义”有一定距离。为此，有必要对顾炎武的“民本主义”思想重新认识。     

论徽州士绅的文化权力与乡村自治

16至20世纪中叶,徽州乡村社会长期保持着稳定的局面。宗族是徽州乡村自治的组织形式,徽商为乡村自治提供经济基础,而士绅则为乡村自治的领导力量。徽州社会系统三要素的良性互动,造成了数量庞大的正途与异途士绅。士绅的文化权力无所不在,主要表现为文会、乡评,以及编纂族谱、地方志两个方面。士绅还交通官宦,参与诉讼活动,这表明士绅是乡村自治的领导力量,具有相当的公信力。     

科举制废除、士绅阶层衰落与基层治理变迁

清末新政废除科举制度之后,士绅阶层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不复存在。传统乡村社会依靠士绅实现自治的稳定结构被打破,与之同步的是国家政权下沉的努力,但是,自上而下的授权来源使得乡村社会被“土豪劣绅”充斥,最终导致政权的覆灭。因此,基层自治必须挖掘本土资源,寻找利益对话的平台,实现国家与基层社会的平等沟通。     

目前学术界关于乡镇政府体制改革的认识误区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围绕乡镇政府体制改革提出了“撤销乡镇”、“乡镇自治”、“乡公所制”、“县政乡派村治”、“削弱乡镇”或“加强乡镇”等等政策主张。这既表明了人们对于乡镇政府的地位和功能认识不清，也显示出了人们对乡镇政府到底是“弱化”还是“强化”、“行政化”还是“自治化”的基本判断存在着严重分歧。追根溯源，问题的关键在于西方政治社会学理论中关于“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认识范式不足以说明“国家，皇权一地方精英，士绅一乡村社会，农民”之间的互动关系；而“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理论”虽然注意到了“国家——社会”非均质性的特点，但其整体论与实体论的理论品格仍然成为其致命的缺陷。因此，只有主体通过“他者视角”反观自身的“视阈剩余”时，才有可能把握主体的“超在性”，而一切“外来语”和主观推断终究不能站稳脚跟走好自己的路。     

目前学术界关于乡镇政府体制改革的认识误区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围绕乡镇政府体制改革提出了“撤销乡镇”、“乡镇自治”、“乡公所制”、“县政乡派村治”、“削弱乡镇”或“加强乡镇”等等政策主张。这既表明了人们对于乡镇政府的地位和功能认识不清，也显示出了人们对乡镇政府到底是“弱化”还是“强化”、“行政化”还是“自治化”的基本判断存在着严重分歧。追根溯源，问题的关键在于西方政治社会学理论中关于“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认识范式不足以说明“国家／皇权一地方精英／士绅一乡村社会／农民”之间的互动关系；而“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理论”虽然注意到了“国家——社会”非均质性的特点，但其整体论与实体论的理论品格仍然成为其致命的缺陷。因此，只有主体通过“他者视角”反观自身的“视闻剩余”时，才有可能把握主体的“超在性”，而一切“外来语”和主观推断终究是不能站稳脚跟走好自己的路。     

乡村治理过程中的注意力配置研究——基于92个“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的文本分析

乡村治理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治理主体的注意力分配情况。梳理乡村治理典型经验，有助于为乡村合理配置注意力，进而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基于注意力配置理论，利用NVivo11软件对92个“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进行文本分析，发现乡村有效治理的注意力配置呈现出以下规律：从整体来看，以“群众”“治理”为治理焦点；从配置指向来看，关注于“提升治理能力”“加强制度保障”和“优化治理工具”；从具体分配来看，关注于党的领导，强化治理支持，鼓励村民参与，完善民主协商，加强制度化、标准化、网格化管理和积分制管理；从地域和层级分布来看，东部、中部县乡两级政府关注于“提升治理能力”和“加强制度保障”，而西部县乡两级政府则关注于“提升治理能力”。此外，乡村治理越来越重视数字赋能、协商自治、精准治理和制度建设。     

从"假洋鬼子"形象看中国士绅的蜕变

文章试图从中国士绅的蜕变角度重新审视鲁迅笔下的“假洋鬼子”形象。学界以往对“假洋鬼子”形象的内涵的理解有不够准确之处。假洋鬼子可以说是新式士绅的代表，其从“文童”到“假洋鬼子”再到参加“柿油党”等身份的变化，形象地反映了科举废除后中国古典士绅的土崩瓦解而新式士绅兴起的必然进程。假洋鬼子的“革命”、假洋鬼子的人党等行为，体现了近代中国士绅政权化、政党化的蜕变趋势。因此，假洋鬼子形象不仅具有文学史上的意义，而且还具有政治学、文化史的意义。     

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管理体制的实质

关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管理体制这一问题，近来有些学者提出“宗族自治”、“乡绅自治”等“地方自治”的观点。本文通过对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管理体制各要素及其内部相互依存关系的分析，说明这种所谓的“自治”只是表象，其实质是王权专制下国家政权与族权、绅权共同统治的“官治”。     

地方自治进程中地主豪绅政治势力的强化--以1927-1937年的江苏为中心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为维护其统治的合法性及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在地方自治的推行中采取一系列措施防范土豪劣绅。然因惩办土劣力度不足,加之南京国民政府地方事业的推行离不开“公正士绅”,地主豪绅的势力不降反升。随着地方自治事业的推行,地主豪绅不仅把持乡村行政机关、垄断乡村政治机构的组成分子,还勾结南京国民政府的基层党员与基层官员;随着保甲制的推行,地主豪绅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基层政权的组成部分;地主豪绅势力的强化使得地方政治进一步恶化,同时也加剧了农民的苦难。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广西乡村治理模式与路径创新

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要以有效的乡村治理助推乡村振兴。广西不断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但仍存在村民自治能力较差、社会组织参与度不高、乡村治理人才队伍建设落后、乡村治理数字化水平较低、乡村文化治理尚待加强等突出问题。要因地制宜，通过“党建引领+村民自治”模式、“新乡贤+三治融合”模式、“村企合作共建共享”模式、“超级乡村”治理模式提高广西乡村治理水平，并不断创新治理路径，完善村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凝心聚力打造乡村治理品牌,切实解决好“三留守”问题,技术赋能乡村治理,完善人才、资金协同政策。     

孟子的“仁政”论——一个完整的民本主义政治纲领的建构

“仁政”论是孟子最重要的思想学说之一,在本质上说,它是具有丰富的民本主义内涵的,是对晚周以来蓬勃发展的民本主义政治纲领的推进和建构。从“仁政”论的哲学基础出发,从政治、经济、教化、社会等方面对“仁政”论所建构的一个完整的民本主义政治纲领进行全面的阐释,从而对孟子的“仁政”论及其所建构的民本主义政治纲领有更深刻的理解。     

《民国乡村自治问题研究》简评

李德芳先生《民国乡村自治问题研究》一书最近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的一项创新成果。中国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是近年来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其中，村民自治尤其受到人们的关注。作以民国时期的乡村自治为研究课题，从新的视角对近代地方自治史研究挖掘及对近代乡村制度研究的开拓，其本身蕴藏的学术开发价值是巨大的。     

乡村社会整合中的“异趣”－－以20世纪30年代江浙两省乡村合作运动为中心

乡村合作运动是南京政府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为整合乡村而强制推行的一项经济措施。其起始于江浙两省，然在自上而下进行中，因其与基层的政治体制变革紧密相连，过多依靠国家行政力量推行，导致合作社为乡村政权“内卷化”现象所侵蚀，“变异”为地主富农豪绅的牟利工具。大异于政府的“拯救乡村”，“救济农民”之旨趣。此事例揭示：乡村自治和自组织能力的养成只应依靠农民和村落社会自身，而非政府单独的“行政杠杆”强制力量所能奏效。     

解读《仁学》--关于《仁学》的中心思想

“通”——以通达、贯通、仁通求变通、运通、流通的思想,即维新变法的思想,而不是激进革命的思想——是谭嗣同《仁学》思想的精髓与主旨。希望有仁慈的君主、清明的君主专制政治、仁通平等的封建伦理道德、通达流畅的社会经济文化运行境界,才是谭嗣同仁学思想的实质。谭嗣同秉承湖湘,学派理学思想源流,希望朝廷存“仁心”,行“仁政”,从“匡扶社稷”的思想来分析,谭嗣同依然是一个“吁天”的传统士绅。     

试探解决中国乡村教育边缘化问题的对策

本文依据中国乡村教育边缘化的事实和特征，对现行乡村教育管理体制进行了结构功能分析，阐述了全球化与中国乡村教育边缘化的内在关联，提出了建立九年一贯制乡村学校、校长民主选举制、“喷灌式”乡村教育财政体制、乡村教师自治委员会基础上的校长负责制的乡村教育人、财、事的管理体制，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     

乡村教师新乡贤角色：历史图景与现实幻象

乡村教师作为中国乡村社会的知识精英,在考察其社会担纲时,社会结构具有基础性意义。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演进的历史进程,不同历史时期因应社会结构的变化,乡村教师有着不同的角色担当。从传统社会乡村塾师集塾师、士绅、乡贤角色于一身;到近现代中国社会激变过程,士绅阶层瓦解,乡村教师全力承担起乡村建设的乡贤使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文化精英服务乡里。20世纪90年代,随着城镇化的高速推进,出现“文字上移”趋势,乡村教育逐渐衰弱,乡村教师与乡村社会不断分离。直至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教育迎来振兴契机,乡村教师再一次被赋予新乡贤角色期望。但在社会结构发生巨变的今天,给予乡村教师新乡贤的期望是不切实际的。面对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乡村教师的角色担当和作为,应回归乡村教育振兴的本位。     

村民自治制度背景下乡村关系的调适与重构

实行村民自治以后，乡镇同村的关系应该由传统的“命令－服从”型关系转变为与“乡政材治”模式相适应的“指导－协助”型关系，但在实践中却并非如此，乡村关系中行政控制或准行政控制的迹象仍然十分明显。主要原因在于：行政本位思想观念的影响，村民自治制度弹性过大和乡镇干部经济利益的驱使。为了建立与村民自治相适应的乡村关系，必须进一步实行农村费税制度改革，乡镇管理体制改革和完善乡村关系的法律法规。     

从二元结构到全景关照——中国传统乡村治理研究的视角转换

“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阐释范式,覆盖了政治学界针对传统中国乡村治理领域的研究。本文在重新剖析、审视这种阐释范式的基础上,认为“官治绅理”的分析逻辑虽然能够通过对治理主体进行本质性解构来说明传统乡村治理的权力逻辑与组织行为,但却忽略了乡村治理中“民意”的张力与作用,无法清晰揭示在中国传统乡村“治理场域”中的权力—权利内在逻辑。虽然学界已有突破原有研究框架的努力,但本文认为仍需在前人基础上将研究视角从传统的“国家—社会”二元主体分析维度,转向国家—民众—士绅(以民众为核心)的多元主体分析维度。并且还要突破传统研究范式仅仅从静态治理主体解构乡村治理结构的局限,从动态的治理机制视角解码中国传统乡村治理的运行规律,实现从二元结构到全景关照的研究视角转换。     

乡村社会的衰败——科举制度的废除对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的消极影响

过去对废除科举制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其是否有利于清季政治改革这一层面,较少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观察问题,尤其缺少从乡村社会演变的角度来考查科举废除的影响。基于社会史的方法和理论分析科举制的废除对乡村社会的消极影响,如乡村社会精英——士绅阶层的消失及由此造成的社会整合能力的削弱,乡村社会治理与发展的受阻,乡村社会文化生态平衡的破坏,乡村教育的衰败,城乡之间逐渐分离等,客观而深入地探讨和评价科举制度废除后的社会影响。     

村民自治背景下的乡村关系

随着村民自治的实施与推进,中国乡村社会形成了“乡政村治”的政治格局。现实中,由于国家的农村发展战略及其矛盾,压力型体制,巨大的财政压力等原因,乡镇行政权要控制和干预村委会,而这种干预必然遇到村庄的抵制,造成乡村不和,外在表现为乡村关系的紧张。乡村关系紧张的实质是乡镇行政权对村民自治权的干扰。乡村关系矛盾的调适要从改变国家发展战略、乡镇自治、转变乡镇政府职能、解决乡镇财政危机等方面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