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保障理念之光照耀下的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的全部精神是通过消极地限制刑罚权,积极地保障人权,核心意义是人权保障。试从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实质、罪刑法定原则的刑法意义、罪刑法定原则的解释方法三个方面,阐释人权保障理念之光照耀下的罪刑法定原则。     

论罪刑法定原则下法官的刑法解释权

罪刑法定原则的真正价值在于刑事司法中能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针对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确定并实施以来所呈现出的种种问题，作者认为，其症结之所在是法官刑法解释权的缺乏。只有从立法上和司法上承认法官刑法解释权存在的必要性，并逐步赋予法官刑事司法中的刑法解释权，才能确保罪刑法定主义各项机能的真正实现。     

略论我国罪刑法定下的人权保障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现代刑法最重要的基本原则，以其确立为里程碑标志着我国从此走上刑事法治文明的轨道。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事法治文明的集中体现，它的核心价值在于保障人权与限制司法权的滥用。罪刑法定的应有之义包括形式罪刑法定与实质罪刑法定，只有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互为表里，才能真正践行刑法保障人权的功能。     

论国际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的主要思想经过数百年的洗礼,已经不容置疑地成为世界各国国内刑法的最基本原则。文章在阐述罪刑法定原则在国际刑法中的基本含义和发展历程之后,一方面肯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在国际刑法中的基本原则地位,一方面探讨了其在国际刑法的发展中可能面临的问题。     

罪刑法定原则的核心价值

罪刑法定原则的经典表述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其核心价值就是限制权力,保障人权。我国刑法是人权保障的最后防线,为了保障人权,我国刑法大部分是禁止性的法律规范,也就是说我国是通过刑罚权的行使来达到保障人权这一终极价值,但为了防止刑罚权的滥用,我国刑法将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首要原则,以保障人权。[1-2]     

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取向及其实现

防止司法专横，保障公民人权是罪刑法定原则在其诞生和发展变化过程中始终如一的价值追求，社会保护从来都不是其应有内容。罪刑法定的实现与否不仅受制于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的现状，更与一国的社会基础息息相关。     

从罪刑法定的缘起到现在面临的挑战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理论及刑法实践中根本性的问题,已经被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刑法确定为基本原则。我国最终在1997年修订的《刑法》中明文规定罪刑法定,并将其作为刑法的首要的基本原则。无论是刑事立法还是刑事司法,都还存在着不符合甚至背离罪刑法定原则之处,因而认真地探讨罪刑法定原则的法理蕴涵、调整价值取向,研究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的具体途径,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司法解释的冲突和协调

修订后的《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就是理论界所称的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为公民自由与国家刑罚权之间划出了一条明确的界限,它有利于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保障,是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在刑法中的直接体现”[1]。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典化获得了刑事理论界和实务的普遍赞誉,它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正在逐步走向成熟与完善。罪刑法定原则作为一项刑事立法原则,也是一项重要的刑事司法原则,对刑事司法活动起着指导作用。而刑法解释是“对刑法的含义给予更准确、更明了的提示和说明。”[2]刑法司法解释作为对刑法规定的一种阐述运动,在司法活动中起着普遍性的刑法规范运用于具体案件的沟通作用。在司法实践中,一方面,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司法人员必须忠实了法律,严格依法办事,不得任意解释刑法;另一方面,司法人员在处理具体案件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的掺入个人的法律意识。立法上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与实践中刑法司法解释的盛行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使刑法理论界不得不冷静下来重新审视罪刑法定原则的意义,并探究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司法解释之间的关系,以期从二者的冲突中寻求能够协调二者关系的最佳途径。     

论罪刑法定原则下的刑法扩大解释

从罪刑法定原则的思想基础出发,法官应当受刑法规定的约束。但是社会不断发展,刑法规范都具有相对的滞后性,那么刑法规范必然存在漏洞,有必要通过刑法的扩大解释对刑法规范的缺陷作出补正。民主主义与尊重人权主义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思想基础,要使刑法不断满足正义的要求,就必须根据社会变化不断地解释法律,扩大解释不会超出人民的预测可能性的范围,会扩大刑法的处罚范围,但是刑法不只是为了保障行为人的自由,还要保护一般人的法益,刑法的任务就是在尊重个人自由和维护社会根本制度之间保持平衡。判断扩大解释是否合理,应以是否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思想基础为标准。     

罪刑法定原则的现实与冲突

文章描述了罪刑法定原则现实与冲突的两个方面：罪刑法定的立法均衡问题与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的障碍问题,并进一步探讨了如何更好地运用罪刑法定原则的指导作用来解决冲突问题。     

刑法保障人权机能之辨析

针对刑法和保障人权之间的关系进行辨析,通过对人权属性,保障人权的含义和刑法的价值取向等问题的探讨,将刑法保障人权的对象界定于无辜的一般人和犯罪人,并得出刑法保障人权不仅是应然的向往,还是实然的需要的结论,进而探讨了连接刑法和保障人权的要素。     

保护人权——刑法的终极目的

刑法目的具有独立的理论研究价值。刑法学界对刑法目的的理论分歧表明“刑法目的是什么”并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对于刑法目的的正确阐明,只有站在国家及国家权力存在的目的、宪法基本价值的高度,只有从刑法的特殊性人手,只有依据宪法和刑法的具体规定,才能具体而深入地得以揭示。保护包括犯罪人在内的全体公民的基本人权不受侵害,是制定和适用刑法的唯一目的。     

刑法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之协调——刑法解释权配置的反思与重构

刑法的立法和司法活动都离不开刑法的解释。目前,刑法解释主体的多样化带来了诸多矛盾：刑法的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存在失谐,司法解释内部存在冲突。本文在考察我国刑法解释权的现状,对其存在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刑法解释权进行尝试性的重构,以期促进刑法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的协调,实现刑法解释权的合理配置有所助益。     

环境刑法司法解释评析

环境刑法的司法解释是处理环境犯罪的重要依据,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国现行环境刑法的司法解释却没有重视环境要素的生态功能,并且轻视环境犯罪的追诉程序构建和环境犯罪预防,在司法解释技术的运用上也过度倾向于采用司法克制主义。为了更加有效地打击环境犯罪,充分发挥环境刑法的法益保护功能,环境刑法司法解释必须强化环境刑法的生态保护功能,重视环境犯罪追诉程序设计和环境犯罪预防。进一步改进环境刑法司法解释技术,从而达到完善环境刑法司法解释的目的。     

人权的当代刑法保障与完善

当代中国刑法强化了人权保障机能。人权保障的思想也成为当代刑法的鲜明主题之一。当代刑法在罪刑法定、打击侵犯人权的各种犯罪、有利被告原则、正当防卫制度的建立以及刑罚的人性化等方面无不闪耀着人权保障的光芒。但在刑法宪法化、刑法的观念层次、慎重适用死刑、正当防卫制度的完善以及现代保安处分制度的确立等方面尚需完善，以便更好地闪耀当代刑法的人性光辉。     

风险刑法与公民权利的宪法保障

作为应对风险社会的一种刑事公共政策的产物,起源于欧洲的风险刑法理论及其立法实践在我国刑法学界遭到了许多批判.但通过对这些批判的分析发现,风险刑法理论并非如其批判者声称之那样危险.以实用主义为导向的民众共识可以被作为区分“被允许的危险”和“不被允许的危险”的标准,并以此作为“不被允许的危险”行为的入罪根据.风险刑法理论不是对传统刑法理论的革命,而是为应对风险之需要而对传统刑法理论的适当修正和补充.风险刑法是否包含对公民宪法权利构成威胁的风险,归根结底不是一个事实问题,而是一个理论问题.     

刑法理念的司法化与人权保障

刑法的发展趋势和最终目的是保障人权,法官是法律和生活的连接点,要发挥刑法保障人权的精神和理念,关键是法官要在司法活动中贯彻保障人权的司法理念。法官首先要树立罪刑法定的司法理念,在审理之前假定被告人无罪,在认定犯罪时坚持形式的理性而非实质的理性,在刑法适用有疑难时作出有利于被告的判决。     

构建理想刑法的几点思考

刑事法治建设的核心是刑法立法与刑事司法两者的动态平衡问题。1997年刑法修订以来,立法机关及理论界试图通过完善刑法立法来解决刑法适用的可操作性和公正性,收效甚微。理想刑法的构建就是以实现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和谐为重要使命。本文透过变动的法条,着眼于刑法理论及其价值哲学等问题相对稳定的特点,探究刑法背后的价值问题,从刑罚目的重构、刑法人权保障价值之完善、刑法的谦抑性在我国的适用三个方面展开构建理想刑法的几点畅想,最终发挥刑法在我国刑事法治建设中应有的功能。     

刑法价值的立法与司法选择

章通过新刑法所体现的价值取向的评析，结合我国法律传统和现实，提出实现刑法法治化所应采取的人权保障优先的刑法思想。并结合司法实践，从刑事司法程序、定罪量刑和刑罚的执行等几个方面来论述当面对刑法价值的冲突时如何做出两难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