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乡村公共精神现状与培育对策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乡村治理模式也跨入转型时期,当代乡村治理转型呼吁着乡村公共精神作用的发挥,公共精神的培育对于乡村治理的转型和乡村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厘定了公共精神的概念,认为乡村公共精神的独特性体现在乡村发展中村民展现出的对村民公共利益的认同与维护的一种理念;其次从治理视阈论证当前乡村公共精神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乡村公共生活空间萎缩和农民社会责任意识淡薄等;最后从治理视阈对培育乡村公共精神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乡村公共基础设施慈善融资治理体制构建研究

目前我国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慈善融资治理中普遍存在资金信息不透明、资金分配不均衡、资金效益不充分等问题,原因主要在于缺乏有效的激励引导机制、信息沟通机制、资金管理机制和监督管理机制。可借鉴慈善项目制模式和彩票计划模式,构建一个包括地方政府、慈善组织、捐赠者、受赠者等主体在内的多元治理体制,通过重视激励、监管与投资,加强制度与文化建设,不断规范慈善融资治理秩序,推动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协商与合作:农民集体行动的历史逻辑与演进

克服狭隘的个体理性,达成集体行动,是公共治理的关键所在。在乡村公共治理中,一方面存在着大量小而分散的公共治理问题;另一方面,政权力量从乡村的退出导致公共治理出现真空。因此,构建以政府为引导,农民为主体的多元主体、多元中心的协商合作治理模式是摆脱农村公共治理困境的关键所在。构建这种多主体、多中心的合作治理模式,引导农民协商、合作,需要充分发挥政府制度供给与引导的功能,积极挖掘、利用传统的农村协商合作文化。     

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理论基础和价值研究

新时代背景下,面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公共法律服务区域供给不均衡、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等时代课题,国家持续推进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助力乡村振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乡二元结构不断分化,鉴于公共法律服务政府主导、公共普惠、法律专业的特质,我国应构建适用于乡村本土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以化解基层治理困境。文章认为,特别是现阶段,应以新公共服务理论、城乡融合理论、法治政府理论作为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构建基础,进一步探索适合本土的法治乡村建设方案,扎实推进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规范化与科学化进程,促进乡村善治的实现。     

建国以来农村公共生活模式的变迁与展望

公共生活是公共管理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受＂总体性社会体制＂及其运行方式的影响,改革开放前在我国农村形成了一种运动式、集权化的公共生活形态。1978年,改革开放为农村公共生活的变迁奠定了新的制度基础,农村公共生活开始转型。1988年,村民自治制度实施后农村公共生活实现了现代化转变。当然,在未来还需要妥善处理农村公共生活空间的拓展与政府宏观秩序控制的矛盾;引导和规范农村组织多元化发展,发挥乡村主体多元治理的合力;通过治理机制的建设,激发村民参与公共生活的积极性。     

地方治理与乡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多元化

治理理论是20世纪末在西方出现的一种新的理论,地方治理理论是其分支,相对于一元化的模型,它主张在治理中尤其是社会政治治理中的结构应当是多中心的、自主的、分工合作互为补充的。从这一理论观察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针对我国乡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存在严重不足的现状,提出除了强化和优化政府对于乡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以外,商业市场以及非政府组织等不同的供给途径,也将成为乡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另外渠道,这使得我国乡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呈现日益多元化的趋势。     

乡村教师公共精神的审思与重构

乡村教师的公共精神是乡村教师作为知识分子在参与乡村社会的公共事务中超越个人私利追求公共利益的精神样态和行为方式,是乡村教师公共性的体现。当前我国乡村教师的公共精神式微,具体表现为过度专业化导致公共理性阙如、国家公职人员身份及相对落后的乡村生活环境导致公共关怀淡化、“陌生人”的身份认同及乡村事务对乡村教师的依赖性降低导致公共参与不足。重构乡村教师的公共精神需要淡化专业意识,强化公共理性;需要通过建构本土化的乡村教师教育体系及增加乡村社会的吸引力激发乡村教师的公共关怀;同时还需要乡村社区、学校、教师共同努力,拓展乡村教师的公共参与空间。     

文旅融合背景下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困境与路径

乡村公共文化是服务于乡村民众以及农村发展的文化形态。在文旅融合背景下,应结合乡村旅游资源优势,探索有效的乡村公共文化发展路径,以便更好地为乡村振兴服务。本文总结了乡村公共文化发展困境及其具体成因,并提出乡村公共文化发展路径,希望对推动旅游与乡村公共文化的融合发展有所帮助。     

我国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研究路径

受政治体制、社会环境的影响,我国农村公共事务治理长期存在着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公共事务管理混乱、社会力量难以合作等诸多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国家—乡村关系和谐发展的重大问题,国内学术界对此做了大量研究。     

农村男性偏好与公共产品建设

男性偏好是导致农村出生性别比例失衡的基础性因素。治理出生性别比例失衡就需要考察农村男孩偏好的根源。生产方式、文化风俗、乡村治理、社会保障及制度的不公正等公共产品的缺失造成了农民生育性别上的男孩偏好。要通过外围的公共产品建设来弱化农村的男孩偏好,让生男生女都一样的观念深入人心。     

从"新公共服务"视角看西部农村教育管理的改革——以教师"末位淘汰制"为例

近十年间,我国的公共管理经历了由传统公共管理向新公共管理的转型和过渡。＂新公共服务＂理论则是基于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反思而提出的一种全新的公共行政理论,其核心理念是：政府的功能是服务而非＂掌舵＂。以＂新公共服务＂理论审视西部农村地区教育管理中的＂末位淘汰制＂,可以发现它的诸多弊端,应该从教育管理机构职能转变、教育管理干部意识转变、教育管理政策导向转变等方面进行改革。     

基于“农家书屋”平台上农村新闻出版公共服务体系构建

基于“农家书屋”平台,对农村新闻出版公共服务体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在理论梳理基础上,分析了“农家书屋”平台的公共服务现状及机制,并从制度保障体系、平台网络体系、内容供给体系、长效机制体系和评价考核体系五个方面探讨了农村新闻出版公共服务体系构建。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公共产品消费需求研究

“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国致力于解决却没有很好解决的重要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还不够完善,不能满足大部分农村地区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本文界定了农村公共产品的概念,分析了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状况以及我国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意见和建议。     

规范行政执法提升政府公信力——基于＂孙中界＂事件的思考

如何提升政府公信力,已成为世界性命题.由于在政府行为中,行政执法环节与平民百姓接触最紧密、最普遍,也与群众切身利益的联系最直接、最经常、最广泛,行政执法与政府公信力有着紧密的联系.近期＂孙中界＂事件也让我们认识到规范行政执法对于提升政府公信力具有积极而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湖州农村发展研究的战略定位——湖州师范学院“三农”沙龙暨农村发展研究战略研讨会发言选登

"举全国之力"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十八大提出来的,也是历来全党、全国工作的重中之重。基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的大背景,湖州农村发展研究要着眼于以下三点:围绕"改革创新"的主旋律,解决用什么思想来引导的问题;立足"来自实践"这个出发点;抓住"推动实践"这个落脚点。     

“三圈”理论视角下农村环境保护问题及对策分析

从"三圈"理论的分析视角来看,当前我国农村环保问题的根源在于公众缺乏对农村环保的价值认知与认同,政府组织资源的能力不足和农村环保的市场化机制缺失与参与农村环保的利益相关者支持度低。鉴于此,政府治理农村环境的决策应以增进社会对农村环保公共价值的认知与认同,提升政府与市场保护农村环境的能力,构建新型的农村环境保护制度体系,完善农村环保市场化机制,争取农村环境保护利益相关者的支持等为着力点。     

公共部门激励扭曲测量方法研究——以福建某市37个乡镇街道为例

激励扭曲问题是公共部门激励契约设计的一大挑战,评估视角的激励扭曲缺乏可操作的测量方法和样本的检验。基于Baker模型思路,探讨激励扭曲程度的向量夹角θ描述法;结合公共部门激励特征,演绎测量所需数据的收集方法和计算过程,设计具体可操作的测量步骤;并以某市乡镇、街道的基层政府组织为测量样本,分析2013年激励扭曲测量结果,验证该测量方法的有效性。     

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儿童”生活教育现状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农村青壮年纷纷外出打工,留下年幼子女在当地生活,形成了“留守儿童”这一特殊群体,对他们的管理、教育方面都存在诸多问题,并且已成为当前民族地区农村的普遍现象.因此,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均应予以高度重视,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共同为留守儿童营造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     

城镇化背景下政府职能再构

政府管的过多、治的过深,是我国城镇化历史上的一大特点,政府的过多干预使得我国的城镇化陷入了窘境：发展不均衡、土地城镇化过快、大兴造城运动、市民化受阻,低质量的城镇化难以持续。新型城镇化建设,质量重于速度,政府要以＂大历史观＂的视角来建设我国的城镇化。城镇化的过程也是政府职能再构的过程,政府需对自身职能进行准确的定位,由原来的＂主导＂向＂引导＂转变,重点在于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按照以实现＂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标准重塑政府职能,从人、地、业、房、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方面完善政府职能,推进城镇化良性发展。     

《盐铁论》中的廉政思想

《盐铁论》包含有大夫与贤良文学关于为官哲学的辩论,反映了西汉中期政治中兴利活动导致的官本位哲学,以及西汉士人以儒学为基础的廉政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