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彩礼的法律分析

现今彩礼在我国并没有法律上的明文规定,但却以风俗习惯的形式普遍存在,这就导致当我国各地区出现彩礼返还纠纷时处于无法可依,同案不同判的局面。基于此种情形,我国针对彩礼的规定需进一步完善。本文从彩礼的渊源、特征、认定的相关问题以及彩礼返还之诉的性质方面进行了讨论,并就彩礼法律规定的完善提出了建议。     

民间彩礼的法律分析——以天水地区为例

彩礼是未婚男女当事人为了缔结婚姻而由一方付给另一方的财物。彩礼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根植于悠久的社会习俗,起到平衡男女双方利益的作用。彩礼一般表现为现金,以将来缔结婚姻为目的,由男方家支付给女方家。因婚姻缔结或解除产生的彩礼返还问题,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愿,体现私法自治,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综合各种因素,确定是否返还和返还的数额。     

彩礼的法律属性研究

彩礼由来已久,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其持相对否定的态度。但民间的风俗习惯一直延续,并随着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解决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相关司法解释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合理适用这些司法解释需要对彩礼的法律属性做出界定,本文综合诸多学说进行评析,并将其与我国现有的彩礼返还规则相联系,以求做出恰当判断。     

《民法典》编纂视野下我国不当得利法得利与得利返还制度的比较研究

我国法律对于不当得利制度的规定过于简略,难以有效指导司法实践。《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对不当得利中得利进行了类型化的界定;并且依据得利是否可转移的性质,确立了不同形式的得利返还规则,应当为我国立法所借鉴。我国不当得利制度在得利的界定上应当在原有抽象概念的基础上作类型化的划分,拓宽不当得利制度调整的范围;在得利标准的认定上应当采纳客观主义标准;在得利返还制度上,应当依照得利性质的不同,确立起原物返还、价额返还以及替代物返还的多种模式;在返还得利的范围上,应当区分得利人得利时的主观心理,分别确定不同的得利返还标准;在价额返还的计算上,应当以不当得利请求权产生时得利的客观价值为计算标准。     

善意、恶意二分之下的不当得利返还范围研究

在司法实践中,不当得利的返还范围如何界定是一大难题。我国法律不仅对不当得利的返还范围的规定较为简陋,而且学术上对其法律效果方面的研究也较少,因此极易导致司法实践的混乱。文章通过案例分析受领人因主观状态不同承担不同范围的返还责任,有助于不当得利的司法适用。     

论我国不动产之善意取得

善意取得是所有权取得的一种方式,是物权法的一项重要制度。动产能善意取得相关法律已作出明确的规定,不动能否善意取得不同的法律规范作出的规定不尽一致,法院的判决也大相径庭。笔者对我国关于不动能否善意取得的相关法律规范进行了比对,我国不动产的善意取得是有条件的善意取得。     

论执行终结中债权人的权利保护

执行终结源于实践中执行不能的窘境,旨在宣告某情形确属不能继续执行,进而结束执行程序.因该制度对执行债权人关涉重大,故应慎重对待.我国关于执行终结的法律规定中存在法定情形不缜密、裁判法官裁量权配置不合理、执行债权人救济途径欠缺等问题.立法应补正法定情形,规范裁量权配置,增设执行债权人权利救济机制,以保障执行终结制度的良性运作.     

未成年人犯罪领域的非犯罪化研究

在非犯罪化思潮影响之下,未成年人犯罪领域的非犯罪化趋势在我国已经有所体现,这是对未成年犯罪人司法保护的新突破。实现未成年人犯罪领域的非犯罪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具体制度建构上,可以在实体法上减少未成年人罪名规定或规定未成年人特殊情形;在司法程序上,则应建立未成年人刑事和解与不起诉制度。     

浅议合同的效力要件

合同的效力制度是合同法中的重点和难点,对合同的效力要件作出具体而明确规定,将会使《合同法》更具操作性。虽然我国《合同法》未对合同的效力要求件作出具体规定,但我们认为,合同的效力,应遵从于《民法通则》关于民事法律行为一般要件的规定。     

论民事诉讼中的代表人诉讼

法律对代表人诉讼的规定存在缺陷是影响代表人诉讼制度发挥的根本原因,是造成实践中代表人诉讼制度难以发挥作用的瓶颈,为了解决共同诉讼中人数众多不便审理的问题,吸收集团诉讼有益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节约诉讼资源,防止作出相互矛盾的判决。针对代表人诉讼制度法律规定存在的不足,可从我国民事诉讼法、诉讼当事人制度等角度来探讨完善和发展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代表人诉讼制度,以实现公私权利之间的平衡,充分保障公民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