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秉琦与中国考古学派

苏秉琦是中国考古学的一面旗帜,他的学术思想对中国考古学产生的影响巨大而深远。苏秉琦创建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和"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道路理论"的过程本身,就是创建具有中国特色考古学派的过程。以"两论"为代表的"苏秉琦学术思想",是指导中国考古学的基本理论,也是中国考古学派形成和存在的重要标志。在没有出现新的能够超越它的理论或学说以前,中国考古学仍然处于"苏秉琦时代"。     

科学巨匠的风范——纪念苏秉琦诞辰一百周年

本文作者回忆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与苏秉琦先生的几次接触与感受。苏先生在他76岁高龄时,仍然不以用考古学研究成果完成重建中国史前史为重,不以教导年轻幼稚的晚辈为轻,以其特有的风格与方式,孜孜不倦地实践着他"考古学是人民的事业"的理想。     

“千古探秘——考古与发现”展览创意浅析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以及新中国考古学事业发展60周年,各地展开了多种形式的考古工作成果汇报。多家博物馆以展览形式对新中国考古学发展、现状与收获进行回顾,展现白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学的发展情况、重大考古发现以及考古学研究成果等。     

永远的导师——苏秉琦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

苏秉琦是中国高等学校考古学教育的开拓者,他领导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考古学专业——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长期负责专业的教学、科学研究、田野实习和年轻教师的培养,成绩卓著。在北大先后成立考古学系和考古文博学院后仍然不断地给予指导和帮助。他有教无类,奖掖后学,全国有许多考古学者都曾得到他的指教与帮助。他为提高考古学研究的水平,为中国考古学走向世界而竭尽毕生的精力。他崇高的风范受到学界普遍的推崇,他是我们永远的导师。     

瞭望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读《中国文明起源新探》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是苏秉传教授在其生命的最后时段撰写的一部考古学著作。苏秉培教授是中国考古学重要奠基者之一,是中国大学考古学教育的主要创始人和新中国考古学的最重要指导者。他为中国考古事业的奠基及其壮大、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把中国考古学推进到了一个新时代。更难能可贵的是,在他晚年为使中国考志学扎根于公众之中而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思的认识,带头做了很多工作。《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的写作,是他使中国考古学扎根于广大公众之中而作出的一次最重要的努力。由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除《开头的…     

地理环境与“文化”特点的形成

在史前社会,自然地理环境与考古学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化"特点的生成很大程度上由自然环境的特点决定。就中国北方西辽河流域而言,新石器至早期青铜文明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和地方特征,这些文化特征是在北方尤其是西辽河流域独特的环境背景下形成的,自然环境通过人类的物质与精神活动影响着文化的内容与特点。     

破译古曲天书的钥匙

状若“天书”的中国古谱译解之繁难,使国际性的中国乐曲考古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王德埙先生在“乐曲考古”概念和建立“乐曲考古学”学科构想的基础上,写成了《中国乐曲考古学理论与实践》一书,它是论述乐曲考古学这门新学科的第一部学术专著。 通观全书,我们可以发现其构     

傅斯年“史料便是史科学”思想研究

傅斯年先生(1898-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他曾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也是中国现代的著名学者.他曾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研究院总干事,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等职,在中国的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和教育学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参与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研究中所提出的"史料便是史料学"的思想,在我国近现代档案学的创建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影响.     

“船与人:亚洲古船历史学与考古学比较研究的新视角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正>2009年11月9—14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综合考古部、法国远东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共同举办的"船与人:亚洲古船历史学与考古学比较研究的新视角国际学术研讨会"先后在北京、宁波两地隆重召开。来自中国、法国、英国、美国、荷兰、丹麦、澳大利     

文化·人物·考古——贺宿白先生九十华诞

考古学文化的文化是文化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文化与文明、文化的品性、历史悠久与连绵不断、文化多元与文化中心、传统文化与文化走向等均属文化探讨之列。长江下游流域居中国东南广大地区,考古学家要梳理考古学文化谱系,揭示该区域文明起源与文明形成的标志,探索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区分国家的类别与实质,加强吴越文化研究;而探讨百越对华夏认同和对秦汉帝国形成起过什么作用,仍然是这一区域考古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值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90华诞之际,中国考古学界应当学习他治学与做人的精神,为推进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建立——以马衡、李济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建立既有其自身的专业特点又有传统史学的烙印，马衡和李济两位先生对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本文通过对两位先生的考古学之路进行逐一爬梳，以便对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建立有一深入的把握，希翼对当下的考古学发展有所助益。     

论殷墟早期发掘中史语所与豫省府间的纠葛——兼及傅斯年、李济普及科学考古知识的肇始

殷墟位于河南省北部的安阳境内,是距今两千多年的商代都城遗址。1928年10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殷墟进行发掘,开启了殷墟科学考古的起点。但是不久,得到省政府支持的部分河南学界人士介入其中,迫使史语所的发掘工作在1930年前后一度陷于停顿。为解决纠纷,傅斯年频繁奔波于北平、南京、开封之间,协调与地方行政机构之间的关系,虽历经曲折,终使殷墟发掘恢复正常。期间,傅斯年、李济等人利用媒体宣传、学术讲座等形式,广泛介绍科学考古的目的、方法,文物的发掘、研究及保护常识,开了对公众普及近代考古学知识的先河。这场因考古发掘权、文物归属权而引发的纠纷及其解决,不仅反映出民国时期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的矛盾,也折射出近代考古学与传统"寻宝"理念的碰撞,在中国近代考古学体系的确立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陈介祺之后的陶文收藏与研究

<正>陈介祺在中国金石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的学术发展史上,可谓是不可逾越的里程碑式人物。全书分为统考会纂、典型绎论、遗珠摭拾三部分,对陈介祺的世家繁衍、姻娅友朋、学术传承、文物收藏、鉴定辨伪、传古理念、诗词文学、书法艺术、著作刊布、学术贡献与对后世之影响,以及其在整个中国经学与金石学到考古学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电视的未来考古：想象形态、路径方法与史学意义

电视的未来考古,是电视媒介考古和电视史研究的一种方法。电视媒介的技术特性,使其必须立足现在、面向未来。作为人类曾经最为亲近的"视觉机器",电视未来的失却中依然潜藏着可能。从"动态视窗"到"全知视觉",再到"交互视界",电视未来一般想象形态的流变与人类社会的媒介化进程相同构。电视的未来考古研究,即是从"过去的电视媒介"中发现与译解电视未来想象的文化密码。虚拟媒介考古学和未来考古学等理论资源,为其研究的路径及方法制定提供重要参照。作为电视史研究的新视角,以中国电视为例进行未来考古初探,有助于在回思过去中重识当下,进而开拓未来寻回的可能。     

从关百益画像论“中国考古会”的创立

"中国考古会"创立于1933年5月14日,是由考古学家顾鼎梅、关百益、田玉芝,美术家刘海粟、滕固、王济远六人倡议,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任主席的近现代中国第一个全国性考古学会,集合了当时各地方性考古与历史学会成员。虽然由于动荡时局的影响,这一考古会存在时间不长,但是其组织全国学者齐心保护历史文物和启发当代全国性考古学会创立的作用不可低估。本文通过河南博物院藏关百益画像及新发现的相关史料,对中国考古会成立的背景、倡议者、酝酿过程、成立大会、章程、理事等相关内容进行梳理考察,力求全面呈现中国考古会创立的原貌。探讨这一全国性考古学会成立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意义,力求推动学界进一步加深对我国近现代考古学史的深入了解。     

考古学与靖江王陵保护

考古学与大遗址保护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话题。如何使考古工作促进靖江王陵遗址保护?本文分析了靖江王陵考古工作与保护现状,结合考古学在靖江王陵保护中的作用,提出了靖江王陵考古工作的建议。     

再论乳源虎头岭南朝墓的年代——兼谈岭南地区六朝墓葬的断代问题

六朝时期上承秦汉,下启隋唐,在中国考古学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岭南作为中国最早进行六朝考古的地区之一,相关研究也层出不穷.本文将岭南六朝考古学研究历程分为肇始期、积累期、发展期和兴盛期四个阶段.就目前而言,断代问题依然是制约岭南六朝考古学研究推进的重要原因,纪年砖墓与纪年墓的关系以及纪年砖墓的断代也极为复杂.基于此,选取了...     

身体与象征:周代以前中国的“左”“右”尊卑观

"左"和"右"本来是表示人体左右手的名词,后来被赋予了不同的社会意义,受到崇尚,具有了更深的文化内涵。从考古学和生物学的资料来看,中国从史前到殷代一直保持着"尚右"的传统,到了周代却出现了"逆转",在很多场合中有了"尊左"的现象。"尊左"与"尚右"从周代开始并存于中国文化之中。"尊左"的实质是对"尚右"的偏离,它是在阴阳观念的支配下,作为一种特殊的象征性仪式而存在的。"左"与"右"沟通了中国古人的身体、社会结构和宇宙观。     

基特勒、德国媒介理论与中国媒介研究——杰弗里·温斯洛普-扬教授访谈

本文通过专访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杰弗里·温斯洛普-扬（Geoffrey Winthrop-Young）教授,探讨了德国媒介理论、媒介考古学、文化技术、中国媒介研究等问题。访谈中介绍了基特勒媒介理论的学术脉络与思想内涵,主要观点有：基特勒早年文学研究为其媒介研究奠定了分析基础;任何媒介都具有物质性,但不等同于物质材料,媒介决定我们的现状,可以从媒介角度考察中国现代性进程;媒介考古学发掘历史盲点,当下媒介考古学呈现为政治性、技术先验与反人类时间这三种趋向;“文化技术”理论强调阅读和写作等实践层面,创造文化秩序和结构;媒介理论就如工具箱,工具与问题相互作用,要在中国语境中恰当地使用德国工具箱。     

傅斯年与“八千麻袋”档案

傅斯年先生是我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积极拥护者和参与者,也是我国著名的学者,在历史学、考古学、教育学及语言学等方面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除此之外,在中国档案史上著名的"八千麻袋事件"中,傅先生倾其所能,为拯救明清时期珍贵的历史资料--"大内档案"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