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手工业作坊看周原遗址西周晚期的变化北大核心CSSCI

周原遗址范围内发掘的三处手工业作坊遗址为我们了解西周时期手工业生产情况以及周原遗址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本文对周原遗址经过发掘的三处手工业作坊遗址的生产状况进行了分析。通过对云塘制骨作坊兴衰过程的考察、对齐家制玦作坊生产原料变化和李家铸铜遗址产品种类变化的分析,认为这三处手工业作坊遗址均在西周晚期偏早阶段发生了某种类型的变化。这一变化与遗址中其它类型的遗迹、遗物表现出的变化(如青铜器窖藏所反映的贵族家族的变化等)相吻合,说明周原社会有可能在西周晚期偏早阶段经历过一次重要的变动。     

莒县陶文与战国秦汉时期官市研究北大核心

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莒市”铭漆耳杯证明,山东地区于西汉时期存在“莒市”这一机构。但有关“莒市”的具体情况,如地理位置、机构设置、所属职能、延续时间等问题并不明确。莒县城区近年出土了一批陶文,并发现4处规模较大的手工作坊遗址。这些发现推动了“莒市”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根据现已发现的资料可知,“莒市”位于今山东省莒县县城南部,延续时间约为战国早期至西汉中晚期,其性质为大型手工作坊聚集区,所涉手工业门类至少包括制陶、漆器制作、骨器制作、冶金铸造、铸币等五种。“莒市”遗址的发现直接证明,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官市不仅具有货物贸易职能,还是进行手工业生产的场所。官市内的手工业生产活动呈现出规模化、专业化与产业化特征。     

晋阳古城唐代一号作坊遗址发掘简报

2019年,晋阳古城考古队在晋阳古城二号建筑基址下部文化层中发现一处作坊遗址,发掘了1处房址、63处灰坑及部分灶址、水池等遗迹,出土有坩埚、低温釉陶、瓷器等遗物。根据地层关系和出土遗物判断,该遗址为作坊遗址,使用年代在唐代中期,主要冶炼和加工铜、铁等金属。此次发现的作坊遗址对了解晋阳古城不同时代的布局有重要意义。     

黑龙江省阿城市金上京出土的青铜童子佩饰

阿城市金上京作为一代都城，当时随着社会的进步及生产与生活的需要手工业产品也越来越多。历年来，在上京城附近均出土了数量较多的大、小铜器。如：铜镜、铜人、铜钱币、铜锅、铜碗、铜盆、铜勺、铜筷子、铜酒器等，日常生活用具中数量最多的是青铜制品。铜业是金代黑龙江地区仅次于冶铁业的金属手工业的重要部门。近几年从金上京附近出土的大量金代文物证明，青铜制品应用范围在金代早期已十分广泛。其中数量较多的是兵器和印佩，     

战国中山国制陶业研究

手工业生产在古代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战国时期中山国的手工业部门繁多,而制陶业和人们日常生活关系最为紧密.本文仅就中山国的陶器出土情况、主要陶制品和陶窑几个方面对中山国的制陶业进行考察.     

关于殷墟的“族邑”问题与“工坊区模式”北大核心CSSCI

殷墟的族群纷杂。丙、戎、史、卷、息等居住在殷墟的族群只有核心家庭的规模,并无独立的邑落。作为族邑模式认识基础的“族墓地”的判断存在问题。孝民屯墓地存在多个核心家庭或扩展家庭一级的族群,总体上而言是公共墓地。“族邑模式”对认识殷都布局的适用性有所局限。殷墟的手工业作坊遗址规模大、分布密集,作坊等操作链类遗存与居址、墓地等生活类遗存往往共存,形成7个居住、生产与埋葬等共存于同区域的考古情境,是当时基层社会组织“工、居、葬合一”的体现,可用工业作坊区模式来指称当时这种聚落形态及基层社会组织。工业作坊区在商王族(包括多子族)控制下,以超血缘关系的人群从事手工业生产活动。这是殷墟作为晚商都城区别于其他次一级聚落的重要特征。     

济南市刘家庄遗址商代墓葬M121、M122发掘简报

刘家庄遗址位于济南市古城区西北约3公里的城中村—刘家庄村,是一处商周和唐至明清时期的遗址。2010年7月—2011年2月,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清理出大量灰坑、墓葬等遗迹。M121、M122两墓规模较大,随葬器物丰富,出土大量青铜器,器形完整及可辨者共计121件,其中容器22件,有鼎、甑、簋、爵、觚、斝、卣、壶等;兵器77件(组),有戈、矛、刀等;另有少量玉器及陶器等。部分青铜器上带有族徽铭文,共计4种14组。两座墓葬出土器物与殷墟同类器物极为相似,初步推测两座墓葬时代为殷墟三期,墓主人为中等贵族。发掘表明,晚商时期刘家庄区域居住着至少一支与商都殷墟有密切关系的氏族,再次验证了济南在商代的重要位置,为山东地区商代政治、经济格局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同时对研究济南的城市变迁也有重大意义。     

文物保护与博物馆展示利用研究——基于刘家庄遗址出土青铜器保护修复成果的思考

文物保护既要治理文物病害,最大程度延长文物寿命,还应尽可能多的提取文物信息,让其能够"活"起来。保护成果可通过博物馆等场所进行展陈宣传,以彰显其历史、艺术及科学价值,树立和坚定"文化自信"。"济南刘家庄遗址出土青铜器保护修复项目"正是基于此种思考,开展青铜器科学分析、数字化技术应用以及最大程度保留原始信息,为后期科学展示与利用积累资料。通过文物保护讲好文物及其背后的故事,丰富山东地区商代文化内涵,并为此类文物保护提供有益借鉴。     

山西柳行仰韶文化遗存

2012年5月,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进行浊漳河流域早期文化考古调查活动中,对屯留柳行遗址进行了调查和清理,发现了丰富的史前文化时期遗存。该遗址的遗物主要出土于灰坑H1和H2,两个单位所出的陶器在器类、质地、纹饰、制法上相同,表现出仰韶时期庙底沟文化阶段的典型特征。该遗址出土数量众多的尖底瓶残器,形态大多为锐角尖底、口部重唇,且两个部位的形态变化较小,应该代表了一个时间较短、面貌变化不大的文化发展阶段。总体来看,该遗址属于内涵单一的庙底沟文化中期阶段的典型遗址,出土陶器与晋南地区同时期陶器面貌基本一致,而与晋北同时期陶器差别较大,反映出仰韶文化发展和传播过程中因距离和地理环境而造成的面貌差异。柳行仰韶文化遗存为深入认识山西东南部史前文化提供了重要素材。     

明代纪年墓出土青白釉瓷器初步研究

青白釉瓷器是景德镇窑宋元时期主要瓷器品种,发展至明代已经呈现衰微之势,但墓葬、遗址、窑址等考古资料证明,青白釉瓷器在明代并没有戛然而止,而是延续着一定的烧造规模和数量,生产中心仍在景德镇地区,辐射周边多个地区。明代青白釉瓷器的器型、纹饰都相当丰富,一方面继承宋元以来烧造传统,另一方面也在积极创造新风格,提高工艺水平,创新装饰方法。本文通过对明代纪年墓出土青白釉瓷器的梳理,对明代青白釉瓷器的器型、纹饰进行了整理,并做初步分期研究。根据纪年墓出土青白釉瓷器的特点和风格,初步将其分为两期,第一期为洪武至正德时期(14世纪中叶-16世纪初),第二期为嘉靖至崇祯时期(16世纪初-17世纪初)。嘉靖以后,青白釉瓷器逐渐退出陶瓷生产的历史舞台。     

山东省莱芜市出土商周青铜容器概述

近几十年山东省莱芜市嬴城、西上崮、戴鱼池、高家庄、侯家台等遗址陆续出土了一些商周青铜容器,为研究商周时期莱芜地区的青铜器及历史、社会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本文对这些器物及其所出遗址情况进行简要介绍。其中,嬴城遗址出土有商代晚期的铜斝和铜爵,铜爵鋬内有"取"字铭文。西上崮遗址和戴鱼池遗址的墓葬材料之前有过报道,这次补充了一些新的材料。高家庄遗址和侯家台遗址出土了几件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的铜器,也一并介绍。     

郎家村遗存再分析——兼谈三星堆文化在成都平原的分布

金沙遗址郎家村地点的夏商时期遗存可分为2段,年代分别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三期、二里头文化四期至二里岗下层,整体属于二里头文化晚期至早商偏早阶段,所属考古学文化为三星堆文化而非十二桥文化。在成都市区所属的岷江流域分布着为数不少的与郎家村遗存类似的遗址,这类遗址以往均被视为十二桥文化遗存,实际上应该属于三星堆文化。三星堆文化最初仅分布于三星堆遗址周围,外围不出沱江流域;之后持续向南扩张,至三期时已分布至成都市区中北部,但遗址数量相对较少;四期时分布范围与三期大致相当,基本覆盖了整个成都市区,遗址数量也显著增加,且明显呈现出三星堆和成都两个中心,这为之后古蜀国都城从三星堆遗址迁至金沙遗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周原遗址凤雏三号基址2014年发掘简报

2014年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组成的周原考古队发掘了一座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基址位于岐山县凤雏村南,北距原凤雏甲组基址约40米,编号为2014ZYIIC4F3(凤雏三号基址)。基址平面呈"回"字形,四面为夯土台基,中间为长方形庭院;总占地面积约2180平方米,是迄今发掘的最大规模的西周建筑遗址。三号基址庭院中发现了一处特殊的立石和铺石遗迹;外围出土了金箔、绿松石、原始瓷器残片等贵重物品。基址始建于西周早期,中期前后曾大面积失火;庭院中的立石、铺石遗迹在西周晚期彻底废弃。     

关于楚晚期都城寿春的几个问题

楚晚期都城寿春城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考古工作以来,取得了重要成果,对该城的位置做出了比较具体的判断,也找到了一些大型建筑基址。2000年以后,在对原来观点再认识的基础上,通过考古调查、钻探和发掘,梳理文献资料,笔者认为先前的观点存在一些疑点,尤其是作为战国晚期重要都城遗址没有城墙是不符合事实的。在比对多种资料的基础上,认为楚寿春城的宫城位于现寿县城墙基址范围内,现存南宋城墙是经过下蔡、楚都寿春、汉、唐、宋多年叠加形成的。外围发现的战国晚期的建筑基址、重要青铜器等遗存地,应是楚寿春城宫城之外的散居点。     

河南淅川焦皮凹遗址石家河文化遗存发掘简报

焦皮凹遗址位于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盛湾镇焦皮凹村北,北距淅川县城48公里。2013年3至5月,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库区建设,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及抢救性发掘,实际发掘面积共3400平方米,此次发掘所见遗存主要为石家河文化和西周时期,同时发现有少量商代、汉代和宋元等时期遗存。新石器时期的石家河文化主要有灰坑、灰沟等遗迹,出土遗物以陶器为主,另外见有少量石器。根据层位关系和出土器物特征,焦皮凹遗址石家河文化遗存大致属于石家河文化青龙泉三期类型。该遗址的发掘为研究豫西南地区石家河文化的分布与特征提供了新资料,对于豫西南、鄂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江苏泗洪雪南遗址2017年发掘简报

2017年10月至12月,中国国家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泗洪县博物馆合作对雪南遗址进行勘探和发掘,初步确认其为一处顺山集文化时期的环壕聚落。本次解剖了环壕的局部,出土大量陶器、蚌器和少量石器、骨角器和动植物遗存。根据出土遗物和加速器质谱碳十四测年结果判断,壕沟的始建年代不晚于顺山集文化一期,至顺山集文化三期被废弃。出土了炭化水稻和驯化类型水稻小穗轴、水稻植硅体等,为顺山集文化时期水稻驯化实践的有力证据。大量蚌壳和蚌刀的出土,有别于此前揭示的顺山集文化生业结构与手工业构成。此次发掘,为研究新石器时代中期淮河中下游的聚落形态与生业经济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河姆渡文化

河姆渡文化距今已有四千年至七千年的历史,1973年最早发现在今浙江余姚姚江南岸的河姆渡村。河姆渡遗址出土了大批重要生产工具,有石斧、石锛等。骨质的数量较多,有骨针、织网器、锯形器、箭镞等等。骨耜是令人瞩目的重要发现。成套的骨木制作的纺织、缝纫工具,十分罕见。生活用品中上百件苇席残片,大的有一平方米以上,出土时色泽亮丽。出土陶器属于夹炭黑陶。此外,引人注目的是朱红色的木胎漆碗。遗址普遍发现大量的稻谷遗存,稻谷、稻秆和稻叶等大量堆积,层层叠压,最厚达20至50厘米。尤其是稻谷刚出土时呈金黄色,外形完好,连谷壳上的稃毛和…     

湖北宜城袁家湾遗址发掘简报

2016年11月至2017年3月,为配合蒙华铁路工程建设,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人员在工程涉及范围内对宜城袁家湾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遗址中新石器时代遗存破坏较严重,共清理房址4座,灰坑4个,出土物较少,以红陶为主,纹饰基本均为素面,典型器物组合有盆形鼎、仰折凹沿罐、敛口深腹瓮等,综合考虑其文化内涵应为鄂西北地区朱家...     

南京大报恩寺遗址J16发掘简报

从2007年初至2015年,为配合"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公园"的建设,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对大报恩寺遗址北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古发掘。通过发掘,遗址北区明代主要建筑和总体布局得到廓清,明代皇家寺院的原有面貌得到较充分的揭示。其中包括水井19口,分别为六朝井2口、宋代井9口、明代井6口、清代井2口。这批水井是大报恩寺及其前身诸寺院在不同历史时期留下的重要遗迹,不少井内出土有种类丰富、研究价值极高的遗物。宋代水井J16出土陶、瓷、铜、石、木等器物128件,其中铜钱66枚。瓷器中有多件带有墨书文字。尤其是出土了带铭文的井栏,据此推测J16的年代最早在南宋宁宗庆元四年(1198年)。     

良渚文化玉器产地的综合分析

良渚文化玉器产地是其玉器和社会研究的本源问题之一,其又可以分解为玉料开采地和玉器加工地两个方面。在系统分析良渚文化玉器的矿物种类及玉色、外观结构的基础上,本文首先将良渚文化最主要的透闪石-阳起石玉料分作纯色料、杂色料和"鸡骨白"三种。针对良渚文化玉料开采地问题,文章主要回顾了科技考古工作的相关探索及研究现状,并着重分析了小梅岭玉矿的产源可能性。基于对制玉遗存的全面界定,笔者随后详细梳理了良渚文化目前的相关发现,最终认为,苏皖浙三省交界处的大面积山地区应是探索良渚文化玉料开采地最主要的区域;而良渚遗址群中的塘山遗址和宁镇地区的丁沙地遗址应为良渚文化两个明确的玉器加工地,嘉兴地区和苏沪地区也很可能存在当地的制玉作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