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的拟作与汉赋之定型

囿于对模拟的偏见，笼统的否定司马相如模拟之赋作的价值，这往往会抹杀司马相如对汉赋定型的贡献。司马相如赋作正是通过对屈原与宋玉作品的模拟，逐渐脱略了散文的特征，形成了赋的主客问答体式，以铺陈为体现赋之文体特色的表现手法，凸现了汉赋“丽”的形式特征，形成一种非诗非骚也非散文的赋体句式。充分关注拟作，有助于我们发现新的文学史线索。     

司马相如与巴蜀文学范式

巴蜀文学鲜明的地域特色早为人所关注,但是对巴蜀文学范式的形成及内涵却少有人进行深入研究。巴蜀文学范式由汉代辞赋作家司马相如奠定,司马相如的人格个性与审美特征来源于古代巴蜀文化,又深刻影响到后世巴蜀文学。司马相如不仅是古代巴蜀书面文学的奠基者．而且是巴蜀文学范式的创建者。     

师范先师自滤妙才——略论司马相如对宋玉的创造性接受

作为汉赋的代表作家,司马相如的赋作在结构、语言、表现手法等方面均存在着明显的对前代作家宋玉作品的借鉴与模拟.在这种相对集中的模拟中,司马相如体现和实现了对宋玉的接受,同时也在这种模拟的基础上完成了对汉赋体制的基本定型.     

重评司马相如之人格

司马相如是汉代著名辞赋家,然而在赢得"辞宗""赋圣"美称的同时,其道德品行似乎不被人看好,不少人指责他为"无行文人".文章力图从历史事实出发,本着"知人论世"的原则,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重新评价司马相如的人格.     

刘勰的司马相如批评研究

司马相如作为汉代辞赋大家,是刘勰《文心雕龙》讨论较多的作家之一。刘勰《文心雕龙》对于司马相如的批评与前人对司马相如的批评截然不同,前人以"依经立论"为原则,而刘勰《文心雕龙》却是以"衔华佩实"为准则,对司马相如的作品从"有韵之文"和"无韵之笔"两个方面进行批评。其一,对"有韵之文"辞赋作品因其过于华丽,而提出批评和指责;其二,对"无韵之笔"诏策文、檄移文和封禅文等作品给予了肯定。刘勰《文心雕龙》对司马相如的批评,显示了刘勰对汉魏以来文学过于追求形式华丽的一种批评。     

诵赋而惊汉主——司马相如与汉宫廷赋考述

司马相如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位宫廷文学侍从,他的宫廷赋创作三次“惊”动汉武帝,既成就了他与武帝一生的文缘,也奠定了其在赋史上的“赋圣”地位。相如献给武帝的“天子游猎之赋”,形象地表现了汉武帝时期文化的形成,他的创作既是汉帝国文化制度统一进程的产物,又引领了汉赋由蕞尔小邦而蔚然大国的新时代。但由于汉代赋家的生存地位与创作处境,相如始终只是皇帝身边的弄臣,其赋作的内在矛盾,同样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性。     

浅论司马相如的骚体斌

文章从创作动机、题材范围两方面对司马相如骚体赋与贾谊、司马迁等人的骚体赋进行比较分析,认为司马 如对骚体赋这一文体的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     

道家思想对司马相如辞赋气势的影响

司马相如是汉代最重要的辞赋家,是他将汉赋定型并推向成熟。他的辞赋最让人称道的是其磅礴的气势。前人谓此气势是汉帝国初期蒸蒸日上的时代精神体现,是相如天才的创造,但只要注意汉帝国所处的思想背景,就不难发现其与西汉时的道家思想也有着紧密的关系。     

文化名人的研究方法和价值追求刍议——以司马相如研究为例

以司马相如的研究为例,对历史文化名人的研究方法和价值追求作了探讨。认为对祖国的文化名人、乃至民族文化的"原生态"应有起码的尊重、理解、发掘和保护,进而为历史文化承传提供积极健康的资讯,是文化名人之学术研究的价值目标;集传统的考据学方法、"知人论世"法、近现代的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等方法为一体,并将这些方法的综合运用与现代系统论方法接轨,则是实现这一价值追求的科学态度及方法。     

关于司马相如故里问题的再探讨

关于司马相如的籍贯,历来多认为是蜀郡成都。我们在大量查阅古代文献的基础上,结合有关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认为司马相如的故里当在今四川省南充市蓬安县．成都为相如最后落藉之地。     

关于司马相如生年的再思考

《史记》、《汉书》中没有关于司马相如生卒年的明确记载,但可据《史记》相如本传推定司马相如卒于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这一点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对于司马相如生年的推定,主要有生于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72年、公元前169年等说法。通过考察邹阳、枚乘、庄忌等随梁孝王入朝的时间,大致可以推定出司马相如“以赀为郎”的年代并进而上推出司马相如的生年。由此,我们认为,司马相如约生于文帝十年（公元前170年）比较合乎情理。     

论司马相如在开发西南夷中的贡献

司马相如在汉武帝时期先后两次出使巴蜀,作《喻巴蜀檄》《难蜀父老》,准确地宣示了汉王朝的旨意,对开发西南夷作了政策上和理论上的阐述,安定了民心,取得了开发西南夷的成功,显示了他卓越的政治才干,同时对汉王朝经营西南地区,开通南丝绸之路也有着重大意义。     

司马相如赋中人物命名方式的价值判断

司马相如在他的赋文创作实践中建构了一套赋中人物命名原则,这一原则的基本精神是虚构,但此虚构与小说、戏剧这样的叙事文学所遵循的虚构原则完全是不同的。按司马相如的命名原则命名的赋中人物既不是个性化性格．也不是类型化形象,而只是一种政治话语的发声体。由此写出的文学人物．在文学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司马相如的赋中人物命名原则作为一种文学形象的思想．在文学理论领域也是别开生面的。     

简论司马谈对司马迁的影响

《史记》是应时代需要而产生的巨著，而司马迁能成为巨著的执笔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父亲司马谈。司马谈要求司马迁“绍时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使司马迁在述史时具有了哲理性和时代性的特点；而司马谈述史欲论载的是“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这使司马迁在人物塑造选择方面有所取舍，又能做到以人折射历史发展的态势；司马谈身为太史有着中国史学家高尚的品德和执着精神这深深地影响着司马迁，以致他身处逆境时仍能隐忍苛活，以史学家的正直实录精神记载历史，并能站在更高的层次上思考历史，重视人事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     

司马贞补《史记》及其对《史记》版本的影响

司马贞的补《史记》工作包括“补撰并注”多方面的内容,和作为注书的《史记索隐》关系密切却又不同,补《史记》工作虽然失败了,却在不同版本的《史记》中留存了或多或少的痕迹,也因此对《史记》的版本系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司马谈、司马迁思想异同辨

司马谈的思想是以道家为主兼取诸家,而司马迁的思想是以儒家为主兼取诸家,二者有着显著的不同,但都带有“集大成”和“与时俱进”的性质,因而都处于当时思想界的前列。     

从司马懿看道家思想对兵学文化的影响

司马懿的思想经历了从儒家思想向道家思想转变的过程,这使其成为典型的道兵家人物。追溯其思想本源,包括老子哲学和新黄老哲学,分析其政治军事实践活动,可以看出道家基本思想对兵家人物和兵学文化的深刻影响,具体表现在冷眼旁观与战略卓见、守弱哲学与隐忍待机、因顺自然与权谋变化、刻薄寡恩与心狠手辣四个方面。     

司马相如卒于公元前117年考——兼论《史记》、《汉书》记年法与系年推算法的逻辑关系

剖析了司马相如卒年说之分歧的焦点在于争议双方运用了不同的系年推算法,进而以与司马相如研究相关的文献及其古注为文本依据,论证了《史记》、《汉书》的三种记年法与两种系年推算法的逻辑关系,认为这一论证本质上是对文本行文规律的探寻;文本的行文规律较之古注,对于考辨或系年研究更具根基意义;运用行文规律和古注的上住原则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及全方位考证,并运用这些学术理念和方法,得出了司马相如卒于“元狞六年（公元前117年）”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