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点小补正

一、关于基希基希(过去鲁迅译为吉须)究竟是哪国的报告文学家,我们长久以来没有弄清楚。1936年周立波翻译他的《秘密的中国》时说:“基希是著名的德国报告文学者。”1958年出版的《鲁迅全集》,在《三月的租界》一文的注释中说:“吉须,德国报告文学家。”1976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三月的租界》时的注释中说:“吉须,通译基希,德国报告文学家。”我当时曾写信给人民日报编辑部,指出注释中的小误,     

《鲁迅日记》中的一处误排

编辑同志: 读了第十一期《出版工作》刊登的《要让鲁迅先生满意》一文,深有同感。前不久,阅读《鲁迅日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在1004页二十二日日记中有“得到刘鞾鄂信并木刻五幅,即复”。又1007页和“人名索引”24页,也有“刘鞾鄂”名字出现,但三处“鞾”字都误排成“鞾”字了。刘鞾鄂是我叔父,早在1938年抗日救亡工作中牺牲于河南新郑,年仅26岁。叔父1936年在上海美专肄业,名暐,字鞾鄂。曾给鲁迅先     

鲁迅与图书馆工作者交往初探(续)

戴克让:字芦舲,浙江杭县人,为著名学者夏增佑(当时任社会教育司司长)的学生。一九一二年在教育部工作时与鲁迅相识,曾任主事、佥事等职,他长期在鲁迅手下工作,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活动。(参见《鲁迅在北京》八十九至九十页,山东师院聊城分院编印)据《鲁迅日记》知一九一二至一九二八年两人有着长期密切交往。如一九一三年四月一日记:“午后同夏司长、齐寿山、戴芦舲赴前青厂观图书分馆新赁房     

滞后与领先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24日,郭沫若在东京作一吊鲁迅的挽联如下:“方悬四月,叠坠双星,东亚西欧同殒泪;钦诵《二心》,憾无一面,天南地北遍招魂。”郭沫若先写此联给鲁迅治丧委员会,随后又写寄谢六逸,郭信如下:“鲁迅先生逝世,闻耗不胜惊叹。曾撰一联哀挽写寄上海,今录出之如次,如《言林》可发表,亦请发表     

不是考证——关于陈寅恪和鲁迅的一件逸事

首先声明,笔者不是鲁迅和陈寅恪的研究者,只是出于对两位大师的敬仰,有兴趣关注他们的逸事,缘起是在《学林散叶》一书中看到这样一则记载: “鲁迅1915年4月6日日记有:‘赠陈寅恪《域外小说》第一、第二集。’但陈向来不谈及此事。他说,鲁迅名气大,谈这些会有攀附之嫌。” 寥寥数语,使我恨不知之详,遂生考证一番之念。然而我既缺考据之学问,也乏考究之资料,所以又不是考证,随笔而已—— 首先翻《鲁迅全集·日记》,以求验证,见“乙卯日记”1915年4月6日果记有此事,但鲁迅赠陈寅恪的书不是两本,而是三本,原文是:“赠陈寅恪《域外小说》集第一、第二集,《炭画》各一册,齐寿山《炭画》一册。”(按:古汉语“或,邦也。”即“域”,不是鲁迅笔误)。于是,问题来了,鲁迅与陈寅恪有多大交情,同是赠书,为什么赠齐寿山一册,却一次赠陈寅恪三册(《域外小说集》是鲁迅和周作人在日本用文言翻译的外国短篇小说集,《炭画》则为周作人译的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中篇小说),鲁迅何以如此厚待陈寅恪?     

《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

鲁迅先生颇留心外国人所写的观察研究中国的书,例如据《马上支日记》1926年7月2日条,可知他购阅了日本人安冈秀夫的《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并就此发了一通议论,其中且涉及美国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一书;7月4日日记继续谈这个问题,又涉及另一美国人威廉士的《中国》一书。到晚年,鲁迅曾为日本友人内山完造所著之《活中国的姿态》作序。鲁迅说:“我对于外国人的指摘本国的缺失,是不很发生反感     

一生呐喊万众彷徨纪念鲁迅逝世七十周年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 鲁迅先生逝世的噩耗传出后,海内外各界人士纷纷撰联以寄托哀思.蔡元培的挽联是: 著述最谨严,非徒中国小说史; 遗言尤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 蔡元培与鲁迅既是同乡,也是挚友.鲁迅逝世后,蔡元培非常悲痛.他当天就与宋庆龄等组织了治丧委员会,并任主席.后来又组织"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推动《鲁迅全集》的出版,还亲自为《鲁迅全集》作序.     

独辟蹊径 开示法门-鲁迅与目录学

<正> 鲁迅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也是辛勤工作,为祖国文化作出巨大贡献的一生。据统计,他写有小说集3本、杂文集16本.散文诗集1本、回忆散文1本。现已搜集到的书信1400多封,1912年5月5日至1936年10月18日的日记(其中1922年已佚),总共400万字。翻译了14个国家将近lOO位作家的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著作,印成33个单行本,共250万字以上。辑录、校勘古籍18种共lOO余万字。1938年蔡元培《鲁迅先生全集序》中指出,鲁迅研究的方面较多,“蹊径独辟,为后学开示法门”。目录学就是他成绩卓著的一个方面。     

孙伏园写挽联

孙伏园(1894~1966年)是鲁迅的学生和朋友。曾主编北京《晨报》副刊,发表鲁迅的《阿Q正传》。1924年与鲁迅等发起成立语丝社,出版《语丝》周刊。与鲁迅有多年的编、著往来,过从甚密,著有《鲁迅先生二三事》。1936年10月鲁迅逝世后,孙伏园十分悲痛,以鲁迅著译作品及所主编的刊物名称撰成挽联:“踏《莽原》,刈《野草》,《热风》《奔流》,一生《呐喊》;痛《毁灭》,叹《而已》,《十月》噩耗,万众《彷徨》。”寄托哀思。孙伏园写挽联     

关于南浔藏书家蒋孟蘋先生——一九八一年版《鲁迅全集》补注

《鲁迅日记》一九一四年四月一日、一九一五年七月十五、十六日和一九一七年一月五日均有与蒋孟蘋接触的记载。“蒋孟蘋”,在一九八一年版《鲁迅全集》第十五卷第五五二页注作:“《日记》又作孟频、孟苹,浙江吴兴人,蒋抑卮之友。当时在北京开设经营古董和字画的来远公司。”蒋孟蘋,当时诚然在北京开设来远公司,但单举这一点作为他的主要事业来说,是不恰当的。他是名噪一时的大富商和南浔三大藏书家之一。他不仅与蒋抑卮友善,还与陈公猛,     

解读最近披露的鲁迅致杨之华信

2003年6月25日《人民日报》披露了1936年7月17日鲁迅写给杨之华的信。这无疑是一件珍贵的历史资料,而且此信是当时鲁迅(在上海)与杨之华(在莫斯科)“两地书”中唯一保存下来的一封。     

黄萍荪到底见过鲁迅没有？

黄萍荪在自己办的《越风》杂志第五期上(1935年11月16日)以“冬藏老人”之名发表《雪夜访鲁迅翁记》,后来被验证为“虚构之作”,黄萍荪自己也承认:“这篇文章有招徕读者之心。”他并没有到过鲁迅家里。近年已有曹震《鲁迅与黄萍荪》,倪墨炎《关于黄萍荪》,徐重庆《我所知道的黄萍荪》诸     

郑振铎《求书日录》佚稿

郑振铎先生生前,曾发表过经他自己整理的日记两种。一是《欧行日记》,乃其青年时因大革命失败而避难国外的日记,1934年10月31日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所记为1927年5月21日至8月31日。二是《求书日录》,乃抗日战争上海"孤岛"时期他有关抢救古籍的日记,初载1945年11月21日至12月30日上海《大公报·文艺》,所记为1940年1月4日至2月4日;最早收入1983年10月北京三     

“■”确实笔误为“(革华)”

《出版工作》第十五期二十三页刘争义同志的信,未加查对鲁迅手迹,便说:“鲁迅先生决不会把“(?)”写成“(革华)”是可以肯定的。”我查了线装影印本《鲁迅日记》,(?)确实笔误为(革华)(见第三函第二十四册、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日记)。笔误是常见的事,这也无损于鲁迅先生的光辉。刘争义同志未查对手迹,无可责难。你们在编辑过程中看来也未查对手迹,就不免有些疏忽了。由于这种疏忽,竟造成“一处误排”的“公案”,使排者、校者、编者均蒙其咎,岂不有点冤枉!     

鲁迅三兄弟的遗嘱

鲁迅的遗嘱 鲁迅1936年10月16日在上海逝世。生前,他立下遗言: “一、不能因为丧事受任何一文钱——但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殓、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     

鲁迅小时候有几个仆人

1999年2月7日《大连晚报》的《科场作弊罪通天》一文写道:鲁迅“去看社戏,也是好多个仆人前呼后拥的。”看了此句话,我不敢苟同,因为《社戏》中的“我”(即鲁迅的原型)去看社戏,并没有仆人跟他,而是外祖母家的十多个少年朋友陪他去。《故     

《张元济日记》是怎样保存下来的?

《张元济日记》(以下简称《日记》)从1981年出版以来,受到各界多层次人士的欢迎,这是并不偶然的。 1.《日记》虽然只有从1912年到1922年各年,但因张元济交游广泛,如与康有为,梁启超、蒋百里、黄克强、朱启钤、胡适、丁文江等当时一批社会名流、学者都有接触,有的甚至是挚友,因而记录虽然简略,有时三言两语,却是秉笔而来的信史。茅盾在他的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上)中记载了他进商务印书馆的经过,我们在     

爱读买书帐

我喜欢读名人的日记,尤其是文化名人的日记更在我所喜读的范围内。这除了日记是私人记事性质的,比公开发表的文章更来得真实,更可追寻出名人的生活轨迹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还因为日记中所记的买书账。 几年前我曾买过一套《鲁迅日记》,也是冲着日记中附有买书账而买下的,其中所记录的那些书籍,真让我一饱眼福。     

陆定一同志教我们写社论

1942年10月中旬的一天,陆定一同志叫我到他和秦博古同志办公的窑洞里去,告诉我说:“过几天,就是鲁迅去世六年了,我们要发一篇社论,纪念鲁迅先生;你去准备一下,写一篇,拿给我们看看……”说时,他和博古都望着我,面带微笑。为《解放日报》起草一篇社论纪念鲁迅,对我当时那样一     

徐乃昌卒年再补说

读2004年《文献》第1期杨成凯《徐乃昌卒年补说》,他说徐氏卒于1943年是对的,但我还可再作补充。一、杨文引用《郑振铎年谱》1943年段披露的郑振铎日记:"得徐积余先生讣闻,为之愕然(卒于四日申时)。"这当然是确证。我还可举胡朴安先生1943年写的《病废闭门记》为证:"二十七年(1938),徐积老患脑溢[血]之症,我二十八年继之。……积老长我十年以上,刻书甚精,如《积学斋丛书》、《随庵丛书》等,皆是有用之书,不是装饰品之诗文。惜病废五年后,于民国三十一年(按,"五年后"当是民国三十二年)弃世,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