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出版汉译英翻译的若干思考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不断加强,各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也日益密切.在这一过程中,对外出版翻译工作担任了重要的角色,它不仅影响着文化信息的选择和转换,更影响着信息传播的流量和走向.这就对翻译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翻译工作者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并且承担起重要的责任.本文分析了对外传播视角下,对外出版汉译英中翻译工作者应该承担的责任,希望能为我国对外传播中对外出版汉译英翻译工作的健康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类教材出版现状及分析

随着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和汉语国际教育的快速发展,目前国内出版了多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类教材.本文首先梳理了此类教材的出版现状,从读者对象、编写内容、编写体例、出版语种、装帧设计等方面进行了阐述分析,并指出了此类教材还存在的问题,同时提出了一些相关的编写出版建议.     

一把手难当——在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正一、新的使命正当我准备按计划在1986年实施我在商务印书馆的工作方案时,一个突然的决定改变了一切。这年2月3日(星期一)上午10点45分,馆务会刚开了一半,林尔蔚从出版局回来告诉我,宋木文局长约我11点去出版局。到出版局后,接见我的竟是局里的三位主要领导:宋木文、刘杲和卢玉忆。原来经出版局党组研究,要我去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担任经理兼党委书记。我感觉太突然,未能立即领命。回到商务同尔蔚商谈的结果是,看来,只有从命。这一整天     

“互联网+”时代中国文化典籍出版与对外传播

中国是文化典籍大国,但远未成为文化典籍传播强国, “互联网+”时代为中国文化典籍出版与对外传播提供了全新的思维模式.了解“互联网+”时代文化典籍出版与对外传播的特点,继而探讨互联网对中国文化典籍出版与对外传播带来的影响,析出“互联网+”时代中国文化典籍出版与对外传播策略,最大范围内实现对外传播效果,增强中国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以文化典籍为载体,传播中国文化价值观.     

论跨文化传播下的中国对外出版翻译活动

本文从文化全球化的背景审视中国的对外出版翻译活动。对外出版翻译活动作为一项跨文化传播的实践活动,应考虑消除文化冲突,可以从文化移情、文化层次和传播渠道三个方面进行组织、引导与实施。     

海外汉学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外翻译出版

海外汉学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传播与研究,大大推动了中国文学"走出去".他们采取种种合作互动的手段,通过各种可能的渠道,有着不同的视野和视角,具有一定的特点与意义.影响他们翻译与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因素有文化、政治、审美等.汉学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是国内研究的有益补充.     

对外出版中的外宣意识研究

对外出版往往需要用外语来进行翻译,涉及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的转换,甚至两种社会制度的政治考量.除基本业务素养外,对外出版工作者必须正确区分对内与对外出版的差异性,逐步树立以"国家利益维护、国家形象建构"为核心与本体,以政治意识、跨文化交际意识与文化资本输出意识为实践指导原则与从业方法的"三位一体"外宣整体意识,才能确保对外出版工作的社会主义方向、外宣出版物的传播效果与我国文化软实力的不断增强,进而提升对外出版工作对国家利益的关切与贡献度.     

中国文化元素的保持与对外翻译

中国悠久而璀璨的历史文化不应该仅仅属于中国,同样也应该属于世界.如何让中国文化成为世界多元文化之一元,而且是最丰富多彩的一元,翻译无疑承担着重要的作用.然而,时至今日,发展中的中国为了与西方世界并轨,发展经济,在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上依然走着过去的单向道,造成了严重的文化"入超"和巨大的"文化赤字".     

我国典籍的对外翻译出版与传播 ——以《宋明平话选》为例

作为中华民族文化智慧的结晶与我国现当代文化的源泉,典籍的对外翻译传播出版必然成为我国提升国际形象,发展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典籍的对外翻译出版传播必然涉及我国固有意识形态与传播对象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冲突,并由此对翻译文本选择、翻译策略及文本的接受等都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分析杨氏夫妇译介的《宋明平话选》,指出典籍外译中译者必将受到原语意识形态和译语意识形态的双重审查,从而阐明意识形态在典籍对外出版和传播中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从《红高粱》的翻译出版看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策略

《红高粱》作为莫言的成名作,代表着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人文主义的精神实践,有着厚重的文化蕴涵,其作品近年来英译文本的海外传播也取得了良好的口碑,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力.本文从《红高粱》的翻译特色以及出版商的良好运作等方面着手,分析了其海外传播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针对其英译与文化传播中存在的问题,从文学作品的选择、翻译人才的培养以及传播路径的革新等方面提出了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策略.     

《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翻译出版

19世纪中叶,欧洲工人运动兴起,开展的如火如荼,马克思、恩格斯亲自领导了这场工人运动。1847年11月,国际工人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英国伦敦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马克思、恩格斯参加了会议并发言,阐述了他们的革命理论。会议经过充分辩论,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思想并委托他们起草一个公开发表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定名为《共产党宣言》,于1848年2月底在英国伦敦以德文正式出版。至1893年,《共产党宣言》在欧洲已经用德、俄、英、波兰、意大利文等多种文字出版。从…     

中国新闻对外传播与翻译

对外传播是中国融入世界,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成功的对外传播不仅可以为我国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同时也可以提升我国的国家软实力。在中国进行对外传播的过程中,中国的英语新闻一直都是外国人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渠道,是我国进行对外传播的重要途径。目前,汉语新闻英译是最常见、最有效的对外传播报道手段     

陈独秀翻译出版活动对中国近代社会文化的影响

为了扩大翻译的影响力,陈独秀力主以白话文进行翻译,秉承忠于原著的原则,使得当时的普通民众有机会接触到世界上的进步思想,在对当时翻译风格造成巨大冲击力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变迁。     

法国哲学社会出版社与新中国葡萄牙语图书的翻译与出版

上个世纪60年代,中国资助法国哲学社会出版社在巴黎翻译出版葡萄牙语图书,这是在国家并不富裕的情况下实施的对外文化资助工程的滥觞,也是新中国出版界与西方文化界的第一次全面合作,其经验、教训和由于中西方文化的不同所带来的合作摩擦,对于今天正在实施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学术图书对外翻译出版的现状及其对策(上)

只有中国学术图书"走出去",才谈得上与西方学术界进行交流与对话,才能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这一点已经成为中国政界、学界、出版业界的高度共识。"语言是外围,翻译是手段,学术是核心",这句话道出了中国学术图书对外翻译出版在中国话语权建设中的核心地位。事实上,只有中国学术图书"走出去",才谈得上与西方学术界进行交流与对话,才能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这一点已经成为中国政界、学界、出版业界的高度共识。为此,国家做出了一系列相关部署,如2005年推出"中     

文化外交政策视角下法国对外出版实践研究

出版物作为一种承载系统化和结构性知识信息产品的载体,是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重要的文化交流方式。本文对法国文化外交的历史演变和实践逻辑进行归纳总结,分析其在不同情境下如何改变策略、提升效率。出版作为法国文化外交的重要实践手段,取得良好成效的同时,也探索出跨机构合作模式和面向不同文化距离圈层开展针对性策略的方式。法国对外出版实践对我国出版走出去的深入广泛开展具有参考价值。     

从文化视角解读中国文化对外传播

目前,中国政府和企业大力加强文化对外传播的力度,致力于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然而,中国文化＂走出去＂所遇诸多具体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文化本身。中国同世界很多国家,特别是欧洲和北美洲的一些国家在文化的各个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文化的因素造成了文化消费者在审美习惯、消费偏好等方方面面的客观障碍,严重影响了外国文化消费者对于中国文化产品的接受兴趣和解读,进而影响了中国文化产品对这些国家的出口和传播。该论文试图从文化差异、语言障碍、文化输出与文化安全三个方面具体解析中国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所遇障碍的文化成因。     

中国当代文学海外翻译出版与接受

政府与媒体鼎力相助,举办各种活动,以多种方式,通过不同渠道,促进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翻译出版步伐不断加快,成绩喜人,被海外的接受程度日益广泛深入,作品得到海外主流媒体的高度评价,许多作家、作品在海外获奖。但中国当代文学还远远没有融入外国的主流文学系统,需要我们不断分析、反思中国文学海外接受存在的问题,对它们进行总体把握和理解。     

中国女性文学出版的翻译策略

翻译与出版的关系密切,译者、出版、读者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了翻译作品的社会存在状况。中国女性文学的对外传播是中国翻译出版活动重要的一部分,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下,其出版和译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本文主要依据“翻译出版”理论,简述中国当代女性文学作品对外出版的现状和问题,并从出版的角度来探讨女性文学的翻译策略,分析译者如何选择翻译素材,如何坚持以受众意识为主,如何坚持女性主义翻译立场,以及采取怎样的翻译方法以实现最佳传播效果,让世界听到中国女性的声音,以契合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