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贵州居士佛教考述

本文考述了鲜为人知的民国时期贵州居士佛教史实。民国时期,佛教在全国呈复苏之象,在这种大环境下,贵州居士佛教勃然兴起。刘蕴良、平刚、聂树楷、桂百铸、周伯庸等人先后成为贵州佛门的居士长者,而以学佛居士为主体组成的念佛林、学佛社等亦在贵州各地兴起;同时,华之鸿、宋承德、邹定宗、安德福等居士亦率先在境内修建了不少寺庙佛堂,由此推动了贵州佛教的复兴和发展。     

异彩缤纷的贵州佛教--喜读王路平先生《贵州佛教史》

王路平先生的《贵州佛教史》在探索源头时不强作解人，多费笔墨，只把贵州佛教之源上溯至西晋，而迳以唐代牛腾作为贵州佛教传播之始，表现出其学术严谨性。该书大量利用黔僧史料，以及贵州各地方志，发掘出许多新鲜内容。在佛教史方面，注重法脉相传，把贵州佛教与全国有机地联系起来。在方法上，本书史论结合颇佳，难能可贵。读一本《贵州佛教史》，了解西南一方风俗民情，知道多民族社会的形成史，获益良多。     

成为荆州，败也荆州－－诸葛亮军事思想得失谈

荆州战略是诸葛亮极为重要的军事思想，蜀汉基业成在荆州，败也在荆州。在三国纷争，西蜀相对居弱的局面下，蜀汉如能放弃荆州，退守蜀中，既可与东吴修好，又有全力伐魏，克复中原，则汉室可复，霸业定成。     

从佛学到佛教:佛教中国化的实质

佛教中国化不应只看作中国本土儒道思想与印度文化结合的结果。学术界流行的这一解释忽略了宗教本身内在运动的规律性、佛教中国化的实质主要是印度经文的实践化亦即宗教化问题。禅宗以实践体验性之禅统摄戒定慧,有效地完成了从释译佛经的佛学到佛教实践的转移,这是禅宗之所以能够实现佛教中国化的根本原因。     

近代人间佛教兴起原因探析

旨在革新传统佛教的近代人间佛教运动的兴起,是由于传统中国佛教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背离时代机缘、违背佛法根本精神的种种弊病.传统佛教在理论上片面强调出世精神、夸大出世与入世之间的差别,佛教日益走上消极厌世的道路.在神、佛关系上,传统佛教日益死鬼化、天神化,成为鬼神化佛教,这种鬼神化的佛教与注重今世人生的近代人本主义思潮相对立.近代佛教僧尼素质普遍低劣,普遍无正信、无正见、无正行,严重违背大乘佛教的入世利众、慈悲济世的菩萨精神.在唯科学主义思潮的背景下,庙产兴学运动更是对传统佛教的重大打击.传统中国佛教从整体上无法适应崇尚科学理性和现实人生的时代要求.     

天水地区石窟分布及其艺术特征

位于丝绸之路东端的天水地区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西域进入中原的必经之地,丝绸之路上的石窟文化长廊由此开始向全国辐射传播。佛教石窟艺术在由西域向中原的传播过程中逐步脱离对印式造像的摹仿,与当地的秦汉文化相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石窟艺术,为后世留下了不朽的艺术遗产。整理、研究、学习天水地区石窟艺术,对于发展陇右文化具有积极的意义。     

太虚人生佛教的批判意义

太虚法师通过对佛教基本精神的诠释以及对教团组织社团化的设想,对汉传佛教做了深刻的批判,认为汉传佛教对儒教政权及民风习俗过于妥协,对人生缺乏关爱,僧团缺乏组织系统性,从而为汉传佛教的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赤松和尚与黔灵山

贵阳黔灵山是驰名西南的佛教名山，它的开发得助于赤松和尚。赤松乃清初贵州临济禅宗高僧，自幼入黔，弱冠出家，悟西为意，得临济法，开发黔灵山，创建弘福寺，大建道场，阐扬禅宗，与地方宰官、人名士交相往还，共参“教外别传”之旨，遂使黔灵山佛教传响海内，弘福寺成为贵州乃至西南的名十方丛林。又续佛慧命，上接天童，下开黔灵，使弘福寺临济法脉代代相传，历经十余代而至民国末年，这在贵州佛教史上可谓独具独色，在中国佛教史上也极为罕见。     

中国古代诗词中空灵意境的佛教思想探因

印度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我国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历经了从依附道家之说到与中国本土的儒道相互影响、相互吸收、不断融合的发展过程。佛教思想的渗入和佛教的中国化———禅宗的发展使佛教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古代诗词中的空灵意境虽然可以在儒道中寻到其根,但佛教思想对中国士大夫的创作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佛教思想对诗词中的空灵意境也起了助进作用。     

关中唐代药师佛造像图像研究

在中国佛教史上,随着药师佛经典的传译,药师佛信仰在中土日渐兴盛。特别是在关中唐代佛教石窟以及长安佛教寺院里,都有许多药师佛造像,这是印度佛教不断中国化、世俗化的结果。关中唐代药师佛造像表明,药师佛不仅具有拯救幽冥众生职能,还是横化三世佛之一,这一角色的转换,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选择。     

论佛教文化对“三言”语言艺术的渗透

佛教起源于古代印度,在东汉以前就已经传人中国。为了在中国扎根发芽,佛教经历了与儒道思想交流融合的过程。其中,对佛教经典进行翻译是佛教实现中国化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当我们提到佛教文化的影响时,首先要注意到的就是对中国语言的影响。文章以古代白话短篇小说“三言”为例,探讨佛教文化对其语言艺术的渗透。     

清末民初贵州近代教育评述

20世纪初清王朝的“新政”,是中国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近代化运动,作为经济文化滞后、信息闭塞的贵州省,也参与到了这场近代化运动之中,其中在教育领域,贵州有下列近代化举措——开办新式学堂、成立新式的知识团体、鼓励发展民办教育,虽取得了一些成绩,也推动了贵州近代化的进程,但由于贵州落后的社会经济状况,使贵州近代教育面临着困境。     

儒佛关系与佛教孝道思想的中国化进程

佛教孝道思想中国化的进程大致经历了"在家与出家之别"、"孝贯儒释"、"孝心即是佛心"这几大阶段。在此过程中,佛教伦理的宗教内涵逐渐淡化,世俗内涵越来越突出。这意味着当代佛教伦理只有与目前的世俗生活相结合,才可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论晋唐时期佛教净土信仰中国化的条件

晋唐时期是印度佛教净土信仰在中国传播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净土信仰逐步本土化即中国化。净土信仰中国化的条件,除了高僧大德的弘传、净土经典的传译、修行方法的简单易行之外,还有几个重要的客观条件,即晋唐社会残酷的现实条件、民众的心理需要、统治者的大力扶持、形象思维方式的影响等,这些条件共同促成了印度佛教净土信仰在晋唐时期的中国化。     

贵州岩画与夜郎文化关系试探

夜郎化和贵州岩画都是贵州历史上出现的重要化现象，值夜郎研究正处于古渡迷津之际，若能证实贵州岩画是夜郎化中的现象，这必将为夜郎研究提供全新资料，开拓一个新的领域。并从历史、考古和人类学的角度，对这两个化现象之间的关系作出了相应的论证。     

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的辽塑及经橱

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的辽塑和经橱,是佛教雕塑向民族化、世俗化和人性化方向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是中国古代按照《营造法式》完成的小木作实物的典范,代表了11世纪中国建筑与雕塑艺术的最高水平。它反映了东北亚地区佛教建筑文化的最高成就,是燕云地域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的杰出范例。其所储存的大量辽代传统文化信息,为后人研究已经消失的辽代佛教文化提供了难得而独特的实例。     

当《老子》与佛教相遇——佛教视角的《老子》诠释

在<老子>诠释史中,佛教的诠释是其重要而独特的一翼.汉晋时期,佛教般若学借助玄学而得以流行,<老子>也在佛教的解读中被进一步本体化.晋唐时期,<老子>在佛、道互动中被以"重玄"的理论形态做了深度的义理开启,同时,在佛、道的互释中,<老子>的解读也逐渐出现心性化转向.宋明时期,在三教合一、归同心性的文化背景和思想发展趋势下,佛教对<老子>的解读,不仅不离三教合一之旨,且<老子>也愈益被纳入心性论的思想轨道.     

杂化轨道理论的再认识及其应用

目前,国内绝大多数的无机化学教材在介绍杂化轨道理论时,都是从解释一些已知化合物的空间构型来引入杂化轨道理论,对于杂化轨道理论的本质,以及怎样应用杂化轨道理论来预测分子中原子的杂化态及分子的几何构型并没有给予深入介绍.其实,如果正确理解了杂化轨道理论的本质,杂化轨道理论就不但可以解释已知(或已学过)的共价分子中原子的杂化态及分子的几何构型,而且还可以预测课本上未提及的简单共价分子的杂化态及几何构型.     

魏晋隋唐时期僧侣的文化生活

佛教东来,在中国化的进程中必须寻找适合自己生存的空间.魏晋隋唐时期释子对儒道思想体系十分了解,把握较准,这表现在此时的僧侣多博涉内外典,富有才学,善于机辩,喜与名士交往,不少人能诗会文,擅画工书,具备深厚的汉文化修养.这使得佛教在走向中国化的进程中,保持了它独到的文化品位.     

阳明学者与云南佛教

嘉靖万历年间,阳明学者梅守德、徐樾、李材、罗汝芳、李贽等人因前往云南为官而在当地传播推广阳明学.现有资料表明,罗汝芳、李贽二人与云南佛教有着较为密切的来往,他们与当地僧人的酬唱应对、刻经作序、建庙请经等活动,构成了阳明学和云南佛教史上的重要内容.研究阳明学者与云南佛教的关系,对于深入把握西南佛教史和阳明学在云南贵州二省的发展路径,都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