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写志赋说略

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体物、写志可以说概括了赋的内容的两个方面。纵观两汉的赋作,体物赋数量最多,所托之物,大而至于京都、苑囿、宫殿,小而至于洞箫、长笛等等。这类赋一般都是运用铺陈、夸饰的手法,多角度地去“写物图貌”,却很少表现作者真实的思想感情。这类赋构成了汉赋的主流,所以提起汉赋人们便有“雕虫雾穀”之诮。但是,汉赋中还有一些言志抒情的作品,自贾谊以至赵壹,其间作者不少,也足以形成一个有统有绪的支流。我以为要想把握汉赋发展的全貌,对于汉代写志赋是不     

汉赋之特质论略

汉赋作为一代之文学,不同于其前时代之诗骚,亦与此后时代之俳赋、文赋、律赋有区别。其特质表现为在题材内容上“品物毕图”;在表达方式上,由于丽辞与夸饰等表现手法的大量运用,体物能“蔚似雕画”,写志能情繁理致,可谓“极声貌以穷文”;在结构体制上,有序,有正文,有乱,而遣辞造句,韵散结合。     

“夸张声貌”例释辨

《文心雕龙·通变》一篇所提出的“夸张声貌”之例,各家见解颇为不同。从刘勰作《文心》论“通变”的动机、前人与刘氏对汉赋的评价、《通变》全文逻辑关系等方面来看,应是“沿袭和变革交相为用,才是继承创新的方法”。     

论汉赋的语言风格

<正> 汉赋的语言风格,南朝梁代文学理论家刘勰早就作过总结,他说:“枚乘《菟园》,举要以会新;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贾谊《鵩鸟》,致辩于情理;子渊《洞箫》,穷变于声貌;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赡;张衡《二京》,迅发以宏富;子云《甘泉》,构深玮之风;延寿《灵光》,含飞动之势。”(《文心雕龙·诠赋》。刘勰这种不失为真知卓见的评价,只是从个别作品出发,没有从总体上作系统的概括。就是目前汉赋研究领域里,也未见到专文论及于此。本文不避浅陋,略陈管见。     

中学语文教材中拟声词的修辞功能

<正>拟声饲丰富是汉语的特点之一，古代作家十分重视拟声词的锤炼。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就对运用拟声词作过精辟阐述：“诗人感物，联类无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婉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在优秀作家笔下，拟声词除了本     

《文心雕龙·物色》意旨及次第新解

辨析“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是正确认识《物色》意旨的关键。此二句所指有别，并不同义。前者指的是观察，描写外物的气态形貌；后者指的是表达，运辞布采形成文章。“随物以宛转”是就写气图貌来说的，“与心而徘徊”是就属采附声而言的。二句概括了刘勰对写景文的构思与传达的认识。《物色》是运用《神思》至《附会》诸篇中有关写作、修辞等方面的主张附论写景文的问题，它既有创作论的内容，又有修辞论的内容，因此，今本《物色》置位允当。     

铺采摛文 贯穿古今

“铺采摛文”的说法最早源于南朝梁代刘勰的《文心雕龙·诠赋》：“《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他认为,“铺采摛文”是赋的外在形式特点,是一种铺陈文采的写法。然而从今日看来,这一写法的应用远远超出了赋的范围,甚至跨越了时空,贯穿古今。     

由《石钟山记》中的拟声词的运用说开去

<正>本文主要谈谈《石钟山记》一文在对石钟山的命名的考查时,苏轼侧重从声音方面来考查,所以用了大量的拟声词和其他表现听觉的词。汉语的拟声词自古就相当丰富,南北朝时文学理论家刘勰,对拟声词的作用的认识就非常之高,他在《文心雕龙·物色》篇里说到:"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婉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烁烁状桃花之鲜,依     

论汉赋乃一代之文学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认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汉赋虽为“一代之文学”,但是由于当时扬雄在《法言·吾子》中把赋说成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刘勰的《文心雕龙·诠赋》也认为是:“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此扬子所以追悔于雕虫,贻诮于雾毂者也。”写扬雄嘲笑作赋象织薄纱那样,对女工是有害的。据此,后代一些人认为汉赋是“大赋乃歌功颂德”“小赋乃咏物以虞说(娱悦)耳目”(《汉书·扬雄列传》)之作,多     

如乐如画魅力无穷——浅论郁达夫散文的绘画美和音乐美

鲁迅先生曾指出文学作品必须具备“三美”,即:“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这和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中所说的“情文”、“声文”、“形文”是一脉相承的。文学作品如果具备绘画美则会赏心悦目,如果具备音乐美则会和谐动听。文学作品既具备了绘画美又具备了音乐美,就会使作品获得一种如乐如歌、如画如诗的艺术美感,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刘勰与《文心雕龙》的乐府 论简

刘勰以“征圣”、“宗经”为论文宗旨,其《文心雕龙-乐府》一文,开乐府诗批评史上“品第类批评”之先河.刘勰在《乐府》中首倡“乐府”为一种文体,认为可与诗歌并列,主张诗声合一,崇雅黜郑,为其乐府论的核心所在.在“诗”与“声”两个方面,“声”主而“诗”次,并以之对汉、魏乐府与齐、梁“艳歌”进行了程度不同、形式不同之批评,得失各俱.刘勰的乐府论虽然有失偏颇,但意义非凡,影响深远.     

汉大赋新探

作为汉代文学正宗的赋,千百年来惹得人们众说纷纭,争议不断,但谁也无法否认它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的深远影响。什么是赋呢?班固《两都赋序》所说的“赋者,古诗之流也”和《艺文志》所说的“不歌而颂为之赋”,大约是赋最古的定义。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篇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搞文,体物写志也。”又说“赋自《诗》出,分岐异派。写物图貌,蔚似雕画。”刘熙载《艺概·赋概》篇说:“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斯于千态万状,层见迭出者,吐也不畅,畅无或竭,”并对赋作了别具一格的诠释:“赋从贝,欲其言物也;从武,欲其言有序也。”概而言之,赋出于诗又有别于诗,“诗较近于音律,赋则较近于图画”,“诗本是‘时间艺术’,赋则有几分接近于‘空间艺术。’”“从贝”、“从武”、“有物”、“有序”深刻地揭示出赋是用时间上“层见迭出”的语言表现空间上“千态万状”的物态。于是,赋之时空意识便成了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     

论刘勰的文体发生论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表述的文体发生论思想,具有集大成的地位和承前启后的作用。其中许多思想、观点,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文学理论建构,也不无裨益。有鉴于此本文拟就其文体发生论思想,略作阐述。 文学起源之时,即孕育着文体的最初胚胎。而文体之形成、发展的过程,在相当程度上也就构成了文学史的发展过程,由于诗这种文体在中国文学的早期发展中是一种主要文体,因此,诗歌发生论的产生也比较早。《诗大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於中而形於言”。此即著名的“诗言志”说。其后,陆机在《文斌》中又说:“诗缘情而绮靡”。此即著名的“缘情”说。这两大诗论都是属于形而下的发生论,它们重在就诗论诗。与之相对的,是文学的形而上的发生论,刘勰的文学起源观就属于这一类。在他看来,文是源于道的:“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原道》)。其它诸如“傍及万品,动植皆文”(同上)的动植之文,以及“形立则章成,声发则文生”(同上)的形文、声文,它们都是自然之道的体现。“人文之元,肇自太极……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同     

迭音词的修辞功能

关于迭音词,《文心雕龙·物色篇》中曾有具体切要的评论:“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之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漉漉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皎皎嘒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刘勰所举说明《诗经》时代,迭音词已被广泛运用。以后的诗词曲赋,杂剧小说中更是俯拾即是,迭音词深得作家、诗人的注重。下面,从几个方面来谈谈迭音词的修辞作用。     

文采是可以“炼”成的

一般说来,人们对一篇文章的评价会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入手,两者俱佳是最好的。形式和内容,也就是传统文学批评中所说的“文”和“质”。“文”的原义就是花纹,是外在的,修饰性的。所以“文采”往往指语言上的华美。南朝梁刘勰著名的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中《情采》篇说:“若乃综述性灵,敷写器象,镂心鸟迹之中,织辞鱼网之上,其为彪炳,缛采名矣。”意思是抒发性情,铺写事物,用文字来写心,用纸来记录文字,能够光彩焕发,就是因     

巧遣色彩上笔端

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篇中指出:“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日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电。”把“五色”视为“立文”之第一要理,可见古人是非常重视色彩在创造     

谐趣寓真意 俗赋亦壮观——读伏俊琏教授《俗赋研究》

时运交移,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观念。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以汉赋为代表的深覆典雅、铺彩搞文就是中国赋文学的标识。除此,别的赋文学样式似乎只是雪泥鸿爪,无迹可寻;而“赋”与“俗”更是不相关连。20世纪初大漠深处敦煌的机缘使得一种赋体作品带着满身尘土现身,它有着讲故事的形式,语言通俗,不事典故。     

略论柳宗元的文—道观

“文”与“道”的关系,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的重要课题之一。刘勰在《文心雕龙》的《明道》篇中,已经有了“道缘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的提法。但因刘勰使用骈文,意思往往含糊不清。到了唐代,韩愈、柳宗元都重视这个问题,也说得比刘勰明确,值得深入研究。这里,先就柳宗元“文以明道”的观点,试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说“赋”

在中国文学史上，“赋”既是诗的“六义”之一，又是一种特殊的文体，故特受学人重视。班团说：“赋者，古诗之流也”（《两都赋序》），又说：“不歌而诵谓之赋”（《汉书·艺文志》）；郑玄说：“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毛诗笺》）；刘勰则说：“赋者，铺也．铺采离文，体物写志也”（《文心雕龙·诠赋》）；而朱熹又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诗集传》）凡此种种，释义不一。然则“赋”字本义如何？它与诗之“六义”和文体之“赋”有何关系？看来仍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下面让我们从“赋”字本义谈起．一、…     

汉赋审美意蕴探析

汉赋是汉代最具审美意蕴的文学样式,它多维度、立体性地展现出大汉帝国的显赫声威,充满了人类文学童年时期的纯真、幻想和瑰丽.一代又一代汉赋作家用生命和心血创造着汉赋的辉煌,书写着个人和时代的双重变奏,异质同构.深厚的历史、悠久的文化和强烈的批判意识使汉赋成为一代鸿文.汉赋的审美意蕴表现在:浪漫精神,理性意识,多元、开放和兼容的艺术风格,功利性与审美性的渗透、融合,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主客问答的成熟模式,华丽的语言追求.汉赋审美意蕴是复杂、多元扣开放的,体现了汉赋历久弥新的艺术价值和无穷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