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屯田“分田之术”本义续辨——读《再论曹魏屯田制中的“分田之术”》

曹魏时期民众屯田上实行的“分田之术”,历来治史者均据有关记载理解为地租计征形式。施光明同志在《释曹魏屯田制中的“分田”术》一文中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分田之术乃“土地还授之法”,“内容也就是确定国家分授给每个屯田的屯田数”。读过此文,虽感文中新颖之处不少,但其基本观点却不敢苟同,便写了篇千余字的短文略抒己见。随后,施光明同志又撰《再论曹魏屯     

释曹魏屯田制中的“分田之术”

《三国志·魏志·任峻传》注引《魏武故事》载曹操屯田令曰:“及破黄巾定许,得贼资业。当兴立屯田,时议者皆言当计牛输谷,佃科以定。施行后,祗白以为僦牛输谷,大收不增谷,有水旱灾除,大不便。反复来说,孤犹以为当如故,大收不可复改易。祗犹执之,孤不知所从,使与荀令君议之。时故军祭酒侯声云:‘科取官牛,为官田计。如祗议,于官     

再论形象思维的基本特征——兼答邹大炎同志

拙文《略论形象思维的基本特征》（以下简称《略论》）在学报发表后，引起了读者的注意，有的来信表示赞同，有的提出补充意见，邹大炎同志的《形象思维之我见》（以下简称邹文）一文则对拙文提出了批评。我认为形象思维问题是一个复杂的远未弄清的问题，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要科学地阐明形象思维问题，那就需要大家从文艺理论、认识论、心理学、逻辑学和语言学等不同角度，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本文想就形象思维的基本特征问题，主要从文艺理论的角度，补充一些不成熟的意见，兼答邹大炎同志对拙文《略论》的批评。我想讲三个问题：     

再论“摄影文学”的命名问题——兼答杨健同志

摄影文学的命名实质上是摄影文学艺术特性的概括与凝结。当图文复合的艺术效果尚未被创作实践充分验证的情况下,以为二者结合必将产生出文学宁馨儿的看法未免过于乐观。图文复合必有主次,图片为主文字为次。二者结合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意境的能否生成。由此观之,摄影与诗歌、散文牵手较易和谐,而摄影与小说的联姻则困难重重。摄影小说占摄影文学半壁江山,作为大众文化样式,其话语权尚且有待确立,更遑论摄影文学的整体命名呢?     

再论埃及国家的诞生——兼答刘文鹏同志

本文提出了三个和国内外传统观点不同的新观点:涅伽达文化Ⅱ时代不是诺姆国家形成和争霸的时代,而是埃及民族的军事民主制时代;涅伽达和希拉康坡里遗址不是诺姆国家,也不是域邦,而是部落或部落联盟的中心;埃及国家是在对内治水斗争中和对外的征服战争中兴起的,这种形式可以看作是国家兴起的第四种主要形式。埃及最初的国家是中央集权的王国,而不是希腊或罗马式的城邦,是古代东方国家的典型形态之一。     

“分田之术”是授田之法吗?——与施光明同志商榷

近读施光明同志《释曹魏屯田制中的“分田之术”》一文,得到一些启发。但他关于曹魏“分田之术”就是将土地以份地形式分授给农民屯垦的授田之法的论点,我却不敢苟同,特抒己见以就教于施光明同志。“分田之术”一语见于《三国志》卷十六《任峻传》注引《魏武故事》所载“加枣祗子处中封爵并祀祗令”(下引此令文不另注)。施光明同志是以自然科学研究中推理、求证的方法,从五个方面来证明     

再论“现代史诗”——兼商榷和答辨于余曲诗同志

敝文《“现代史诗”,自我意识和文化传统的融合》在1987年3月1日的《文论报》(此文同时见于《人大复印资料现当代文学研究》87.3)上发表以后,我又读到了余曲诗同志对该文的批评文章《“现代史诗”刍议》。(87年10月21日《文论报》)文章得到他人之关注,这无疑是作者的幸运。这也正说明了“现代史诗”这个课题有必要再深入探讨下去。下面聊述浅见,以求教于余曲诗同志并诗歌界理论界的前辈与同行。     

再谈“真情实感论”——兼答孙彦君博士

(一)强调真情实感就会"取消了文学艺术"? 孙绍振先生为了贬低"真情实感论",有意抬高散文的"谐趣"而贬低散文的"情趣".他说:"有了真实的情绪和感觉……充其量勉强接近抒情散文而已……充其量也就是情趣,与幽默的谐趣无缘."两个"充其量",透露出他对"真情实感论"的偏见. 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的看法是:"情感之于文章,无时无处可以或缺.无论哪一种散文,只有写得好不好的区别,没有天生的高低贵贱.‘情趣’与‘谐趣’亦同此理.情趣、理趣、谐趣、禅趣、雅趣、俗趣、童稚趣、老辣趣……你尽可以有所偏爱,但不能罢黜百趣,独尊谐趣.""真情实感"是个大概念,"趣"是小概念.一切"趣"都离不开"情",谐趣亦然.谐趣固好,他趣亦妙,只看你艺术表现如何.     

再论“制度化教育”——兼答康永久君

近代以来“教育制度化”曾经是教育历史上的重大进步,时至当代“制度化教育”已经成为反思对象;中国“制度化教育”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故我国教育改革须从中国国情及教育实际出发。     

再论岑参“西征”诗本事——答孙映逵同志

《徐州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二年三期刊载了孙映逵同志《岑参“西征”诗本事及有关边塞地名》一文(以下简称《孙文》),对拙作《岑参“西征”诗本事质疑》(载《甘肃师大学报》一九八一年三期,以下简称《质疑》)提出论难,帮助我重新思考了一些问题。本着切磋琢磨、疑义相与析的态度,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再提出来与孙同志商讨。     

再论教师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兼答刘浩学同志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究竟处在何种地位上,在教与学的矛盾中何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等,都是教育理论研究中聚讼经年而尚未有定论的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各种不同的观点相互切磋,有助于我们逐步地接近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或者说使我们的认识具有更多的合理性。在1986年11月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我提出了教师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的问题(拙文见《高等教育研究》1987年第1期)。有的同志对此提出异议。作为讨论的参加者,我不揣丑陋再次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就教于大家。     

再论“因三相”正本清源——兼答姚南强先生

运用因明与逻辑的基本常识,对姚南强《再论“因三相”———对郑伟宏〈“因三相”正本清源〉的几点质疑》一文进行反质疑。     

再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兼答石五学同志

生产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对于这一重大理论问题我们曾作过粗浅的探讨,因而引起了一些争议。石五学同志所撰《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独有性》(以下简称石文)一文,即对此提出了质疑。石文     

再论“最高成本价格”——答戴国庆、左沃生同志

1981年我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公开断言:“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决定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只能转化为供求平衡状态下的最高成本价格规律”。1982年3月2日《光明日报》在“百家争鸣栏”,以《对价值、价格、利润问题的异见》为题,对拙见作了摘要介绍。1985年我又在《南开经济研究》第3期,以《制定计划与价格的基本原则刍议》为题,对此点作了进一步说明。我想,经济学界对我的“异见”不会全部不知道,但我等了五年,没见到针锋相对的批评意见。国务院价格研     

再论“具体——抽象——具体”的方法——答李呈同志

这些年来经常感到,对于思维过程和逻辑方法我们很缺乏多方面的、深入的探讨与研究,于是,在科学的春天里,我就奋力写了篇《试论“具体——抽象——具体”的方法》(简称《试论》),希望这篇浅薄的文章能引起讨论和研究。不久,李呈同志的《是“实践——认识——实践”还是“具体——抽象——具体”》一文,对我提出了批评和质疑。读后使我觉得“具体——抽象——具体”的方法确有探讨的必要,于是写此《再论》以答李呈同志。     

再论两种实践观——兼答周熙明、廖树芳二同志

1985年第六期《湖南师大学报》发表了周熙明和廖树芳二同志合写的《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概念》一文,对本人在该刊同年第一期发表的《论认识论中的实践概念》作了全面的驳论.他们的意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只有一个统一的实践概念,我从认识论的实践概念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概念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出发,而提出的一切观点,全都是错误的.但是,我要坦率地说,仔细研读周廖二位的文章以后,我对自己的观点是更加     

再论吴伟业及其诗——答王兴康同志

拙作《吴伟业论》承蒙王兴康同志加以切磋,非常高兴。为了提高自己的认识,现对某些问题再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求教于兴康同志及广大读者。一、关于吴伟业仕清问题王文认为吴早无宦情,不想在新朝干一番事业,还想为明朝守节;然因其为怀柔政策的重点对象,故虽一再推辞,还是被迫出山。吴虽软弱、动摇、胆小怕事,以致仕清,仍抱愧终身,“毕竟天良未     

再谈测验分数的含义问题——兼答任训学同志

近年来,现代西方测验理论被广泛地介绍到国内,推动了测验的科学化和考试的改革。作为心理学工作者,我们在经过对现代测验理论的热情鼓吹之后,开始思考两个问题。第一,测验理论的核心是运用数学方法来改进测验,这些数学方法的来源是什么?依据是什么?这些数学公式是怎么来的?沿着这条思路,我们开始考察测验理论的数学基础。经过这种考察,我们认识到这些被用     

再谈“动为了静”——答邵仁赓同志

邵仁赓同志对拙作《复式教学的动静观》表示异议,借此机会再谈一些个人的见解,以就教于仁赓同志。(一)“动为了静”的基本含义是什么?“动为了静”的基本内涵是说教师的教要为学生的学习服务。这就是原文所讲的,“要从静的实际需要出发,要服从静的发展需要,要为提高静的活动效益与质量水平服务”。一句话,“教师要把解决学习问题的希望放在学生身上”,心中要时刻装着学生。     

再论鲁迅《中国地质略论》作意——兼答杨天石同志

鲁迅的《中国地质略论》,发表于一九○三年第八期的《浙江潮》,迄今已七十六年,而其作意,近年来始引起注意。杨天石同志在《鲁迅<中国地质略论>的写作与中国近代史上的护矿斗争》一文中对此有所论述。王杏根同志曾撰文于《山东师院学报》一九七七年第六期,对杨文提出商榷。翌年,该刊第四期又发表杨天石同志的《读<鲁迅《中国地质略论》作意辨证>》一文,对王文表示异议。王杏根同志再写此文作答。本刊予以发表,以期进一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