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成书时代考辨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一部以“三藏法师”西行求法为题材的通俗文学作品,为著名神魔小说《西游记》的先导,在中国俗文学史和小说史上都有一定的地位。我们所见到的有关论著都称其为宋代话本。如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将其列入“现存宋人话本”,陈汝衡《宋代说书史》将其列为宋代“说经”话本,北京大学中文系五五级编《中国小说史稿》说它是宋元间出现     

试论宋代语言学在语言学史上的时代归属问题

在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的研究中,宋代语言学应划为唐宋一段,抑或宋元明一段,历来颇有争议。有学者将宋代划入宋元明时代,有其思想史根源。语言学史的研究应从语言学研究的实际出发,而不应受经学史、思想史观点的影响。若立足于传统语文学,宋代语言学与唐代语言学具有高度一致性。若以宋代理学家朱熹的训诂实践为例,亦可证明宋代语言学与唐代语言学的继承关系。因此应将唐宋时期划为中国语言学史的一个历史时期。     

“右文说”浅论

“右文说”是我国宋代学者对汉字形声字“声中兼义”现象加以概括总结而形成的一个学说。“右文说”之产生干宋代,既受到其前代字书《说文》、《释名》、《玉篇》等相关研究成果的影响,同时也是与宋代学术风气的熏染分不开的。继承和发展“右文说”,必须要建立在对“右文说”有彻底深刻了解的基础上,方可使其成为汉字研究的一把利器。     

创构·称谓·特色·作用与影响——论《史记》“太史公曰”

“太史公曰”是《史记》文章之独创结构,是史家发言之特殊形式,是司马迁“一家之言”的重要内容,也是其著书见意之重要手段.向为治文史者所重.对“太史公日”之创构、称谓、特色、作用与影响的分析研究,关系到对《史记》文章之理解,关系着对司马迁“一家之言”的认识,也牵涉到如何看待“太史公曰”这种特殊发言形式对后世史传、文籍的影响.而以往对其分析研究、犹嫌不足.近年来,差不多所有《史记》研究者,均以为“太史公曰”由《左传》“君子曰”发展而来,甚至有区分“大史公曰”为“篇前论“、“篇中论”、“篇后论”者,总不离一个“论”字:正是在其创构、称谓、特色、作用与影响等方面,思之未慎,论之未详,故本文陈述浅见,祈识者指正.     

汉语语法研究“本位”说刍议

“本位”说是汉语语法学史无法回避的话题。自《马氏文通》以来,汉语语法学曾先后出现了“词本位”、“句本位”、“词组本位”、“字本位”、“小句本位”、“双本位”等理论学说,各家学说既有其独特的适用价值也有其自身的不足,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互补的而非排斥和否定的,因而独尊一家而舍弃他说是不可取的,取消“本位”说更是不可取的。     

宋代《易》学中的“援史证易”派

中国《周易》学说的发展史,以“象数派”与“义理派”为两大主干。“义理”《易》学发展到宋代,达到鼎盛时期,出现了许多各具特色的不同流派。其中以李光、杨万里为代表的“援史证易”派,是宋代《周易》“义理学”中的一个颇有影响的重要派别。《四库全书提要·易类小序》指出: 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为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为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论端。     

论朱熹《诗》说与毛郑之学的异同及历史意义

汉代传《诗》者有今古文之分,至郑玄集其大成;宋代说《诗》者又有“攻《序》”与“尊《序》”之争,至朱熹集其大成。他们虽然都是以所谓“经学态度”去注释研究《诗经》的,但二者之间的对立也是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那么,这两个各自统一过一个时代而又互相对立的《诗》学体系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差异呢?清代今文经学家皮锡瑞曾以“汉儒重训诂,宋儒重义理”为说,而视汉学为“章句之学”,宋学为“义理之学”,谓“章句训诂不能尽餍学者之心,于是宋儒起而言义理”云云(《经学历史·经学昌明时代》)。以此泛泛地概括汉宋学术之异虽然也来为不可,但如径谓此即朱熹《诗》说与毛郑之异,则大不然。其不然之辨有二:     

高亨《诗经今注》题解特色新论

高亨学殖深厚,功底扎实,这在其《诗经今注》名著中得以充分体现.其题解之“以史证诗、注重文本”,“破旧立新、另起炉灶”,“亦信亦疑、补充完善”,“尊重学术、两说并存”以及“考证精细”、“强调观点”、“重视艺术”、“语言质朴”等特色,卓异新颖,出类拨萃,在《诗经》研究史上,委实是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苏辙《春秋集解》以史传经初探

北宋《春秋》学以争论褒贬、臧否义例为主潮，滔滔汩汩，席卷天下之际，苏辙《春秋集解》特出其间，以矫俗规过为著书旨趣，极力诋斥孙复诸家“以意说经”之穿凿钩深。家学、庭训、地域文化与学风世俗之激荡触发，于是蔚为苏辙《春秋集解》以训诂为书法，事义兼采而又归本于“以史传经”之特色。本文考其特色大抵有三：一、解读《春秋》，专主《左传》叙事；二、据史为断，批驳“以意说经”；三、事据《左传》，义兼《公》《谷》；权衡诸家，发挥经旨隐微。此种透过考据事实，以得书法之治经风格，于北宋揣度义例、执着褒贬之《春秋》学研究主潮中，真堪为沧海横流之中流砥柱。     

《诗经》爱情民俗略说

方玉润说：“六经中唯《诗》易读，亦唯《诗》难说。固因其无题无序，亦由于词旨隐约，每多言外意，……又况说《诗》诸德，非考据即讲学两家。而两家性情，与《诗》绝不相近。……又安能望其能得诗人言外意哉？”（《诗经原始》卷上凡例）例如，有关姜源弃子的问题旧说有七八种之多，象马融“弃之以著神明”说，王肃“不夫而青，所以为妖”说，欧阳修“迎天”说，朱表“神人之生”说，陈启源之“奇诡变幻”说等等，不一而足。于省吾先生说道，这些“都是无凭无据的主观想象，引人于不可知的领域。……殊无可取。”（皆引见《泽螺居诗经新证…     

论孔颖达对王弼易学的吸收与超越

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含有丰富的思想,但系统研究至今仍付阙如。孔颖达易学以王弼《易》注为诠释蓝本。王弼《易》注的突出特色是引老入《易》,扫象阐理,以玄学本无论取代汉人以气论为基础的宇宙学说。中国思想史和易学史的发展至此而一变。孔颖达则吸收汉易及魏晋郭象的思想,对王弼易学予以重大改造,从而在更高层次上兼顾了象数与义理,综合了儒道思想,对宋代义理易学产生重要影响。     

“经义”考

“经义”是中国古代科举考试中的一种重要文体,它萌芽于汉唐,形成于北宋。经义与选举制度的变革和学术风习的变化有密切的联系。在北宋熙宁贡举改革中,王安石利用经义作为统一士大夫思想的工具,对北宋后期的学风和士风产生了诸多影响。在古代文体史上,宋代经义文是明清八股文的雏形,它形成了一定的程式,在题型、结构等方面已经具备了八股文的一些特征。考察宋代以前经义与选举制度的结合情况、经义在北宋科举改革中演变和成形、传世宋代经义文体的形态和以经义试进士对北宋后期学风、士风的影响这四个方面的问题,可以大体明了经义的流变轨迹,以及它与选举制度和学术发展的关系。     

禅籍方俗词三题

加世纪上半叶,学界学者们主要采用思想史、史学、文献学方法,结合中国考据方法研究禅宗。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60—80年代,中国学界的佛学研究,基本上都采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哲学、史学方法。禅宗典籍的原始资料都是由古汉语构成的,虽然有若干自身创造的名词,但多数是借用传统的古语。如唐宋禅宗语录是当时口语化程度最高的文献之一,其中保留了大量方俗词。因此,方俗词研究方法是研究禅籍之中不可或缺的方法之一。     

刘宋监狱新考

中国古代监狱史研究历来作为中国古代法制史研究的一项重要的内容而受到学者的重视,但南朝刘宋时期的监狱状况至今未有学者专门撰文论述。刘宋时期的监狱除了因袭魏晋以来的旧制外,不论在监狱的设置和监狱制度的制定上都有一些新的发展,并对唐代的监狱制度产生过影响,成为了唐代监狱制度的来源之一。因此笔者试图主要依靠《宋书》和《资治通鉴》的相关材料,勾勒出刘宋时期监狱的大致的轮廓,引起学者的注意。     

考述并重 文史合一——曾枣庄先生古籍整理与古典文学研究评介

曾枣庄在宋代古籍整理研究、三苏研究和宋代文学史研究三个领域成果丰硕,大部分著作因具开创性获得了学界和社会的高度关注和认可。中国古代文体学是他近年学术研究的新领域,该领域的许多成果对中国古代文体学史的研究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曾枣庄的研究特点是论述性、资料性兼具,考述并重,文史合一。     

周密古体诗、词用韵考述

诗、词用韵是汉语语音史研究的宝贵资源,周密诗、词用韵前人未做过系统研究。通过穷尽考察302首周密古体诗、词,并以鲁国尧的宋代通语18部系为参照,得出周密古体诗、词韵系共16部。周密古体诗、词用韵大致符合宋代通语,同时也体现了宋末浙江吴语方音的特点。     

论宋代尚祥之风

宋时上自皇帝,下至普通百姓普遍崇尚祥瑞,这种风气的形成有着特殊的社会根源.尚祥之风对宋时政治、经济、社会乃至军事都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其中,"天书事件"将对祥瑞的崇奉推向了顶峰.近年来,宋史研究取得了较丰富的成果,但在宋代神秘文化方面的研究一直较为薄弱,除少数几个学者在宋代巫术、占卜方面有所论述外,其他内容少有涉猎.     

《朱子语类》词语考

《朱子语类》文白相间,新旧质素交融,叠置着从历史上各个时期传承下来的不同历史层次的词语和宋代产生的新词新义,现存各本的异文在某种程度上又反映了宋至明清的语言演变,为汉语文白演变和词汇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语言实录。文章在比勘今存宋刻本《池录》、朝鲜古写徽州本、明成化本等各本异同的基础上,就＂大小大、烦恼、浑沦、节掯、困善、潦草、秋采、提撕警策、偎风躲箭、絮＂等方俗口语词作了考释。     

明代唐宋诗高下之争的重新考察

唐宋诗之争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桩公案。自南宋以迄近代从未间断,其间尊唐者有,宗宋者有,但总体而言,"尊唐抑宋"观念在整个论争中占据主导地位,尤以明代为甚。实际上,用"尊唐抑宋"来界定明代的唐宋诗之争并不准确,因为,有明一代反对"尊唐抑宋"的声音无论强弱,但在明代诗坛上都不曾消失过。明初诗派虽大多宗唐,但反对的声音也不容小觑。另外,反对"尊唐抑宋"的声音并非一直处于弱势、边缘,明代中期,由于前、后七子的不懈倡导,"世人但知宗唐",反对者较少。至后期,公安派不惜矫枉过正,对后七子的诗学理论进行批驳,与其同时复古派也开始对一己的诗学观念重新检讨与反思,认识到拟古的若干弊端,此后,为宋诗正名的声音越来越高。值得注意的是,明人肯定宋诗的诗论多从"主真"、"重变"、"言理"等方面立论,从根本上体认到宋诗的特点和价值,驳斥了明代诗坛上"尊唐抑宋"之音,同时也对宋诗的研究和传播、以及清代宋诗学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唐宋土地制度与政策演变研究》的内容、方法及创新点

耿元骊博士所著《唐宋土地制度与政策演变研究》,对唐宋土地制度与政策的演变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作者对唐代"均田制"和宋代"田制不立"两个旧问题做了新的研究,不仅使用经济学的理论对概念进行剖析,而且还贯彻了历史学的精神。作者通过对唐宋土地制度,以及相应的农民身份问题的分析,最后认为"唐宋变革"没有发生。该书虽然立足唐宋,但却是将唐宋放在中国古史的这一个范围内来思考,体现出作者的开阔视野和宏大的学术胸怀。因此,说该书是一部高水平的经济史及唐宋史著作,当实至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