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云南陆军讲武堂（下）

云南辛亥革命，是由滇西腾越起义、昆明“重九”起义、滇南临安起义所组成。这三次武装起义，特别是昆明“重九”起义，讲武堂革命师生是主要策划组织者，是起义过程中的直接领导指挥者和积极参加者，革命成功后，讲武堂师生又是新政权的积极建设者和组织者。     

试论徐特立在八一南昌起义中的特殊贡献

徐特立在八一南昌起义中成功争取姜济寰，对起义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起义的准备阶段起了掩护作用，使起义的准备工作进展顺利；起义中，部分地方武装力量参与起义，使起义迅速成功，最大限度地降低了起义军的战争减员；起义军南征时，大大减少了战事；稳定了南昌秩序，安定了民心；有利于起义军筹集粮饷工作的顺利开展。     

太平天国起义与广东天地会起义之差异

广东天地会起义与太平天国起义作为同时代发生的反清起义，存在着显著差异。这些差异不仅体现在时间、地点、规模等表层因素上，而且还反映在启动源、发动媒介与政权形态、变革社会的程度等深层次因素上，太平天国起义的启动源为对西方文明的认知与追求，而天地会起义的启动源为“反清复明”；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对西方文明的认知与追求既具有救亡意义，又具有发展意义，而“反清复明”只具有救亡意义。太平天国起义的发动媒介为拜上帝教，而广东天地会起义的发动媒介为天地会，这一巨大差异使两次起义所建立的政权形态也呈现出重大区别，即太平天国为“政教合一”的统一政权形态，而广东天地会则建立了众多世俗的政权，在变革社会时太平天国试图用西方文明从各方面改造中国，体现出了中国社会进步方向；而广东天地会仍跳不出小农与封建思想的藩篱，起义只停留于推翻旧政权这一肤浅层面上，正是这些差异，使得这两次起义的时代意义与历史地位不可同日而语。     

南昌起义中的谭平山——兼谈南昌起义中的若干史实问题

谭平山是南昌起义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参加了三次九江会议，积极为南昌起义作准备，是南昌起义的发动者之一；他反对张国焘的阻挠，坚持武装起义方针，是起义的领导者之一；在南下途中，他对革命前途推动信心，思想右倾，在工作上犯有严重错误，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南昌起义失败的进程。他的功大于过，在南昌起义的历史上应有基一定的地位。     

徐特立与南昌起义

192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徐特立在南昌起义前策反姜济寰，对起义的成功具有极大的意义。在中国共产党党史的南昌起义这一节，应该有徐特立、姜济寰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黄巢出身、职业看其阶级属性

从黄巢家庭出身、起义前职业看，这个农民起义领袖是特殊的农村游商，为地主阶级下层成员；黄巢起义前、起义中的作为表明，他主要是为自己政治报复的实现而努力奋斗，代表的是地主阶段下层，即中小商人、地主的利益，这种奋斗行为与起义农民奋斗目标有相对一致性。     

渭华起义对创建西北根据地的重要作用

震惊西北的渭华起义失败后，一批渭华起义的领导者、参加者成为创建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坚强力量和主要领导者。渭华起义中形成的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政治工作，提出游击战争策略等经验得到了发扬光大，为西北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的创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不忘初心使命，坚持创新；一脉相承的革命精神；注重革命的统一战线。渭华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创建者坚定理想信念，继承渭华起义的优良传统，创建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唯一保留完整的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和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八路军抗日的出发点。     

试探曾国藩对太平天国起因的认识

曾国藩站封建统治的立场，对太平天国大起义的原因作了不懈探讨。在京官任上，他觉察到清王朝面临十分严重的统治危机，预感大乱将至。起义爆发前后，几次上奏疏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指陈引发起 潜在弊政，提醒统治要有所更张。出山参与镇压革命以后，对统治阶级造成农民大起义的“乱因”，从吏治腐败、官逼民反、变乱是非、人心塌陷、道德危机等几方面进行了深入反省和追究，并以此为根据采取诸多凶狠对策，最终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     

唐朝文学作品中的袁晁起义

唐朝安史之乱尚未完全平息之际爆发于台州的袁晁起义，正史记载尚有不够翔实之处。唐朝笔记小说以及有关诗文中对袁晁起义的记载或描写，于无意中保留了历史的真实瞬间，为研究袁晁起义提供了可资比较的参证材料，可以补充正史记载中的不足与缺陷。袁晁起义在宝应元年(762年)，其主力覆灭时间在广德元年(763年)，但其余部尚存在于此后近十年，袁晁起义给台州和浙东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南昌起义背后的故事

倡导南昌起义的关键人物 提及南昌起义，周恩来、叶挺、贺龙和朱德最易被人念起。但要说最早提出南昌起义的人，就不能不提到一位关键的历史人物——李立三。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将陈独秀停职，指定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和周恩来5人组成中央常委，代行政治局职权。临时中央的主要工作是部署党组织转入地下和中央机关从九江撤退到上海，同时考察打回广东以图再举的可能性。其中根本没有南昌起义计划。     

1851年法国外省起义管窥

１８５１年１２月，法国农村曾爆发过一次大规模的反波拿巴农民起义。惯于以巴黎为中心研究法国近代史的法国史学家们称之为“１８５１年外省起义”①。这次起义是如何组织和发动的？它有哪些特点？法国农民为什么会反对号称“农民皇帝”的波拿巴？应如何评价这次起义的性质？弄清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波拿巴帝国与农民的关系及农民在法国近代化中的地位与作用，均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就有关问题作一探讨。一、起义的组织与发动关于起义的组织与发动问题，法国史学界观点不一，有的学者认为起义是自发的，有的学者则认为是有组…     

论金海陵王完颜亮时期的人民起义

完颜亮为了伐宋之需，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军备战，由此所引起的横征暴敛激发了大范围的人民起义，其中以东海县起义、大名府起义以及契丹大起义的规模、影响最大，严重地动摇了完颜亮的统治基础。这为完颜雍的篡位奠定了基础，客观上促进了完颜亮的覆亡。     

在“理”与“势”的双重震慑下——建国前后国民党军起义投诚述评

建国前后是解放战争中的一个特殊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规模庞大的国民党军起义投诚事件，这些频繁而又大规模的国民党军起义投诚，不仅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原因，也有着与前期的起义投诚不同的特点，所起的作用也更重要。大批国民党军的起义投诚，是在“理”与“势”的双重震慑下作出的有利于民族，有利于人民的抉择。     

渭华起义中党领导的革命军队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及时代启示

1928年5月党领导的渭华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北方领导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起义。这次起义中工农革命军和陕东赤卫队紧密配合，支持热情高涨的农民运动，支持农民群众开展对敌斗争，有力扩大了起义的斗争成果和社会影响。在渭华起义95周年之际，回顾渭华起义中党领导革命军队与农民运动相结合推动革命斗争发展的历史，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于新时代团结广大农民群众积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业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简论清末景廷宾起义的历史定位

景廷宾起义是20世纪初发生在直隶南部地区的一场惊心动魄的农民暴动。多年来，大都认为景廷宾起义是义和团运动的延续和发展。近几年来，有的论提出景廷宾起义“不是义和团运动的余绪，而是在民主革命派人士的支持下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反清起义”。不管这种见解是否能够得到认     

从赵三多三次起义看义和团运动的走向

义和团运动涌现出了许多著名首领人物，而能够不屈不挠斗争到底，并身历运动之始终者只有赵三多一人。本文详细考证了赵三多发动、领导和参加的三次重要起义，着重论述了第三次起义(即景廷宾为元帅，赵三多为主将的厦头寺起义)的性质和历史范畴，探索了义和团运动兴起、发展、终结的轨迹。     

咸同年间贵州各族农民反清大起义的根源

“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①清朝咸丰元年（1851）至同治十三年（1874）的二十三年间，以苗族为主体的贵州各族农民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爆发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反清大起义，史称“咸同大起义”。在这一期间，贵州全省先后有五十支农民起义队伍参加了大起义，其中黔东南台供张秀眉领导的苗族农民起义（1855－1872），历时十八年，几乎席卷全省，声威远及湘、桂、ig、滇诸省，参加这次起义的除百万苗民外，还有以汉族为主的教军、号军，响应这次起义的有布依、侗、水、回、彝、瑶…     

景廷宾起义100周年学术讨论会概述

由中国义和团研究会，河北省社科联等发起组织的景廷宾起义100周年学术讨论会，于2002年10月22至23日在河北省广宗县景廷宾的故乡召开。来自全国9省(市)的6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提交会议论文、资料约40篇。这是首次景廷宾起义的专题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围绕景廷宾起义及相关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其中有老问题的深入探讨，也有新问题的开拓和史料的挖掘，大大拓宽了景廷宾起义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现就如下几个问题作一概述。     

1927年中国共产党策略转变与三大起义比较研究——以旗帜和政权问题为中心

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经历了由左派国民党运动向苏维埃运动策略的急剧转变，因而导致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中旗帜政权等方面的不同。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执行的是中共中央的左派国民党策略。坚持与左派国民党合作，用左派国民党的名义、旗帜和政权形式进行武装起义。1927年9月19日，中共中央正式通过决议，放弃左派国民党旗帜，转而确定了在苏维埃旗帜下，以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为目标举行暴动的原则，随后爆发的广州起义举起了以镰刀斧头为标志的红旗，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形成了与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明显不同的特点。     

对巴黎公社几个问题的商榷

本文论述中央委员会在３月 １８日起义中，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起义的组织性和自觉性，但不能使起义具有健全的组织性和完全彻底的自觉性。中央委员会在公社时期，对公社的军事活动不是起推动和协助作用，而是起消极的、负向的作用。公社未能与农民结成联盟的原因，不只是在于公社对农民问题认识不足，而且还在于农民方面根本不具备与公社结盟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