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腐败与行政不作为

腐败从根源上说可以是人性的泯灭、信仰的缺失和道德责任感的沦丧。社会生活中,有些政府的行政部门和其工作人员将国家和人民赋予他们的公权力,采取漠视的态度,以无所作为的形式来放弃。导致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保障,长此以往丧失了政府的公信和权威。因此,我们要关注和研究另类腐败—行政不作为,从思想道德、民主监督、司法公正等方面来遏制和约束行政不作为,从而保障最广大群众的合法权益,实现国家法治民主化进程,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     

高校腐败的成因与预防

近年来,高校因贪污受贿中箭落马者不乏其人。面对高校的腐败犯罪,我们在依法惩治、严厉打击的同时,也应该深刻反思、探究高校腐败的成因,寻找防范、治理高校腐败的路径。     

也应整治不作为的腐败

人们早已注意了恶作为的腐败。例如以权谋私、假公济私、贪污受贿等等。但是，对于不作为的腐败，人们似乎认识不足。或者，可能看到了，但没有当严重的腐败去整治。     

行政不作为与乱作为的治理对策

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现象历来为全党全国人民所痛斥和鞭挞。随着社会全民法治意识的增强,党务政务公开已成大势所趋,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现象越来越成为众矢之的。然而在一些边远地区和基层,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现象仍屡禁不止。这种现象虽然出现在少数干部身上,影响的却是整个党和国家的形象,若任其自流,就有党亡政息的危险,我们切记不可等闲视之。必须站在讲政治的高度,充分认识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的危害性。对干部加强教育、加强制度建设,对执政行为加强监督,对违规、违法行为加大惩处力度,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论不作为犯罪中的作为义务

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是不作为犯罪理论的核心问题,是认定不作为犯罪的前提和基础.作为义务有:法律规定的义务,职务或业务要求的义务,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深入研究这三项义务对司法实战大有裨益.     

不真正不作为犯作为义务新探

随着刑法学研究的深入，关于不真正不作为犯的研究也在不断的进步，各种理论纷陈争鸣，笔者在此从不真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予以探讨，将道德义务排除在作为义务之外，而法律行为应分别不同情况论述。     

论政府作为与不作为——从责任政府的视域看

责任政府与共和、民主、宪政及法治之间存有价值关联。应然状态中的责任政府应是积极作为的政府，而非不作为的政府。实然状态中积极作为的政府未必是责任政府，不作为的政府则肯定不是责任政府。对于责任政府的构建而言，厘清政府作为与不作为的概念，揭示政府作为与不作为的内在机理，设置政府作为的权力边界，构筑政府不作为的防范机制是问题的关键。     

不作为与大作为:转型期的电大定位

经过27年的发展,电大进入到改革发展的关键期。在进行了回首历史,温故知新;纵横思考,审慎定位;冷静面对,有所不为;顺应时代,大有作为;理顺关系,和谐发展等诸方面分析论述后得出:转型期的电大定位,必须处理好不作为与大作为的辩证关系。     

论不真正不作为犯之"作为义务"

不真正不作为犯的问题，历来就有“未解之题”和“最难且未令人满意地解决的难题”之称。不真正不作为犯是开放的构成要件，它的构成要件的行为是违反作为义务的不作为，但是该作为义务的内容及范围并不明确，在认定时需要法官予以补充，在实际应用时有许多疑问。作为义务是不作为犯罪的核心，反映了不作为犯罪的基本犯罪事实和构成要素之本质特征。随着社会不作为事件的不断发生，迫切需要对不真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进行统一正确的界定。     

从个案浅析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来源

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在客观方面应该表现为不作为,而不作为构成犯罪必须具备相应的要件,从案例反映出来的主要是在作为义务来源上,本文针对案例对作为义务来源进行阐述,并就作为义务来源是否扩大进道德义务进行理论分析.     

论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的司法认定

目前我国的刑事立法并没有对不纯正的不作为犯作出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却对不纯正的不作为犯进行定罪处刑,这种矛盾造成了立法与司法的脱节。而解决这个矛盾的关键就在于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进行精准的界定,对其作为义务的范围规定的过宽,有可能导致刑法的泛化和刑罚的膨胀,有损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反之,对作为义务的界定过窄,则使刑法的处罚范围过小,有损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因此,科学、准确的明晰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对我国的刑事理论和刑事司法都大有裨益。     

不纯正不作为犯之作为义务来源探析

在刑法理论上,可以将犯罪形态分为作为犯和不作为犯,而不作为犯又可分为纯正的不作为犯与不纯正不作为犯。就纯正不作为犯而言,刑法往往明确规定了作为义务的主体与内容;就不纯正不作为犯而言,刑法则对此未加以明确的规定。本文从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形式作为义务的来源、实质作为义务的来源以及作为义务来源之重构几个方面对不纯正不作为犯之作为义务进行探究,以期有裨于理论与实践。     

依靠群众是惩治腐败的根本

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坚决依靠人民群众,才能从根本上遏止腐败现象。     

政府公信度与腐败认知度的关系——兼评透明国际CPI排名方法

政府公信度是公众对于政府的评价和认可的程度,也是衡量政府公信力的重要依据。而影响政府公信度的决定性因素就是政府腐败状况,为此,如何预期、感知和惩治腐败也就与政府公信度息息相关。透明国际企图以普适的价值观来评价各国廉政状况存在明显的缺陷,结果也极不科学。我们应该积极回应,同时对我国的腐败预期和腐败感知给予正确引导,并加大腐败惩治的力度,以增强政府的公信度,提升政府的公信力。     

论法治是遏制腐败的有效手段

腐败是一种国际性的社会现象,腐败产生的根源是人的私有观念和社会公共权力的异化。遏制腐败的有效手段是法治,但也离不开德治。构建遏制腐败的法治机制必须建立完善的防治腐败的法律体系,健全廉政工作机构,加强廉政舆论监督的法制建设。     

重大道德义务应否成为不作为犯罪中作为义务来源

目前我国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范围有扩大的趋势，重大道德义务应当成为我国不作为犯罪作为义务的来源。关键在于道德义务如何合理上升为法律义务。有限制的道德法律化不仅具有可行性，而且可以成为提升我国国民素质扣整体道德水平的有效途径。     

腐败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敌

干部队伍的腐败问题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大障碍。着力解决干部队伍的腐败问题,纯洁领导队伍,使领导者轻装上阵,才能取得领导全面改革的最佳成效,从而实现十八大所提出的“中国梦”。干部队伍腐败主要有七大现象,而受贿是产生系列腐败的第一原因。我国必须从经济、政治、法律等各个具体环节上建立反腐败制度体系,堵住腐败的漏洞。     

舞弊也是腐败

舞弊是一种不良风气，并在校园中蔓延。本文介绍了舞弊的危害，并提出广大师生应形成共识，树立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的精神，杜绝此歪风。     

论清代“非典型腐败”及其当代启示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反贪反腐局势日益复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作为腐败的变种——非典型腐败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并演变成为比腐败现象更难以根除的顽疾。究其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古代尤其是清代陋规的泛滥成灾遗留下来的封建恶果。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显然是公共权力的行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条件,要防止权力的滥用,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通过制衡达到平衡,这不仅需要在制度法规的硬伤上加快健全,还需要在文化不良遗传的软肋上下硬功夫。因此,我们应将古代的智慧运用到我国现代监察制度的改革中,用扬弃的态度去对其探究,吸取古代御使监察制度的某些合理内核并以其硬伤为鉴,坚决彻底将非典型腐败消灭于萌芽中。     

腐败是鸦片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

鸦片战争是西方列强对中国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侵略战争 ,这场战争由于清朝政治、军事的极端腐败 ,掌握战争领导权的封建统治者和本国的广大人民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 ,使我之所长不能发挥 ,敌人之短却得以避免 ,造成了战败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