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江苏散文家琐论

本文简要论述了1919年至1927年间江苏籍散文作家的历史性贡献。着重指出当时独树一帜的杂文家刘半农、报告文学先行者瞿秋白、革命的时论家张闻天,以及被文坛誉为“美文”大家的朱自清、叶圣陶等人。无论在其散文理论和创作实践上,都对中国现代散文的确立和发展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论“五四”时期诗歌翻译的变革

“五四”运动高举民主、科学、人权、自由等大旗,不仅带领人们找寻自由的天堂,在思想上更有如一阵清远的春风吹进陈腐的中国大地．开创了中国文学新时代。此时诗歌翻译的风潮空前袭来——西方崭新思想的进入,引起了国人极大的兴趣。文学创作者不断追求书写内容的重构更让这股风潮如洪水之势。     

李广田在云南——《云南抗战时期文学史》之一节

本文介绍李广田的创作,特别是小说的情况,论述他的创作道路,也谈及他和云南抗战时期文学界的关系.     

中国新文学史讲座·第二讲——“五四”时期的文学社团

五四运动后到一九二一年,全国大小文艺社团约有一百多个,影响最大的,是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和语丝社。文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一九二一年一月四日在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开成立会。发起人有十二个:周作人、朱希祖、蒋百里、郑振铎、耿济之、瞿世英、郭绍虞、孙伏园、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成立会召开之前,曾由周作人起草宣言,在北京报刊发表,并征求会员。宣     

五四时期《妇女杂志》关于“新性道德”的讨论

五四新文化时期是传统道德向现代道德转型的重要时期,先进的知识分子借助《妇女杂志》这个大众传媒平台,破旧立新,建构新性道德观。他们认为,唯有建立在恋爱基础上的性关系才是道德的,并主张通过普及性教育和恋爱教育,来养成新道德。追求两性的平等对女性从传统社会束缚中解放出来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也因为理论过于激进而存有一定的局限性。     

论“五四”时期对《玩偶之家》的误读

由于＂五四＂时期对《玩偶之家》的接受与宣传带有功利性与时效性,从而导致了对它的解读无形中存在着误读,主要表现在：对该剧创作意图的误解、对娜拉形象的简化与误读,以及对易卜生个人形象的误读和对其文学成就的忽视。本文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论“五四”时期的鲁迅

毛主席在谈到五四运动的时候,对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鲁迅,作了崇高的评价,指出鲁迅是“五四”所开始的中国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①正确地认识     

琐谈《水浒》英雄的“节”

洋洋一部水浒，历来研究者颇多，尤其体现在对作者、成书年代、版本，以及主题人物形象等方面的探讨上面，而对于人们形象的研究又多以个体作为研究对象。笔者认为，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从总体上综合探讨、从而把握这一个时代这一类人的性格与命运将是十分有意义灼。因而，本文试图从体现在水桥英雄群体身上的“节”这一角度入手，对人物整体命运进行新的把握。“节”这个概念很抽象，作为儒家思想核心“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忠’“、“孝”、“义”并存；“节”的词义又很琐碎，作为名词指的是礼节，作为动词意思是节制。同样，“节…     

沈从文在云南──《云南抗战时期文学史》之一节

本文谈四个问题，即沈从文和云南，他在云南时期的著述，沈从文和“战国派”以及他在抗战时期的思想矛盾、处境等。     

论“五四”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

＂五四＂时期,先进的知识分子积极倡导学习西方,译介外国文学是重要途径之一。这一时期翻译活动异常丰富,翻译思想异常活跃,在中国翻译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多以团体的方式进行,翻译队伍整体素质较高,呈现出多元化倾向,且转译盛行,理论意识明显增强。＂五四＂时期的译者大多兼具思想家、革命家和翻译家等多重身份,这使得翻译活动承担起多层面的重任。     

论苏雪林五四时期的新文学创作

苏雪林是五四时期女性新文学作家的代表者之一。由于诸种原因,她在这一时期的新文学创作并没有得到如冰心等同时代女作家那样足够的重视与发掘。具体说来,可分为"女高师"时期、赴法留学时期和归国后短暂的"《语丝》时期"三个阶段。这些创作均具有比较明显的"五四"特点,对于重构苏雪林作为五四女作家的身份和她的新文学创作的整体性及全面了解苏雪林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渊源很有帮助。     

“五四”时期陈独秀“新教育”的思想体系

“五四”时期，陈独秀是提倡“新教育”的先驱之一。他认为：旧教育问题的核心是它不适应今天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更不适应教育科学的世界大势。主张教育应“趋重社会”、“结合实际”、“学以致用”。提出新教育的“四条方针”(现实主义、唯民主义、职业主义、兽性主义)和“三大改革”(“自动的而非被动的，启发的而非灌输的”、“世俗的而非神圣的，直观的而非幻想的”、“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这显然是切中时弊、亟需实行、而且是行之有效的。陈独秀关于旧教育“主观主义”(抹杀个性)与“形式主义”(应试教育)的批评也是很值得我们留意的。——陈独秀有关“新教育”的改革设计在北京大学“科学长”任上的实践也是本的一个重要内容。     

论“五四”时期“诗散文”的创作

“诗的散文”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在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看来,散文使用白话是古已有之;韵文使用白话则需重新创造。以胡适为代表对新诗的语言进行了最初的“白话”的“尝试”,力图用精炼的语言与分行的形式完成诗与散文的分离。但这种“尝试”是不成功的。第一、在当时“作诗如作文”、“作文如说话”的文学观念的影响下,许多诗作的语言徘徊在诗与散文之间,形成散文与诗歌语言的交融;第二、由于缺乏“白话诗的借鉴,作者对诗歌的形式因素知之甚少,多数作品的分行实属不必要,只是徒具诗歌表面的形式,而未摆脱散文语言的束缚。所以,新文化运动初期的许多白话诗,实为“诗的散文”的雏型。 “诗的散文”指那些具有诗的内核（“情绪”与“想象”）篇幅较长（比之于诗歌）,不分行的无韵律的文章。1922年1月,郑振铎在总结新文化运动初期的“诗散文”创作后,指     

一部“个性”的文学史——评丁帆主编《中国新文学史》

丁帆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是一部独具个性的“新文学”史,它以新的文学史观,全面广阔的研究视野,人性的、审美的研究立场以及独特的研究方法,展现出其突破以往文学史撰写模式的鲜明个性,走出一条“个性治史”的新道路。     

论“五四”时期蔡元培的美育观

蔡元培所提倡的美育人生、改革中国传统文化的渐进模式,和陈独秀、胡适等批判旧文化、旧传统“利刃快刀”式的两极对立,不论哪一种思潮成为主流,都是五四时期对迂腐落后的旧传统进行批判性重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贯穿着永恒的“五四”精神探求,是中国开始走向现代性的伟大历程。     

余光中：中国现代诗坛祭酒——《中国诗歌通史》之一节

论作品之丰富、思想之深广、技巧之超卓、风格之多变、影响之深远,余光中无疑是成就最大者之一。要选择中国当代大诗人的话,他是一个呼声极高的候选人。     

论“五四”文学革命新传统

“五四”文学革命承担了打破旧传统、开拓华夏文学新传统的历史重任。“五四”文学革命的先驱者们留给我们的新传统就是文学思想开放的传统,就是重视人的精神解放、关心人性的重造的传统,就是文学家关心国家命运、民族命运的崇高精神传统。有人怀疑“五四”文学革命的意义,甚至说“五四”是“文革”的前驱,这种看法至少是一种糊涂认识。“五四”新文学运动不仅开辟了新文学的广阔前途,而且它的长久文化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     

“五四”时期的瞿秋白

瞿秋白同志是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之一,他光辉的一生是我们知识分子学习的典范。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他和其他一些先进人物一样,从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他的思想发展道路,对我国今天的知识分子来说,仍有重要的教育意义。瞿秋白同志怎样从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呢?五四运动是他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五四前,他是一个     

论“五四”时期小说中的“弱者心态”

“五四”小说是现代小说发展的初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纵观本时期的小说,其中充斥着大量的弱者的形象,而真正的英雄的形象却呈现一种缺失状态,其根本原因在于本时期知识分子身上共同存在的弱者心态,这种心态其实就是“五四”激进思潮的反面,表现在对国家民族的认识和对自我的认识上,就是一种深刻的自卑感。而五四时期中国贫弱的现实,以及知识分子在动荡的大时代中所感受到的“生的压迫”,是弱者心态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     

“五四”时期的李大钊

辛亥革命后到“五四”运动的近十年,中国处于近代史上极其黑暗的年代。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侵略野心日甚一日,他们各自扶植封建反动军阀,以维护其在中国的利益,使中国在政治上陷于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局面;在经济上,由于辛亥革命没有触动原有的社会经济基础,中国经济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落后的农业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