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教育的特点及其启示

美国的教育体制灵活多样，各级各类学校以及社会各届都注重培养创造性人才。其教育经费筹措渠道，既有各级政府的教育拨款，也有社会捐款和赞助……美国教育在诸多方面给我国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论教育行政机关的法律地位

教育行政机关是最重要的教育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其法律地位学界研究较少。教育行政机关是在教育领域行使权力的国家行政机关,既包括各级政府,也包括教育行政部门和其他主管部门。通过梳理12部法律、19部行政法规、48部行政规章发现,教育行政机关具有以下职权:教育行政立法权或规定权、教育行政许可权、教育行政处罚权、教育行政处分权、教育行政给付权、教育行政指导监督权和其他权力。教育行政机关与民办学校存在许可、处罚和监督等外部关系,与公办学校以处分、预算、人事等内部关系为主。教育行政机关与教师、学生直接发生法律关系情形较少。     

构建提升学校教育品质的绩效责任体系

随着我国中小学教育走向分权的趋势以及学校管理的本位化，学校的教育人员被赋予了更多治校的权力，自然必须要负起应有的绩效责任。教育的松绑和权力的下放要求各级明确各自的职责，权利与责任要相符，以此来保障和提升学校的教育品质，所以教育绩效责任体系的建立值得提倡和重视，因为它有利于推进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美国现行教育行政制度述略

目前,我国教育行政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是改变过去由中央统一计划、政府直接管理的办学体制,理顺各级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教育行政制度。为此,除了要认真研究我国的国情外,还要研究和借鉴国外的经验。本文介绍了美国各级政府在教育行政体制中的权力和责任,以供参考。 美国现行的教育行政制度系指联邦、州和地方三级政权机关在教育系统运营中法定的组织机构、权力和责任。     

试论中小学校自主办学

教育是国家繁荣昌盛不可缺少的基础，因此，教育事业必须由政府和社会来组织管理。建国以来，我国教育行政管理体制主要是实行中央集中统一的领导体制。以上级指示、国家的计划和中央的文件作为一些管理行为的依据，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这种管理体制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从当前中国国情来看。中央权力过于集中，不利于调动地方和学校办学的积极性，完全靠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管理教育。难以提高教育的质量和效益。现代教育管理理论认为，只有对教育组织系统内部的权力结构和职能结构进行合理配置。才能使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和学校充满活力，提高工作效益，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当前我国的教育改革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自主权。但目前各级各类学校的自主权。还只限于实行了校长负责制、教师聘任制、结构工资制、后勤分离制等方面。学校自主办学的权力不大。严格意义上的自主办学。是指学校不受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控制。根据法律和社会需要，独立地举办学校进行决策和开展各项工作，特别是独立决定办学思想、办学目标、课程设置、人员的聘任和资金的使用。     

民间教育评估机构权力的特性及范畴探析

民间教育评估机构的权力是社会权力的一种,以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对政府、学校、学生、家长等产生的社会影响力;其权力具有持续性、专业性、服务性、独立性、双重性、评估主体多元性等特性;对学校教育日常办学行为的监督、学校教育质量水平的评估、学校教育发展的策略与建议是其权力的主要范畴.     

美国学校绩效责任制探析

一、美国基础教育中学校绩效责任的演变历程1.以权力控制为导向的绩效责任概念及实践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绩效责任(accountability)的观念和实践在早期的学校教育中就已经存在。从学校教育与外部社会的关系来分析绩效责任,首先要讨论权力(power),因为它是理解学校教育中早期绩效概念的     

西方国家生命教育的现状、特点及启示

西方国家历来重视生命教育的普及与推广.西方国家的政府高度重视,系统规划,借助发达的教学资源和技术工具,联结学校、社会民间组织、媒体以及家庭共同构建了一个生命教育网络体系.西方生命教育的特点表现为根植于自由主义价值观,直面生与死的话题,体现宗教取向,形成政府—社会—学校—家庭有机的教育网络.客观剖析并借鉴西方生命教育成熟的管理和实施方式,谋求我国发展生命教育的后发优势,就要注重发挥政府—社会的向导与美育作用,强化和巩固学校的生命教育理念,社区—家庭做好子女的启蒙和性格型塑.     

论美国社会正义取向的教师教育

美国教师教育具有关注社会正义的传统,其核心是认为教师教育的本质是政治的、学校再生产了社会不平等、课程体现着统治阶层的政治和文化霸权.基于社会重建理论和批判理论,社会正义取向教师教育的倡导者将教师教育作为实现社会正义的主要路径:重建教师教育的公共领域职能,将社会学理论引入教师教育,关注语言和文本分析.社会正义取向教师教育对当前美国教师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但拓展了教师教育研究的视野,也促使大学在教师教育实践中不断关注与种族和权力有关的社会正义问题.     

走向现代教育治理的教育管理权力重构

管办评分离的关键在于教育管理权力在政府、学校和社会之间的合理重构。现代教育治理理念下,政府、学校和社会都是教育管理权力的主体,但三者所拥有的权力性质和作用各不相同。其中,政府拥有的权力是行政性的,具有宏观调控作用;学校拥有的权力在我国是准行政性的,具有微观的调节作用;社会拥有的权力是市场性的,具有监督与中介作用。要实现现代教育治理下教育管理权力的合理重构,必须坚持权责明确、权责非线性转移、分权立法、多元制衡以及权力重心适度下移的原则。     

基于教育立法的教育问责基本要素探析

教育问责昭示着特定的关系安排,它规定了与教育系统有关的不同群体之间一种正式的控制与被控制关系,标明了一方就教育资源的管理与自身角色,对另一方所负的某种责任。在问责关系的安排下,教育问责包涵了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范围和结果等多种要素。教育立法是教育问责实践的核心依据,教育问责实践包含了问责的主体、客体、范围、标准和结果的基本要素。     

论教育立法中问责的模糊性

我国现行教育法律在保障教育事业健康发展方面起着巨大作用,但教育立法在法律责任的问责主体、问责情节、问责形式、问责程序等方面的规定,仍存有不同程度的模糊性,需要由教育法律自身对其作出明确的法律界定或由相关权限机构作出法律解释。     

教育功能与高等学校的社会职能问题研究

教育功能与高等学校的社会职能问题研究是厘清和解答高等学校“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的基本切入点。教育功能包括根本功能和延伸功能。教育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高等学校的社会职能，然而两并不是一一对应的。高等学校社会职能是社会分工的产物，从逻辑、事实和价值的层面可分为可能状态的社会职能、实然状态的社会职能和应然状态的社会职能。     

NCLB与布什政府的教育政策倾向

美国教育改革法案《不证一个孩子落伍法》的出台，标志着美国布什政府教育施政纲领的正式形成。文章大致地将这一教育改革法案出台的政策背景、法案的基本要旨作概括性地分析与评述，力图揭示美国现行教育政策所内含的价值与实践取向，以及它有可能给美国教育实践所带来的影响。     

当前教育评鉴研究的主要课题

针对台湾师范大学新近成立“教育评鉴及发展中心”,讨论一个大学教育评鉴研究机构的设立目标及研究任务,强调从质量保证角度,教育评鉴宜涵盖成果评量、学校评鉴及认可认证三个领域。教育评鉴研究可分三个层次:(1)涉及评鉴程序、方法论的实务层次;(2)国际比较研究的层次;(3)后设评鉴的层次。针对教育政策评鉴是否纳入教育评鉴范围,可视实际需要而定。大学成立教育评鉴中心的主要任务,除了塑造校园里各单位的质量文化外,宜建立教育评鉴数据库,并积极与国际质量保证网络接轨,发展各类自我评鉴规范及有关表格,同时为日后发展校际双学位课程提供大学信息查证预作准备。     

美国教育绩效责任制之实施现状与发展趋势

在标准导向的学校系统改革中,美国中小学生的成绩与预期目标之间尚存巨大差距.如何缩小这一差距?--教育绩效责任制由此逐渐成为"有效措施"之一.本文简要讨论的就是该制度的实施现状与发展趋势.     

网络问责运行机制分析——兼论网络问责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建设的意义

网络问责通过网络媒体、传统媒体和公众的交互作用形成一种网络公共舆论,从而形成一种交往权力,影响并制约政府行政权力来达到问责的目的。网络问责促进了我国行政问责文化和责任行政理念的形成;推动了行政问责的制度化进程;壮大了异体问责的力量;拓展了行政问责途径,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美国新保守主义公共教育议程的社会意识形态基础分析

满足社会需求是实现社会生产的充分必要条件。教育政策的生产也是如此。只有产生了社会需求与政治需求,才有教育政策生产的充分性与必要性。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的三大社会运动——黑人权利运动、人本主义教育运动和新效能运动,为20世纪80年代新保守主义的复兴及其教育议程的形成铺垫了必要的社会需求,形成了新保守主义的公共教育议程,即构建以核心知识与共同文化为基础的全国课程;实现公共学校中的权力制衡;恢复公共学校中的祈祷制度。这赋予美国公共教育全新的品性——常识领域的集权与制度领域的放权,对美国教育产生了自公共学校运动以来最为重要的影响。     

美国中小学领域“教育增值评估体系”研究

目前,美国中小学领域中的"教育增值评估体系"是在国家重视教育问责、鼓励建立新一轮绩效工资制度的背景下产生的,教育增值的计算原理和计算结果的有效性成为其立论基础。该体系的实施以增值评估的统计分析方法为前提,现实中有很多具体案例。除了评估学校与教师的工作绩效以计算绩效收入外,教育增值评估体系的内容范畴还涉及教师专业发展、职前教师培养和教师从教资格与级别的认证等方面。     

Educational testing as an accountability measure: drawing on twentieth-century Danish history of education experiences

This article reveals perspectives based on experiences from twentieth-century Danish educational history by outlining contemporary, test-based accountability regim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education policy. The article introduces one such characteristic, followed by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origins and impacts of test-based accountability measures applying both top-down and bottom-up perspectives.

These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ffer the opportunity to gain a fuller understanding of this contemporary accountability concept and its potential, appeal and implications for continued use in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settings. Accountability measures and practices serve as a way to govern schools; by analysing the history of accountability as the concept has been practised in the education sphere, the article will discuss both pros and cons of such a methodology, particularly as it relates to contemporary education govern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