渗透在生命中的美:司马迁奏出的二重曲

《史记》呈现了司马迁独特的审美意识和强烈的生命意志，是司马迁用生命追求永恒之美，以心态表现艺术之美、用“残身”传递时代之美的结晶，渗透着司马迁生命与审美的二重曲。     

巫蛊之祸与司马迂卒年问题考论

面对巫蛊之祸所上演的父子交兵、骨肉相残的惨剧，司马迁会为戾太子的无辜罹难而感慨叹息，也会为好友任安、田仁的悲剧而心伤神摧，但若说戾太子之死使他深感拨乱反正无望，便通过《报任安书》向汉武帝宣战而慷慨赴死，则是不符合司马迁思想实际的。对巫蛊一案史实的全面把握，对司马迁与戾太子之关系的深入了解，以及对《报任安书》的认真解读，是认识司马迁卒年问题不可或缺的思想前提。袁传璋先生所谓《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十一月，所谓司马迁暴卒于征和二年季冬，卖属臆测而不能成立。     

太史公的故事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九十九年），司马迁四十七岁，春秋正盛，一场血腥之灾从天而降。原因很简单，司马迁为孤军作战兵败匈奴的李陵辩白，激怒了圣威，再加小人杜周的谗言，诽谤，汉武帝一怒之下，将司马迁判为“诬罔罪”——也就是杀头之罪。     

司马迁受腐刑于太始二年说

对司马迁受腐刑的年代，《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司马迁传》有互为矛盾的记录，这是因记录重点不同而造成的差异。排比《史记》、《汉书》和《报任少卿书》等史料，勾勒“李陵之祸”过程，可以确定司马迁“李陵之祸”是从天汉三年初下狱开始，至太始二年受腐刑出狱止，历时四年。《自序》中“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一句，就是记录了从司马家在舜时为史官到司马迁出狱的历史。     

英语“杵臼”的有趣故事

杵臼，亦名研钵、擂钵、乳钵，民间称为舂米桶、捣药罐或蒜臼子的，几乎都是杵臼家族的成员。杵臼在英文里很简单，只有mortar一词可以取而代之，mmortar and pestle就可以表达“臼”与“杵”。说来有趣，这个英语的“臼杵”说法，在古代中国是与“杵臼”相互通用的，最著名的文字可见“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     

"李陵之祸"与《史记》创作的关系--兼谈司马迁人格的发展与完善

“李陵之祸”和《史记》的创作是司马迁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件事,且二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李陵之祸”不仅坚定了司马迁述的志向,改变了他最初的创作动机,而且影响了《史记》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此外,“李陵之祸”对于司马迁人格的发展和完善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司马迁"宫刑"小考

宫刑是汉朝承袭秦朝旧制，除大辟（死刑）之外，最惨无人道、侮辱人格的刑罚。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最下腐刑，极矣！”腐刑即宫刑（一种破坏男子或女子生殖的刑罚）。司马迁遭受宫刑是因“李陵之祸”引起的。天汉二年五月（公元前９９）五月，汉武帝令李陵、李广利率骑兵出击匈奴，结果李陵深陷重围，兵败投降。汉武帝召问群臣，司马迁委婉地陈述了看法：李陵投降很可能是权宜之计，即便是真降，也是出于不得已。他的观点使汉武帝大为不悦。其实，汉武帝对司马迁欲加之罪已非一日，“李陵之祸”只不过是促使矛盾总爆发的导火索而已…     

巫蛊之祸与司马迁卒年问题考论

面对巫蛊之祸所上演的父子交兵、骨肉相残的惨剧,司马迁会为戾太子的无辜罹难而感慨叹息,也会为好友任安、田仁的悲剧而心伤神摧,但若说戾太子之死使他深感拨乱反正无望,便通过《报任安书》向汉武帝宣战而慷慨赴死,则是不符合司马迁思想实际的。对巫蛊一案史实的全面把握,对司马迁与戾太子之关系的深入了解,以及对《报任安书》的认真解读,是认识司马迁卒年问题不可或缺的思想前提。袁传璋先生所谓《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十一月,所谓司马迁暴卒于征和二年季冬,实属臆测而不能成立。     

司马迁与班固经济思想之比较

一、司马迁与班固经济思想产生的背景比较司马迁与班固同为我国汉代的良史,司马迁在西汉,以《史记》开史学之先,有中国"史学之父"之称;班固在东汉,他本《史记》之体例,以《汉书》开断代史之先.所以后世以"史班"或"班马"并称.他们二人有相同之处,但更多的是不同之处.毛泽东同志说:有比较才能鉴别.比较研究二人的经济思想,对于弄清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发展的脉络,具有重大意义.     

一句“达”而不“信”的译文

高语四册的知识短文“文言文的翻译”中述及对“用典故”的译释时举了《谭嗣同》一文的句子:“今南海(康有为)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并译该句为“现在康先生是生是死还不知道,我要像杵臼、西乡那样,为维新变法这个理想而死,     

“李陵之祸”及其文化意蕴探析

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而遭腐刑,李陵之祸对司马迁人生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李陵之祸的文化意蕴体现了司马迁对李氏家族命运的人文关怀,揭示了圣贤通道的艰难历程,表现了司马迁忠守自我、刚正不阿的人格风范。     

论司马迁人格精神的形成

考察司马迁的成长经历、生命体验有助于对其潜心修史、修身勤政、含垢忍辱、发愤著速之人格精神的形成过程的进一步认识。英雄的时代、独有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使得司马迁形成了奇伟的人格精神，形成了其潜在的性格特质，通过著史表现了他伟大的人格精神，司马迁也高扬了民族精神。     

关于“问题研讨”式教学的一点儿思考

这一课时的教学设计,以问题研讨作为教学展开的线索。设计者以司马迁的生死选择为中心,依次设计了司马迁遭辱之痛、痛苦的缘由、司马迁面对遭辱之痛的选择、司马迁这样选择的原因等四个大问题。教师引导学生围绕     

太史公的楚辞学：《史记》屈原、贾生合传之因考辨——兼说今本《楚辞》篇次的来源之一

前人关于《史记》中屈原、贾谊合传原因的讨论，多停留在现象总结的层面。从发生学角度，联系《史记》的全书体例和《屈原贾生列传》中对二人挫折人生的描述，可知该传创作的一个根本之因是寄托司马迁“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的“明世观”。同时，司马迁在该传中还欲呈示其所创设的“楚辞学”。为了展示此学派的完整和规模可观，于是只得选贾谊来与屈原“合传”，甚至不惜破坏全书中的时间体例以及贾谊思想的丰富性、深刻性。另外，立足司马迁的楚辞学，考察处于其前后的刘安、刘向编《楚辞》的相关议题，可发现刘安作了《楚辞释文》式的编纂，逻辑未密，而刘向作了《楚辞补注》式的编纂则颇为成理。     

尊重史实 合理想象——评曹尧德《司马迁传》

曹尧德《司马迁传》依据司马迁传记的基本资料 ,绘入传说 ,以刻划人物形象的艺术手法 ,揭示司马迁生活之时代 ,生动地介绍了《史记》,塑造了马司迁的高大形象 ,此传是成功之作     

论司马迁悲剧思想

从《史记》的具体叙事与“太史公日”中，可以概括出司马迁所认为的各类历史人物悲剧产生的原因，共11类，总结出司马迁是如何从社会与个人性格两方面来分析悲剧发生的原因的。由之得出司马迁的悲剧思想的独特性。     

横看成岭侧成峰——试探司马迁所遭“李陵之祸“

“李陵之祸”是司马迁人生的一大转折点。本文从汉武帝器重司马迁、司马迁“举李陵”、司马迁犯“诬罔”罪及“李陵之祸”对司马迁人生道路的影响整个过程,来探讨这一重要事件的前因后果。     

司马迁《史记》著述宗旨述论

司马迁是中国古代史官中第一位具有自觉历史意识的伟大史学家。《史记》的问世及其所取得的成就,是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著史宗旨的体现与必然结果。“成一家之言”表现了司马迁的著史动机与历史意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反映了司马迁的历史哲学思想。作为史学家的司马迁,通过对天人关系的探讨,力求从前代治乱盛衰中阐述成败兴亡之理,以通古今之变,垂法于后世。作为一个独特思想家的司马迁,《史记》实际上是他通过历史来发表自己“一家之言”的哲学著作。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方式进行文化总结和文化创造,终“成一家之言”,超越了前人并达到了时代的最高度。     

学苑随笔二则

两则随笔，皆为《史记》而发：一，抓梳，论列鲁迅“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说与茅坤“各得其物之情，而律于心“说的渊源关系；二，追索司马迁在汉武帝时代打出“一家言”的旗帜所为何来，意义何在？     

司马迁对历史学的认识与实践

司马迁不仅对客观历史及其发展变化提出了自己的系统看法，而且对历史学本身的认识也是卓尔不群的。司马迁肯定论载历史是史家义不容辞的职责；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和“稽其成败兴坯之理”这学目的论的一家之言；在历史编撰学上创立了纪伟体通史体裁，堤出了历史撰述三重宗旨说和历史研究三层境界说。司马迁还努力将自己对于这些历史学问题的理解系统地贯彻到《史记》的创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