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与政权合法化——对"日本教科书事件"的深层解读

政权的合法化是以社会公众对政权的认同和忠诚为其思想根基的,而认同则主要依赖于学校教育特别是教科书对特定思想的灌输来完成。正因为教科书是政权合法化的主流媒介,所以决策者会采取趋利避害的策略来选择、加工教科书内容,甚至不惜以扭曲、篡改历史史实为代价,来赢得公众的认同,并最终谋求其政权的合法化。     

伪蒙疆时期蒙古学校教科书编辑与使用情况浅述

抗战时期,德穆楚克栋鲁普等蒙古上层势力为首的伪蒙疆傀儡政权,积极发展教育。在教科书方面,查禁原政权颁行的教科书,设置和调整教科书编审机构,陆续出版发行了不少教科书,这些教科书充分反映了日伪政权的统治意图,为使境内学校普遍使用新编教科书,蒙疆政权还出台了一些相应政策。该政权虽以“大蒙古主义”为口号,但终究摆脱不出奴化教育的尴尬。     

制造“国民”——试析伪满洲国教科书《满语国民读本》

伪满洲国是日本侵华时期在我国东北地区建立的存在14年的殖民政权,期间教科书发展已经偏离基本特质,沦为伪满政权的统制工具。此研究通过分析"国民科"教科书——《满语国民读本》的历史背景、编写概况及文本特征,揭示伪满政权控制教科书最深层的思想动机。《满语国民读本》通过重新定义"国家"、"国民",以及"满洲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等来达到制造忠顺"国民"的终极目的。     

提倡民族团结平等 盛赞反抗侵略壮举——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历史教科书编写旨趣（四）

这一时期大多数历史教科书编写者能以崭新理念正确认识民族关系,尤其是在看待汉族政权和少数民族政权上做到一视同仁;积极肯定了少数民族人民和少数民族政权在中华民族发展壮大过程中的积极贡献,强调在民族复兴中休戚相关以及所共同担负的伟大而光荣的责任;     

新中国语文教科书60年之演进

新中国成立以来,语文教科书从改编到编审合一、编审分离,从一纲一本到一纲多本、多纲多本,实施国家基本要求下教科书多样化方针。在不断强调工具性和人文性中,语文教科书体现由"知识本位"向以学生的发展为本的转变,注重学生的学习方式的转变,加强与现实生活联系等。语文教科书历经了新中国成立初期17年语文教科书的规整、"文化大革命"10年语文教科书的异化、改革开放30年语文教科书的繁荣三个不同的阶段。     

中国古代政权间的“称臣”

中国古代政权问的“称臣”不能简单地从字面上理解为“臣服”,需要具体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实力对比。有的确实是意味着完全被统治“臣服”;有的却只是某种程度的屈服或依附,称臣者并未丧失对自己政权的实际控制;有的只代表了一种强弱政权间的朝贡关系;有的甚至只是一种名义。     

跌宕的百年:现代教科书发展回顾与展望

我国现代意义的教科书发展历程,可以1949年为界,分成两大阶段.1949年前教科书的发展,大致分为西式教科书的引进(19世纪60年代～19世纪末)、自编教科书的兴起与繁荣(19世纪末～20世纪初)、教科书的兴盛与规范化(20世纪初～1926年)、多种政治制度并存下的教科书发展(1927-1949年)等4个阶段.这期间,出现了教科书发展史上的一段黄金时期.1949年后,可以划分为教科书全面统一与规整、十年“文革”教科书、改革开放后的教科书发展等3大阶段.天体上这是迈向一个多样化的时代.展望21世纪,现代教科书正进入后现代教科书发展阶段.它有3个体现:其一是教科书形式的革新.在传统的纸质教科书的基础上,开始出现电子教科书.其二是教科书性质的变化.教科书纯知识的传播价值将弱化,非知识的如创造力、情感、价值观等素养的培育将在教科书中日益突显.其三是教科书意义的变化.教科书的标准性和权威性将被大幅度瓦解.     

跌宕的百年:现代教科书发展回顾与展望

我国现代意义的教科书发展历程,可以1949年为界,分成两大阶段。1949年前教科书的发展,大致分为西式教科书的引进(19世纪60年代~19世纪末)、自编教科书的兴起与繁荣(19世纪末~20世纪初)、教科书的兴盛与规范化(20世纪初~1926年)、多种政治制度并存下的教科书发展(1927-1949年)等4个阶段。这期间,出现了教科书发展史上的一段黄金时期。1949年后,可以划分为教科书全面统一与规整、十年"文革"教科书、改革开放后的教科书发展等3大阶段。大体上这是迈向一个多样化的时代。展望21世纪,现代教科书正进入后现代教科书发展阶段。它有3个体现:其一是教科书形式的革新。在传统的纸质教科书的基础上,开始出现电子教科书。其二是教科书性质的变化。教科书纯知识的传播价值将弱化,非知识的如创造力、情感、价值观等素养的培育将在教科书中日益突显。其三是教科书意义的变化。教科书的标准性和权威性将被大幅度瓦解。     

试析伪满时期日伪对中小学教材的控制

教科书是培养学生知识、技能及世界观、价值观非常重要的媒介。1932年3月，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通过伪满政权对当时的中小学教科书实施了全方位的控制，力求排除对其统治不利的教科书，以达到彻底奴化东北青少年学生的目的。对此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加深人们对日本在中国东北推行殖民奴化教育的进一步理解。     

历史叙述的政治——民国前期中小学教科书中的辛亥革命叙述(1912—1927)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创建了中华民国,其发生后不久,即被写入教科书,成为叙述民国建立过程的重要文本。作为新生政权,民国政府利用其政治权力在辛亥革命叙述中,建构了"共和"话语和"五族平等"的新型民族关系。并且,透过对辛亥革命具体过程的叙述和民国缔造者的塑造,新政权努力建构其政权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同时,教科书中辛亥革命叙述呈现出的差异性和多元性,既透露了这一时期政治权力的更迭以及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也反映了现实政治与历史叙述之间复杂多元的关系。     

试论教科书的求真和求善

要编写出优秀教科书,需要处理好一系列复杂关系,其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是求真与求善的关系。教科书承担着传播真理、揭示谬误的重任,也担负着引领良善、鞭挞丑恶的使命,前者是求真的体现,涉及教科书的科学标准;后者是求善的体现,涉及教科书的道德伦理标准。同时达成真和善两个标准,是所有优秀教科书必备的两种品质。在理论和实践中,教科书对真与善的追求是可以达到平衡的。只是平衡并不容易,普遍的现象是相互冲突。在教科书中,善优先于真。优先善的追求,是教科书文本的教诲性的要求,是教科书文本之内容选择性和容量有限性的体现。对善的优先追求一定要高度警觉,因为这有可能带来莫大的风险:主观色彩浓,易生分歧;容易被利用,以善的名义行不善之实;容易以善抑真,弱化求真的努力;可能成为教科书枯燥灌输的理由。     

刘少奇与抗日民主政权的合法性问题

抗战爆发后,新四军开赴华中敌后战场,由于国民党借“合法”、“统一”等名义压制人民抗战力量的发展,以及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不良影响,广大干部群众对“合法性”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敢放手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刘少奇到达华中后,全面论述了抗日民主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指出了建立和巩固合法政权的具体步骤,使华中抗日民主政权普遍建立起来,虽然刘少奇忽略了一定条件下合法形式的必要,但他的思想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贡献是巨大的,在我党统一战线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与南京伪中央的对抗

汪伪政权成立前，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就与以汪精卫为首的汉奸集团进行了长期的权利斗争。汪政权成立后，伪临时政府改组为“华北政务委员会”，虽然从名义上隶属于汪政权，但由于彼此权利冲突和日本侵略者的介入，双方斗争依然如故，丝毫没有改变。直到日本投降，汪政权始终没有从实质上控制华北。     

艰难的规整解放初期教科书之研究

为了巩固新政权,解放初期教科书生成的逻辑起点,不仅仅只是对解放区及国统区教科书自然承继和发展,而是在新的形势下,力图贯穿全新的人民民主专政的质的规定。为此,国家通过对教科书有步骤的“编审出版发行统一”、全方位谋求“国家意识形态”、大量借鉴“苏联经验”、不间断地“改编修订”,从而进行着规范与统整,以确保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意识形态的统帅地位。     

李登辉篡改教科书意欲何为?

李登辉篡改教科书意欲何为？●张俊杰对于李登辉政权篡改教科书一事，不少台湾人觉得纳闷，认为纵使在为台独建国写史，也不需要如此亲日；而且手段也不需要搞得如此粗暴，完全是一副霸王硬上弓的姿态。但是，若从香港平稳回归，国际大气候对台独愈来愈不利的情况来分析，...     

艰难的规整——解放初期教科书之研究

为了巩固新政权,解放初期教科书生成的逻辑起点,不仅仅只是对解放区及国统区教科书自然承继和发展,而是在新的形势下,力图贯穿全新的人民民主专政的质的规定.为此,国家通过对教科书有步骤的"编审出版发行统一"、全方位谋求"国家意识形态"、大量借鉴"苏联经验"、不间断地"改编修订",从而进行着规范与统整,以确保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意识形态的统帅地位.     

我们需要思考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希特勒凭借大胆的"曼施坦因"计划,击溃了堂堂欧洲大国法兰西。当日尔曼士兵通过凯旋门时,贝当出面投降,建立了维希政权。此后,几乎所有的历史教科书都对维希政权痛加指责,贝当也毫无例外地被斥为卖国贼。不过,我总有些疑惑。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贝当曾是法国的民族英雄,怎么时     

记忆与书写:中国教科书中的“南京大屠杀”(1938-2014)

教科书是形塑和传承历史记忆的重要媒介。作为日本侵华暴行的典型,南京大屠杀发生后不久即被写入中国教科书并延续至今。80年多来,不同时期中国教科书中的南京大屠杀的记述,在抗战动员、审判日本战犯、揭露国民党政权消极抗日、批驳日本右翼势力否认或淡化侵略历史的言行,以及国家公祭等不同语境中,被重新整合与诠释,其书写内容、角度和方式均有所变化。这并非意味着南京大屠杀历史本身发生了改变,而是在不同的语境中人们对南京大屠杀历史认知不断深化。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培养正确的历史观和世界观,是新时代中国教科书南京大屠杀历史书写的使命。     

新中国中小学综合教科书的发展历程、总结与展望

综合教科书在新中国教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有着连续、丰富的编写历史。系统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综合教科书的发展历程，将其概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规整和突进(1949-1976)、改革开放后的价值重建和探索(1977-2000)以及新世纪的课改使命和涌现(2001-2022)三个阶段。总结综合教科书的编写历史：类型上形成相对稳定、连续的历史脉络，逐步走向多样化；编写理念随时代迁移，从学科本位到学生中心过渡；综合要素从知识并扩充到其他要素，呈现为不断扩充和建构的连续体。文章最后对综合教科书的未来发展作了展望。     

1927年中国共产党策略转变与三大起义比较研究——以旗帜和政权问题为中心

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经历了由左派国民党运动向苏维埃运动策略的急剧转变，因而导致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中旗帜政权等方面的不同。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执行的是中共中央的左派国民党策略。坚持与左派国民党合作，用左派国民党的名义、旗帜和政权形式进行武装起义。1927年9月19日，中共中央正式通过决议，放弃左派国民党旗帜，转而确定了在苏维埃旗帜下，以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为目标举行暴动的原则，随后爆发的广州起义举起了以镰刀斧头为标志的红旗，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形成了与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明显不同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