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六朝经学的发展历程——魏晋南北朝经学史论之一

东汉是“经学极盛时代” ,但是后期的社会动乱使之急剧地由盛转衰。其后 ,六朝经学经历了由复苏到拓展的艰难历程。三国是儒学复苏的初始阶段。孙吴地区的经学是东汉经学的绪余 ,古文经学因统治者提倡而相对活跃。西晋经学呈北盛南衰之势。由于道家文化的兴盛 ,儒学影响力减退 ,经学研究进展不大。东晋崇儒抑玄之风渐兴 ,会稽、豫章等地学者治经实绩稍著。刘宋与南齐时期“家寻孔教 ,人诵儒书” ,崇尚儒学的社会风尚普遍形成。梁朝及陈朝 ,经学进入兴盛时期。学者多“博通经传” ,义疏都立言浩繁。其学风与实绩对隋、唐经学具有深刻影响     

浅议今古文经学之争

经学在两汉时期得到繁荣发展,分为今、古文经学两种思想派别,两者经过四次论争后,呈现今文经学由盛而衰、古文经学由弱变强、今古文经学融合渗透的局面,最终经学达于统一,对当世学术思想和学风改变起到促进作用,对后世义理学与训诂考据学影响深远。     

汉代今古文经学争论概述

汉武帝以后儒家思想被确立为中国古代官方学说。当时由于古文版儒家经典的出现,有些儒者开始对今文经典以及今文经学家的治经方式产生质疑,今、古文经学家的争论由此而始。西汉末年,今古文经学家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给予《左氏传》官学地位。这一阶段的论战虽然以古文经学的失败而告终,但《左氏传》的地位得以提高。东汉初期,光武帝设立《左氏传》博士,《左氏传》的地位得到官方承认。东汉中后期,古文经学家郑玄遍注群经,取得了这场论战的胜利。     

论汉代古文经学与文学创作之关系

汉代古文经学者多有文章之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古文经学者广博的知识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其次,古文经学不拘一格的治学方式造就了他们自由开放的思维;再次,对经术通脱的态度使得他们的思想和个性没有被泯灭,从而能够集经生和文人于一体;最后,因爱好而研习富有文学色彩的古文经无形地陶冶了他们的文学情趣。这些内外因素导致了古文经学学者多有文章之才。     

钱玄同与中国近代经学

钱玄同一生先后受到古文家章太炎和今文家崔适两人相反的思想影响,但对两派都不满意。他以时代的眼光跳出家派,对经学进行批评,认为经学与孔子无关,“经”在实质上是史料,并身体力行对这些史料进行考订和整理,还“经”以本来面目。在近代孔子偶像地位的动摇、经学市场的消失、经书变为古史资料的过程中,钱玄同的经学思想和实践发挥了重要作用。     

钱玄同经学思想论略

钱玄同的经学思想既有师承又不泥家法，超然今古两派；同时，其学术研究与时代要求交织在一起，强调经即史料，不仅要辨伪书，更要辨伪事。     

两汉经学

经学是训解、阐发和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起初，六经是孔子删定的教材——《诗》、《书》、《礼》、《乐》、《易》、《春秋》：战国以后，又成为儒家学派授受的教本，并经师徒相传，形成众多的传记。及至汉代，正式出现“经学”一词，《汉书》中有邹阳说“邹鲁守经学”。汉武帝罢黜诸子传记博士，只立《五经》博士，《五经》遂成为治国的法典，孔学遂成为官学，     

两汉经学博士的政治性与学术性

两汉博士兼具学术性与政治性,并在两汉有不同的表现。西汉时博士征任是学术向政治靠拢,东汉时则是政治向学术靠拢。对于经学博士们来说,其看重的也是博士的政治性。东汉经学大师往往远离政治,在学术上,经学博士不再具权威性。此外,两汉博士的为官情况表明,即使单就政治性来说,经学博士的政治影响力也并不高,始终受皇权的支配。     

古文经学与汉代礼制建构

西汉后期,随着古文经数量增多,并且被整理、校勘,古文经学逐渐形成一种可以同今文经学抗衡的学术和政治势力。而这一变化与汉代的礼制建构过程是密不可分的。西汉一朝,宗经法古的礼制建构思想始终存在,并且随着政权巩固和社会稳定,这种政治制度化的要求日益强烈,在西汉中后期形成强大思潮。古文经传的被发现和整理为这种政治要求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这种政治要求也促成了古文经学的发达。这就是西汉后期古文经学地位抬升的原因。     

论东汉今古文经学的融合

自汉武帝"春秋大一统"后,儒家经典开始在最大范围内成为知识分子共同的经典。或为立功受禄,或为立德立言,总之形成了以儒家经典为对象的统一的经学。然而由于社会政治需要和治学方法的不同,经学截然分化为相互对立的今古文经学,并在以后的几百年岁月里不断因为政治利禄或道统因素发生激烈争斗,最后以东汉末的今古文经学之融合暂告一段落。通过对经学在两汉的四次纷争,尤其是在东汉的三次纷争的梳理,勾勒出经学在两汉的发展轨迹,进而分析东汉末今古文经学走向融合的根本缘由。     

经学视野中的两汉赋论

两汉是赋论的发轫期。由于受经学这个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两汉赋论必然会打上经学的烙印。春特点是：一、赋、《诗》结缘，为赋体注入“经学”血统。二、从功利主义出发，强调赋的“讽谏”功能。三“站在经学立场上，评价赋家和赋体。四、受墨守成规的经学思想左右，扬雄提出摹似赋论。     

经学浸染下的两汉赋论

随着两汉经学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儒家经典也成为一切言说的标准。受其影响与规范,两汉赋论也显现出鲜明的经学色彩。由于各赋论家在对经学的接受程度、对大赋的创作以及对屈骚的评价等方面存有差异,各人的赋论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而部分赋论家论赋关注到赋作的语言艺术,并给予肯定,具有早期朦胧的文体自觉意识。     

王国维的经学研究

王国维是近代史学的代表人物,曾被认为是"新史学的开山"。由于经学在近现代不受重视,王国维的经学研究成就在现代人眼中似乎远不如他在文学、哲学、史学等领域的贡献。但是,在王国维东渡日本之后由文学、哲学转向史学研究的过程中,经学却是他日后取得伟大成就的突破口。在王国维那里,经学既不是像康有为那样属于今文学传统,也不是像章太炎那样属于古文学传统。他所做的工作,无疑是晚清民初经今古文学之争中最独具特色的:通过对《史记》中"古文"含义的研究,他弄清楚了汉代初期古文的意义;通过对《汉书》中"古文"含义的研究,他弄清楚了东汉初期古文的意义;通过对《说文解字》的研究,他弄清楚了《说文》中所载古文的意义;通过对魏三体石经的研究,他弄清楚了魏晋六朝时期的"古文说";通过对汉代古文学派的系统研究,王国维弄清楚了"古文"由字体转为学派的意义。总之,王国维从另外一个角度,即充分运用出土的甲骨文、金文以及新发现的新材料,对经学以及经学史作出了更加令人信服的研究。     

略论两汉私学中的经学传授

两汉是中国封建教育和学术迅速崛起，并蓬勃发展的阶段。教育上，不仅官方学校正式确立和发展起来，民间私学也承前启后，迅速恢复进而兴盛。学术上，随着“独尊儒术”政策的确立，以研究、诠释儒家经典为内容的经学取得了主导地位。“汉初法制未备，每有大事，朝臣得援经义以折衷是非”①，天下人纷纷学经，经学遂于散布在民间的私学中传播开来。私学，是指由私人或私家团体兴办，且不靠官府费用维持其发展的教学组织形式。最早产生于春秋末期的孔、墨两家；战国时期盛极一时；秦代虽禁而未绝，但发展受挫；到了汉代，又逐渐恢复和发展，达…     

古文经学

古文是指战国时的六国文字，与汉代通行的隶书不同。古文经是指躲过秦火焚书大劫的私藏或秘藏的典籍。一说据《汉书·景十三王传》：河间王刘德在民间搜集古籍，得到“古文先秦旧书”；另一说据《汉书·艺文志》：汉武帝末年，鲁恭王刘馀扩建宫室，拆除孔子故宅时，从鲁壁得到《古文尚书》、《论语》等数十篇，“皆古字也”。刘歆（约前46年-23年）校理秘籍，发现古文经传，建议朝廷设置《古文尚书》、《毛诗》、《逸礼》、[第一段]     

两汉儒学经学化的历史启示

作为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的儒家思想,对于巩固封建统治,维护皇权,发挥了重要作用。两汉儒学经学化的历史背景,儒学经学化的方法途径,儒学经学化的社会效应,对整个封建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儒学自身经世的特性,反映了学术必须为社会服务,才具有生命力和社会价值。因而儒学经学化对当代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启示。     

试谈河间献王对古文经学的贡献

西汉初年，各诸侯国承先秦养士之风，广纳宾客，形成了几个较有特色的学术中心，河间国就是其中的一个。河间献王刘德好学自修，表彰古学，山东诸儒多从之游。献王广开献书之路，并补撰《周官》，立《毛诗》、《左传》博士，对古文经学的弘扬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经学变迁与两汉教育发展

两汉教育发展比较特殊,一方面,儒学谶纬化使得统治者对天满怀敬畏之心;另一方面,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统治,迫切需求通经人才来辅佐自己。于是,在＂广教化,育贤才＂的旗号下,教育获得大发展。此外,敬畏心也使得统治者对＂异端＂思想有所容忍,给教育发展留下自由空间。     

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创作的相关影响探讨

从某种程度上讲,汉代的古文经学对于文学创作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汉代古文经学更多的是追求相对简明的文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长篇大论,也使得文学创作逐渐向由繁趋简发展。此外,汉代的古文经学更加讲究兼通,可以博采众长,文化创作过程中借鉴汉代古文经学能够使文章的表现题材更加包罗万象以及无所不至,增强文学创作的批判精神。本文就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创作的相关影响展开详细论述。     

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及其转变之原因

经学是汉代学术的主流，魏晋则玄学盛行，汉代学风和魏晋学风截然不同，自汉武帝表彰六经，独尊儒术后近300年来经学盛行，至东汉末，天下大乱，经学衰微；魏晋时期，则盛谈老庄，这是经学本身和当时社会环境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