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观者干预校园欺凌的理据、影响因素与实现路径

既往校园欺凌防治研究,将欺凌事件产生与发展归因于欺凌者或受害者具备特定性格特征,从而给出以老师、家长等成年人作为治理主体和针对性矫治欺凌者与受害者性格特征的策略,事实证明,治理效果不彰。校园欺凌中欺凌者的行为是在与其他同伴的交往互动中形成的,应从群体交往互动的社会层面重新解读校园欺凌,相应地,校园欺凌的治理要着重改变其他同龄旁观者对待欺凌的态度,并将学生视为欺凌治理的重要主体。校园欺凌旁观者包括四种类型,其中,受害防御者在干预欺凌发生、影响欺凌走向与消减欺凌损害方面可发挥积极作用,对此应采取措施促进其他类型欺凌旁观者向受害防御者转变。影响欺凌旁观者向受害防御者转变的因素包括学校、班级反对欺凌的环境与文化氛围,受害防御者及其责任的明确程度,旁观者的认知同理心和情感同理心程度。据此,可通过组建圆桌会议、成立欺凌处理小组、开发反欺凌模拟游戏等方式促进旁观者积极干预校园欺凌。     

美国校园反欺凌项目的层级、内容与实施

为了治理校园欺凌,美国从社区、学校、课堂、网络等维度,开展了一系列反欺凌项目.有社区层面的“构建尊重”项目,学校层面的“奥尔韦乌斯欺凌预防”项目与“和平积极应对暴力”项目,课堂层面的“第二步暴力预防”项目,教师的“欺凌终結者”项目,学生的“社会和情感学习”项目与“迈向敬重”项目,以及针对网络欺凌的项目与法案.这些项目提供了“不要嘲笑我”课程、师生课程与手册等内容.各类项目通过建立反欺凌委员会和基金,设立欺凌预防工作小组,营造反欺凌文化,开发反网络欺凌的应用程序与预警功能等途径预防与治理校园欺凌.     

国际视野中的校园欺凌：特征、影响因素与防治策略——基于PISA 2018测试数据的分析

近年来,校园欺凌已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PISA 2018对15岁学生校园欺凌的经历和态度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从特征来看,各国言语欺凌和关系欺凌比肢体欺凌更为普遍,不同国家和学校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程度存在较大差异,校园欺凌发生率越高的学校学生幸福感越弱,近九成学生赞成反欺凌,女孩反欺凌态度比男孩更强烈。校园欺凌主要受学生和学校两个层面因素的影响。应加强制定和完善反欺凌方案,有效预防校园欺凌;创设育人性和同伴欣赏性的学校环境,营造和谐、安全的校园氛围;增强教师对学生欺凌事件的干预,实现“零容忍”校园欺凌治理愿景。     

微生态视角下校园欺凌中的旁观者效应

校园欺凌一直是各个国家的“心病”,引发了很多学者的关注。近年来我国校园欺凌事件频发,成为危害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的社会性问题。以往研究多注重欺凌者——受害者的二分结构,对其中的旁观者效用鲜有关注。旁观者群体作为校园欺凌的第三方,他们在欺凌事件中的反应与行为直接影响着欺凌者和被欺凌者的行为。因此,从校园微生态视角看,旁观者干预应当成为预防和阻止校园欺凌的一个重要切入口,通过建构“同心圆”式的同伴支持计划、强化课堂亲社会生态规范、营造反欺凌学校文化氛围,将旁观者转化为积极的校园欺凌干预力量,以最终消除校园欺凌,使学校真正成为风清气正的学生成长乐园。     

学校场域视角下校园欺凌的诱因与干预措施

学校是青少年实现个体社会化和个性化协调发展的重要场域,打造阳光、安全校园是社会以及亿万家庭的共同诉求,然而频频发生的校园欺凌事件却让学校教育教学面临重重挑战。学校场域中规章制度的过度“规训”、教师教育惩戒权不明、师生课堂交往的失衡、同伴群体对游戏规则的漠视以及家庭场域中不良惯习的迁移都会促使校园欺凌的滋生,通过加强学校规章制度的育人因素、明确教师治理校园欺凌的权利与义务、重构师生交往的良性环境、转变同伴群体对校园欺凌的态度、建立学校与家庭场域的联动机制来优化学校场域环境,以期发挥学校场域在校园欺凌治理中的独特价值与重要作用。     

情感互动仪式链理论视角下校园欺凌的生成机制与治理

当前,校园欺凌问题已经成为全社会关切的问题,对其生成机制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治理建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情感互动仪式链理论以情境作为出发点对校园欺凌的生成机制进行解析,发现校园欺凌是在一定情境下发生的,其与校园欺凌的特定情境特点相关,通过攻击弱者、身份认同和旁观者在场等方式将冲突性紧张转变为不对称情感能量是校园欺凌的生成机制。立足于情感互动仪式链理论,学校在校园欺凌治理过程中应注重加强对学生的情感教育,提高学生情感调控能力,激发旁观者的道德情感。     

芬兰校园反欺凌计划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当前校园欺凌现象在各国频繁发生,不仅严重损害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更扰乱了学校教学秩序,破坏了社会和谐。对此,芬兰提出了校园反欺凌计划,从干预和预防两方面形成合力应对校园欺凌。其内容为:将欺凌行为视为一种集体行动,关注除欺凌主体以外的旁观者的作用,并通过欺凌课程和移情训练培养学生的同情心,注重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和善良教育,借助校园欺凌团队和亲社会地位较高同学的力量来处理欺凌事件,并利用网络形式对家长进行专门指导。该计划有效地减少了欺凌行为的产生,对我国的校园反欺凌行动提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英国中小学校反欺凌行动研究

英国中小学校在预防和应对校园欺凌行动中,形成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和特色.在反欺凌制度方面,英国中小学校制定了校园反欺凌政策,主要涉及政策目标、主体职责、预防策略、上报流程以及处置措施等方面.在反欺凌手段方面,英国中小学校开展了对教职工和全体学生的反欺凌培训和教育,对欺凌者和受欺凌者分别采取不同的干预和教育支持手段.此外,许多学校将学生作为反欺凌的重要力量,通过组建反欺凌团队或同伴互助组织等,鼓励学生参与学校管理,促进学校反欺凌工作的开展.在反欺凌网络体系方面,英国中小学校开辟了学校与家长、社区和社会团体等多方合作渠道.     

澳大利亚校园反欺凌:学校治理的视角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澳大利亚通过先后出台诸多法案并创设国家反欺凌行动日为学校反欺凌提供了理念与实践的双重支持.从学校治理校园欺凌的角度出发,澳大利亚学校将治理校园欺凌问题的策略划分为预防和应对两大部分.在预防工作中,学校通过整体规划和具体设计实现从认知到积极行为塑造,构建了横纵结合的校园反欺凌预防框架.在应对校园欺凌所造成的影响方面,澳大利亚学校突出强调有目的、有选择性地采用不同方法重建因欺凌问题而遭到破坏的学生间的人际关系.     

校园欺凌问题透视：研究视角、发生机理与防治对策

基于对国内外关于校园欺凌研究的文献回顾,发现校园欺凌研究有四种视角：个体视角运用心理学理论分析人格特质、社会认知等对欺凌发生的影响;群体视角运用群体社会化理论、社会认同理论、社会支配理论和地位关系理论等阐释校园欺凌的群体互动机理;家校系统视角重点分析了学校和家庭这两大微观环境对校园欺凌发生的影响;社会情境视角则重点关注污名与歧视、社会性别规范和教育文化等宏观环境对校园欺凌的形塑作用。不同视角下的校园欺凌研究自成体系、各有侧重。未来研究需要重视研究视角之间的深度融合、不同层面影响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和中国社会情境下校园欺凌的发生机理。相关部门应针对青少年个体、同伴群体、家庭、学校、社会等不同层面,分别开展防治校园欺凌实践。     

校园欺凌治理的跨学科对话

校园欺凌具有多样化的特点,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也应具备多元化的特征。校园欺凌是一种人际暴力和社会冲突,其中的欺凌者往往热衷于寻求暴力对抗的成就感。在欺凌者的伤害因素以外,校园欺凌还包含旁观者的道德冷漠以及被欺凌者受到的侮辱等因素。治理校园欺凌需要双管齐下:一方面,学校应开展反校园欺凌的教育活动。各级学校应优化教育内容、完善校园治理手段,重点培养学生应对校园欺凌的心理素质与方法,同时还要关注对学生健全心理素质的培养,做好预防与善后工作。另一方面,国家应通过法律的方式从外部治理校园欺凌。第一,国家应完善现有的法律文件并严格司法;第二,立法机关应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专项立法,通过立法来净化社会环境、加强公民教育并建立校园欺凌惩戒机制。     

美国校园欺凌法律规制体系的建构探析

美国20世纪70年代之前,校园欺凌被视为“青少年学生成长的一部分”,未受到足够重视.1999年科伦拜高中枪击案以后,如何通过立法对校园欺凌行为进行规制成为美国联邦和各州关注的重要问题.囿于公共教育的州权自治传统,美国在联邦层面至今未制定专门针对校园欺凌的法律,而是通过《教育法修正案》《民权法案》等法律加以规制.联邦层面的法律规制以事后救济为主,不足以让校方主动采取措施进行校园欺凌的事前预防.在州层面,美国各州通过专门立法对校园欺凌予以规制,在明确界定“校园欺凌”概念的基础上,建构了校园欺凌的预防机制、报告机制、处理机制和协同治理机制.但同时,各州立法在规范学校反欺凌政策、惩罚欺凌行为实施者等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     

芬兰校园反欺凌KiVa项目的发展、组织与实施

在《芬兰基础教育法案》的基础上,芬兰实施了全国性的KiVa反欺凌项目.KiVa项目包含预防性教育的"普遍行为"和制止欺凌案件的"特殊行为".KiVa项目通过建立KiVa项目组和学校项目组网,向教师提供反欺凌培训、设备和材料,改变旁观者角色,向家长提供反欺凌指导,积极解决网络欺凌.该项目还提供反欺凌课程、网络游戏和"反欺凌街道"论坛,有效预防和处理了欺凌行为,增加了对受害者的支持和保护.     

美国校园欺凌立法:理念、路径与内容

美国校园欺凌立法秉持了人身权神圣不可侵犯、谨慎立法和民主立法的三大突出理念.在立法路径上,美国校园欺凌立法经历了先下后上、先内后外、先立后修的基本路径.美国反校园欺凌法案一般涉及法案界定、区域政策制定与运行、区域政策构成以及反欺凌措施等4个板块、11个方面的内容.美国各州的反校园欺凌法案对“欺凌”的界定虽不统一,但基本包括身体欺凌、言语欺凌、精神欺凌、同伴欺凌、网络欺凌等5种类型,且对欺凌的界定标准也在不断细化.美国各州的反校园欺凌法案明确了政府、学校以及教师三大反欺凌相关主体及其职责.美国反欺凌立法机构多次修正相关条款,加大了对欺凌行为实施者的惩罚力度,同时为被欺凌者设定了投诉、正式申诉、调解、法律诉讼等广泛的权利救济路径.     

校园欺凌预防与干预中教师的角色建构

教师是校园欺凌预防与干预的中坚力量,帮助教师建构适当角色是校园欺凌防治工作有效实施的关键。在梳理国内外的相关政策与干预项目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依据特纳的过程角色理论的主要观点,本文提出教师在校园欺凌防治工作中应承担关怀者、学习者、参与管理者、预防干预者、互动者等角色。同时,分析了我国在校园欺凌预防与干预中影响教师角色建构的障碍性因素,包括政策期待与现实期望冲突、“校园欺凌”概念存在混淆与泛化、治理目标与方案可操作性不强等社会因素,以及教师认知不足、动机不强等个体因素。在此基础上,从社会和教师个体两个层面提出了校园欺凌预防与干预中教师角色建构的针对性策略,包括厘清校园欺凌的概念,构建有效治理机制,细化各参与主体职责,帮助教师形成正确认知、提升动力、提高能力等。     

预防欺凌先兆演化的防治研究——基于12万名师生的实证分析

校园欺凌的解决之道在于“提前预防”。提前预防的关键节点在于标准欺凌生成之前的欺凌先兆阶段。课题组运用调查、访谈、案例分析、实验等多种实证方法,形成基于欺凌种子、欺凌初发、欺凌萌芽的三个先兆阶段的“三级防线”,实施学校实践中的层层干预手段,有效分化和转变由协助者、附和者、旁观者和抵御者构成的围观者群体,从而化解问题、消除冲突,减少“种子”“初发”“萌芽”的转化概率,进而将欺凌消弭于无形,真正起到有效预防欺凌发生的作用。     

校园欺凌与拒学行为潜在关联的多个案研究

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速度加快,校园欺凌作为一种针对未成年人的恶意伤害行为,愈来愈受到大众的关注。根据以往实证资料的线索发现,部分拒学学生在校就读期间曾受到过不同程度的校园欺凌。聚焦校园欺凌与学生拒学行为之间可能存在的复杂关联,运用访谈法和实物收集法,针对单个案研究采用情境分析法,跨个案研究采用类属分析法,深度探究校园欺凌实际发生的情境与个体状况,结果发现：第一,校园欺凌的主体既有同伴,也有教师;第二,教师欺凌与教师惩戒根据教师行为的对象(行为本身或学生本人)、情境公开程度、发生时段/阶段、频次(是否重复)和时机、目的与心态、方式与方法及对学生身心影响程度等方面,可以被视为行为发生的连续谱,存在临界点;第三,校园欺凌与拒学行为的关系包括直接关联、间接关联两种情形,叠加影响模型可以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多重解释。对此,基于生态系统理论,应构建家长“先行”、教师“助导”、多方主体“互动”的家校社协同育人支持体系。     

美国反校园欺凌立法中欺凌行为的属性界定和程度判定——基于美国各州相关法案的比较分析

校园欺凌早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社会问题，当前呈现出诸多新特性。由于其产生原因复杂，各种校园欺凌治理路径繁多但有效性不足。相较于其他治理措施，法律治理一般具有更强的约束力、可预期性以及长期性。由此，各国政府纷纷出台反校园欺凌的法规和政策。在联邦政府的反校园欺凌倡议下，美国50个州对联邦法中抽象的一般性规定进行补充解释，形成了联邦倡议、州立法和判例法相互补充的三维反校园欺凌法规体系。欺凌行为的属性界定和程度判定是否合理，关乎后续是否能够精准制定防治措施。根据奥维斯对欺凌行为三要素的界定，发现全美50个州有关反校园欺凌的立法对欺凌行为进行了详细定义，既有对欺凌行为的描述性定义，也有治理欺凌行为的操作性界定。在欺凌行为的程度判定上，各州重点对骚扰、恐吓和欺凌进行了区分，清晰界定了交罚金、判处分、受监禁三种惩罚方式的适用条件。美国各州在反校园欺凌立法中对欺凌行为的属性界定和程度判定，对完善我国反校园欺凌立法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加拿大校园欺凌的干预与治理：路径、经验与启示

加拿大频发的校园欺凌问题引发社会、学界的关注与重视。为防治校园欺凌,加拿大联邦政府和各省政府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法规,明确教育部、学校、监护人乃至社区的责任,通过多年的干预和治理,省政府分配权责、学校全纳支持以及社区的协同共进,校园欺凌防治成效斐然。完善的政策法律体系建设、系统的治理方略和多元主体的参与是其防治校园欺凌的主要经验。给予我国的启示：应推进立法,建立系统的反欺凌政策体系;发挥学校的教育功能,营造全纳校园环境;构建反欺凌共同体,建立多方联动机制。     

基于关怀理论视角下校园欺凌现象的审视与防治

关怀理论认为,校园欺凌是指欺凌者对被欺凌者实施攻击行为,最终造成被欺凌者身体、心理等方面受到伤害的一种行为。家庭关怀缺位、学校关怀缺失和同龄群体关怀缺乏是导致校园欺凌频发的主要原因。从关怀理论视角出发,提出在家庭方面,应推崇自由对话的家庭教育方式,引导孩子学会如何面对校园欺凌问题;在学校方面,可大力推行感化教育,补足校园欺凌治理的短板;在教师方面,要鼓励学生同龄群体间积极交往,共同抵制校园欺凌等防治校园欺凌的有效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