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釉凸线纹瓷器初探

黑釉凸线纹瓷器是宋金元时期北方磁州窑系诸窑场中常见而具有鲜明特色的黑釉产品。本文以罐这一典型器类为切入点,根据其装饰特征和形制变化,并参考出土单位早晚关系等,将黑釉凸线纹瓷器的发展演变划分为萌芽、繁荣、衰亡三期,年代分别为宋末至金代前期、金代中后期、金末至元代;在此基础上,指出其兴衰与磁州窑的市场地位、社会生活背景及人们的审美情趣密切相关。此外,笔者推断黑釉凸线纹技法直接源自白釉凸线纹碗盘,后者可能是受定窑"出筋"技法启发而成。至于初创窑口,目前学界有"鹤壁窑说""钧台窑说""观台窑说""磁州窑说"等四种观点,本文倾向于最后一种;其创烧年代应在宋末金初,而不是通常认为的北宋中晚期。     

恩施自治州周家河窑址考古调查及相关问题研究

经田野考古调查,恩施自治州周家河村境内现有窑业遗存十余处。从采集的标本来看,该地烧造的瓷器种类多为碗、盘、酒具等生活用器,按釉色可分为青花、青釉、酱釉、黄釉、青白釉瓷器,装烧工艺为明火涩圈叠烧法。本文对周家河村境内窑址采集标本进行了梳理,并结合考古调查、文献资料,着重考察了周家河窑址青花瓷器的始烧年代和技术来源等问题,得出结论:周家河地区青花瓷器的烧造不迟于明代晚期,其技术来源主要是景德镇窑与吉安临江窑等。     

宋代定窑瓷器艺术特征研究

定窑,由于处在古代定州境内而得名(今河北曲阳涧县附近),定窑原为民窑,但是在北宋时期,定窑瓷器的造型、装饰、艺术美感都有了飞跃的发展,并开始为宫廷烧制皇家用瓷,成为宋代的五大名窑之一。     

宋代定窑瓷器艺术特征研究

定窑,由于处在古代定州境内而得名（今河北曲阳涧县附近）,定窑原为民窑,但是在北宋时期,定窑瓷器的造型、装饰、艺术美感都有了飞跃的发展,并开始为宫廷烧制皇家用瓷,成为宋代的五大名窑之一。     

岳州窑相关问题再议

本文结合文献与实物资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岳州窑兴衰时间、分期、历史地位和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硅酸盐版《中国陶瓷史》将越窑作为唯一在东汉中晚期始烧成熟青瓷的瓷窑,然近年考古材料表明,岳州窑始烧青瓷时间不比越窑晚,但不能以长沙白泥塘东汉永和元年（136年）M18出土罐作为始烧的最早纪年,窑址出土刻“汉安二年（143年）”的残片才是目前所知岳州窑最早烧造青瓷的确切年代。衰落时间也并非以往所说的中唐,而是五代。其兴衰可分为东汉至三国、两晋、南朝、隋至盛唐、中晚唐五代五个阶段,每次大的社会变迁均在岳州窑瓷上留下深深烙印。作为最早烧造青瓷的窑场,岳州窑持续时间长,是南朝定制宫廷用器的窑场,对北方瓷业及周边其他地区青瓷业产生深远影响,也为后来长沙窑的兴起提供技术基础和市场空间。     

明代御窑窑炉及烧成工艺探究

本文首先介绍了御窑遗址出土的明早期葫芦形窑和中晚期的馒头形窑,阐明御窑从使用葫芦形窑转变到使用馒头形窑的必然性。并结合出土迹象与文献,认为宣德至万历时期的御窑馒头形窑皆为前窄后宽式,万历中期以后变为前后等宽,变化的过程是在原地不断由窑尾向窑头推进。还推算出:明初有官窑20座;宣德时期有官窑58座,包括龙缸大窑32座,青窑6座,色窑、熿窑20座,宣德中期,将16座龙缸大窑改建成青窑;嘉靖、万历时期有龙缸大窑16座,熿窑及色窑20座,青窑44座。此外,对窑炉的分工也进行了考证,认为熿窑是烘烧低温釉的窑炉,而非以往认为的烘彩炉;色窑是烧制高温颜色釉的窑炉,而非以往认为的是烧造低温颜色釉的;风火窑是烧造半成品的窑炉,而非以往认为的是诸窑的总称。     

江苏扬州南宋宝祐城西城门外出土陶瓷器

2013年11月至2014年3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的扬州唐城考古工作队,在扬州南宋宝祐城西城门西侧清理出始建于南宋时期的挡水坝遗迹;在发掘区第3层,出土一定数量且较为完整的陶瓷器,为研究宋代以来扬州陶瓷贸易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出土陶瓷器以两宋时期为主,少量唐代及元明时期产品,所涉及窑口主要有吉州窑、建窑、景德镇窑、龙泉窑等。本文根据出土陶瓷器的器形特征、装饰手法、釉、胎等,进行分型分式总结描述,以揭示宋代以来扬州城瓷器使用情况以及与周边窑口的关系。出土文物表明,宋代以来扬州与周边地区陶瓷贸易仍在持续,也从侧面说明我国陶瓷贸易至宋元进入大发展时期,江西、浙江、福建等地的陶瓷产品不断向周边乃至更远地区输出。     

茶洋窑黑釉瓷器的科技分析研究

茶洋窑是福建南平市一处烧制多种釉色瓷器的宋元时期窑场.近年来窑址中发现的多种外销瓷产品,使其外销属性得到充分认识.本研究从科技考古角度对该窑场黑釉产品烧制技术进行考察,结果显示窑址周边有丰富、多样的制瓷粘土资源,采集的5份粘土可依据硅、铝、铁及钾等元素含量分为三类.胎体分析显示黑釉瓷制作时更偏向于选择富含铁元素的粘土,...     

明初景德镇“官窑”之窑场性质考略

学界对明初景德镇的窑业面貌,尤其是官窑的设置年代等问题做了大量研究并基本达成共识,但考古、调查工作对新材料的揭示,为加深对这一历史时期的窑业概况的认识提供了新的契机。洪武时期烧造“官窑”瓷器的窑场并非御器厂一处,而是散落于镇区的多个区域。专为营造皇宫都城所需的瓷质构件而设立的窑场,则靠近原材料产地或河川溪流地带。以上窑场在地理空间上形成了点多面广、一大多小的时代面貌。洪武时期“镇之珠山麓”的主要功能为产品的烧造、堆放和管理,而散落于镇区的相关民窑则承担着烧造“贡御”产品和建筑材料的角色。洪武时期景德镇在官方的干预下,已然进行了规模化的“官窑”烧造活动,但成熟且功能完善的官窑机构御器厂的设置年代,则要迟至永乐早期。     

西沙群岛石屿二号沉船遗址调查简报

石屿二号沉船遗址位于西沙群岛石屿东侧的珊瑚礁石上，未发现船体痕迹。2010年度的水下考古调查，采集的标本均为瓷器，有元代青花、卵白釉、白釉、青灰釉、酱釉等几类。这些瓷器分别产自江西景德镇窑、福建德化窑、晋江磁灶窑以及福建地区的其他窑场，均是当时重要的对外输出商品。尤为珍贵的是，出水的元青花瓷器为国内水下考古工作中首次发...     

两宋书院的兴盛及其建筑特点研究

书院源于唐,兴盛于两宋时期,两宋书院以人为本,传播学术思想为辅,讲究自学研修之道,依山傍水,开山立院,讲学论经。本文重点论述了两宋书院的特点以及办学之道,结合两宋书院的建筑特点,从侧面反映了两宋书院的兴盛。     

南方地区唐宋制瓷馒头窑研究

本文在对南方地区唐宋时期馒头窑资料甄别的基础上,运用类型学的方法,对其进行了分区和分期探讨,将南方馒头窑的使用地域分为四川盆地、广东地区和浙江杭州三个区,认为其发展经历了唐代早期、唐代中晚期、北宋早中期、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南宋中晚期和南宋末元初六期,并分析了这些馒头窑的技术来源。认为,四川盆地唐代初期的馒头窑技术有源于北方的可能,但这并不是当地宋元馒头窑的技术源头;广东地区唐代馒头窑技术则可能是当地砖瓦窑技术与同时期北方馒头窑技术传入共同作用的结果;浙江杭州南宋两处官窑的馒头窑素烧技术是特殊历史背景下,汝官窑馒头窑技术南传的表现。在北方馒头窑窑炉技术的南传过程中,存在以占有市场为目的的主动输出和因特殊历史背景被动南传两种情况,北方馒头窑在南方地区兴盛与否与当地的瓷业基础强弱关系密切。     

浅析历代定窑瓷器工艺及文化特征

定窑被后人誉为五大名窑之一。我们结合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论述,并探索定窑瓷器从创建到发展的根源所在,再对定窑瓷器的形式要素来进行具体分析,最后展现出定窑瓷器的精神内涵,即对时代精神、文化风貌、审美意识的反映。     

吉安县窑门岭南侧吉州窑遗址调查简报

2016年4月,因当地政府进行新农村建设,在江西省吉安县吉州窑窑门岭窑址堆积东南发现一处窑业遗存。遗存出土瓷器的釉色种类较为丰富,有青白釉、白釉、酱黑釉、绿釉、黄釉、龙泉青釉等,器物造型多样,以烧造日常生活用器碗、盏、碟、枕等为大宗。从产品的釉色品种、组合,器物的造型、装饰、烧造特征分析,该窑场是一处北宋中晚期以烧造青白釉和绿釉瓷器为主的综合性窑场。鉴于吉州窑是宋元时期以烧造黑釉和彩绘瓷为主的综合性窑场,该遗存的发现,尤其是早期青白釉和绿釉瓷的发现,丰富了吉州窑的内容,对吉州窑发展历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考古研究重要成果的转化与传播策略建构研究——以“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议题为例

考古研究重要成果的传播常常因为其内容小众生涩、表达抽象艰深而无法达成与公众之间的有效科普和交流,使得成果本身的重要意义与公众认知之间存在偏差错位。本文从“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重要研究成果的传播案例出发,考察其在学术场域、文博场域和媒体场域的传播现状,认为语境转换的低效是考古研究类成果传播难以破圈的关键原因,并基于高低语境转换建构了考古科普领域内的转化传播模式,为南岛语族议题为代表的考古重要成果面向公众的有效传播提出策略参考。     

商周时期铸铜相关遗迹的特征与功能

本文通过对商周时期铸铜遗址内发现的各类遗迹现象特征的总结,对可能与铸型制作、熔铜、浇铸和修整等环节相关的遗迹进行讨论,主要包括工作间与工作面类遗存、坑状与沟状堆积和窑炉类遗迹。通过分析,认为长方形单间或者双间的房址是手工业作坊中常见的一种房屋形式。工作面通常经过比较精心的铺垫和处理,使其坚实、平整以利于工作,常见铜锈、铜渣或者陶范等不同工作环节遗留下来的遗物,且由于长时间工作,往往经过多次的重新铺设或修整。土柱和凹窝两类遗迹可能与坩埚的放置有关。烘范窑中,或火塘与窑室无明显区分,或无专门挖设的火塘,与同时期常见的陶窑结构不同,很可能与烘范和烧陶对温度的要求不同有关。     

四川地区持杖胁侍造像源流考

本文通过对四川地区出土的众多南朝时期的造像碑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它们与北方地区同一时期的造像碑造像,有相似也有不同。其中最大不同,是在四川造像碑上出现了持杖胁侍造像,这在北方地区的造像中较为罕见。本文认为其渊源可追溯至克孜尔壁画“蛤蟆闻法升天”图中的牧牛人持杖形象。同时,参考大同御东新区文瀛北路北魏壁画墓中的牧牛人形象,及其守护之功能,可以推测,以牧牛人信仰为代表的《善见律毗婆沙》在西域、四川等地区流传和演变历史。同时,牧牛人信仰在西域、四川地区的传播路径,与四川造像碑上凸出五柱佛塔形象的传播路径,可以相互印证。进一步推测,南北朝时期南传佛教在北方传播受阻,有一部分迂回经西域,在四川等地传播。     

论建筑文化在两宋界画中的构建

建筑在两宋时期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出现了《营造法式》这样的营建专业书籍。作为界画主要描绘对象的建筑,对两宋时期界画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所以,对两宋建筑发展历程的分析,有利于对该时期界画的特点进行更深入、详尽的研究。     

临安府陈道人书铺刊刻的宋代绘画史籍

两宋时期,杭州成为和福建、四川并列的全国三大刻书中心之一。宋室南渡后,建都临安,文化中心随之南迁,浙江图书刊刻业日趋繁盛。临安、绍兴、宁波、婺州、衢州、严州、湖州等地都有不少书铺。     

元代至明初景德镇地区制瓷技术及其源流考察

本文根据近年来出土资料与相关文献对元至明初景德镇地区制瓷技术及其源流作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包括对元代青花、釉里红、蓝釉、蓝地白花、孔雀绿釉青花、孔雀绿釉金彩、卵白釉瓷,元明黑釉、红绿彩瓷,明初高温色釉瓷,宣德官窑仿汝、哥、定、龙泉窑产品,宣德官窑铁绣花制品等的考察,以及对元代开始使用的瓷土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法,元明青花料,元明釉上彩料,元末明初景德镇窑装烧技术及其源流的考察。总的来看,元代至明初景德镇制瓷技术有了空前进步,不仅吸收了国内许多著名窑场的烧制技术,也汲取了中东、韩国等地区的优秀制瓷技艺;同时又将产品与技术扩散到这些地区,特别是产品大量销往欧亚大陆,标志着景德镇早期全球化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