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对外理念与涉外机构

近代以前,中国与周边国家处于一种特殊的秩序体制--"宗藩"体制中,这种体制是由几千年来传统的"夷夏之辨"思想衍生而成,但到了近代这种特殊的"宗藩"体制使中国失去了走向世界的契机,并随着殖民者的入侵而走向崩溃.     

"行政效率运动"对中国近代档案学产生的影响

“行政效率运动”是中国近代档案学诞生的直接动因。它为中国近代档案学的产生提供了体制条件,并奠定了方法论、人才、实践和理论等方面的基础,它提出的“文书档案连锁法”是中国近代档案学最伟大的理论创新。     

“边缘再造”下的薪火相传

作为一个无比辽阔而又历史悠久的文明复合体,随着西方民族国家体系框架的建立以及西方力量的东进,中国自身原有的国家共同体话语(如"夷夏说""宗藩体制"等)遭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与冲击,难以以一个完整的整体形象应对所面临的大变局.这种困境,这种乱局,在一个世纪前的岁月里,始终笼罩在成立未久的中华民国之上.     

清代“同光中兴”时期儒学典籍出版初考

“同光中兴”是近代中国社会走向没落前的回光返照。这个时期,虽然清朝的统治阶层将学习西方的思想落实到了实践层面,但这种学习仍然停留在器物和技术方面,社会正统思想方面还是坚持将儒家学说作为“中兴”的思想支柱。在这种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儒学典籍出版呈现新的特征。     

从新记《大公报》看“文人论政＂

“文人论政”是近代中国独有的一种特殊现象,它的存在为我国近代的思想开放、社会进步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本文以新记《大公报》为切入点,通过对其最具文人论政色彩的版块——“星期论文”和“社评”进行包括人员配备、编排策略、行文风格等视角的考察分析,探讨近代中国“文人论政”的特点和主要表现形式,以期对现代社会知识分子舆论空间的构建提供指导意义。     

社会教育之并蒂莲：中国近代博物馆与图书馆“共生”现象初探

中国近代的博物馆与图书馆同在教育救国的思潮下被引入中国,并逐渐成长为社会教育的“双翼”。由于其密切联系,二者在发展过程中常常出现“图博合一”等相互“共生”的现象,并逐渐形成三种“共生”模式：“附设模式”“图书博物馆模式”和“并立模式”。其中附设模式始终为主流,又以博物馆附设于图书馆为主。近代博物馆与图书馆的“共生”关系实际可追溯至二者的古代形态。“共生”与互动关系中可见明显不平衡性,博物馆常处于附属位置。这种不平衡的共生关系深刻影响了中国早期博物馆的发展,也对近代图书馆、近代社会教育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电视媒体产业集团化进程的若干思考

集团化 :一个共同且不能回避的课题中国电视自１９９２年被国家明确定位于第三产业而确立在信息产业群中的地位之后 ,随着信息社会、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而逐渐形成、发展和壮大 ,与国家其他重要的支柱产业一样 ,或快或慢地共同面临着集团化这样一个不能回避的课题。中国广电系统是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最后一块特殊“飞地”。由于强调“特殊” ,上不敢下不愿痛痛快快地承认自己的“产业身分” ,这种长期以改革“旁观者”自居的结果 ,是一再错失由于政治环境日益宽松所提供的产业发展机遇。这２０余年的改革 ,虽然发展活力和市场适应能力确…     

中国近代报贩群体与报界发行的博弈

由于近代中国邮政系统与商业系统发展的滞后,报贩成为自晚清以来中国报业销售的主要力量。报贩群体的聚集与壮大,使其逐渐从弱小的“边缘”个体,成长为能够左右中国报业运营的“潜在势力”。报贩是近代中国报业发行链条中最具“组织性”与“行动力”的职业群体,他们通过控制报业发行,左右报价,垄断订户,逐步成为报馆经营的掣肘。近代报馆与报贩之间形成了既依附又独立、既合作又对抗的复杂关系,这种互动与博弈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新闻业的组织结构与运作方式。     

“媒介大战”思考录

邓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讲话以后,一股在中国新闻媒介中涌动已久的深潮汹涌而出,造成了近代以来中国新闻史上罕见的报业“周末版战”、“星期刊战”、月末版战”。1993年伊始,这场报业范围内的大战不仅愈演愈烈,而且蔓延到广播、电视领域,酿成了“电波大战”、“荧屏大战”。一时以来,令读者目不暇接,听众耳福不浅,而电视观众则顾此失彼……这场媒介大战的本质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新闻媒介资源实现重新配置和最佳     

王正廷与中国近代体育

王正廷是近代中国体育界重要的领军人物。他提出了中国近代体育发展思想,对中国近代体育体制形成及竞赛体制的完善等倾注了大量的热情与心血,对中国近现代体育事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近代中文报刊起源探究——以《澳门宪报》为个案

早在16世纪中叶,澳门就曾因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国际商埠而闻名于世,它也曾作为中国近代东西方跨文化交流的桥梁而被载入史册......同时,澳门亦曾由于它是“中国土地上出版的第一份外文报”和“中国境内最早的近代报刊”的发刊地①而在中国传播史与报业史上据有重要地位     

也论林则徐的新闻观——兼论中国近代新闻思想之源头

林则徐是中国最早与近代报刊打交道的人之一,但林却误以为近代报刊就是中国固有之“塘报”,他有关报刊的一些认识,就是由“塘报”引申而来。林则徐的译报出于现实“制夷”之需要,其意义在于“睁眼看世界”,而不在于报刊思想。相反,他的报刊观念与同时代的人并无实质区别。林之所以超出时人想到“译报”,这与他的“经世致用”的思想、一贯的务实作风及出身于沿海等特殊背景有关,也不排除受到洋人阅读“邸报”了解中国动向的直接启发。在当前的研究中,有的学者以为林是把新闻作为“情报”,因而具有“情报”纸的报刊观念;有的甚至认为林是中国近代新闻思想的一个环节。本文以为,这些说法缺乏说服力。林则徐译报的意义在于“译”,并不在于“报”。我们应该对前者加以充分肯定,但没有必要因此拔高他的报刊观念     

中国农民的阶级属性

对于近代中国广大贫苦农民的阶级属性,有一种看法认为:雇农一贫如洗,且出卖劳动力,故称之为“农村无产阶级”;贫农虽略有私产却不足,出卖部分劳动力,故称为“农村半无产阶级”。这种认识是颇值得推敲的。还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的国家”。这种认识也是大有探讨余地的。近代中国农村的两极分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虽然帝国主义的商品倾销、城市商业资本侵入农村,加剧了农村的两极分化,改变了     

雅片战争中的中英外交文书之争

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与西欧诸国的外交文书体式可以概括为“谕／禀”范式,中方文书充斥居高临下的用语措辞,难掩天朝对臣邦的宗藩外交姿态,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传统的宗藩外交被彻底颠覆外交文书形成“照会”范式,文书往来被迫两得其平。     

严复《天演论》的翻译出版及其社会影响

严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享有特殊的历史地位。严复的《天演论》的翻译出版对近代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他所遵循的"信达雅"和择善而译的翻译原则,推动了中国译论的发展。     

中国近代时尚观念对民族意识的双重建构——以民国报纸对“国货”意义的生产为例

近代中国的时尚传播场域充满了激进的民族主义色彩,无论是洋货时尚还是国货潮流,都充斥着时尚观念与民族意识之间的角力。研究表明,洋货潮流在中国民族意识的生成过程中发挥了作为排斥者和参照物的双重作用;国货观念以及国货运动则体现了被排斥者对排斥者的排斥,负载在国货上的民族意识在这种冲突中得到了强化。国货运动基于对商品民族性和时尚性意义的双重建构,促成了宏大的中国民族意识的实体化与私人化。民国报纸对国货民族意义的建构是通过“爱国主义”“国民道德”“标准净化”“理性示证”等多元的话语来完成的;而将国货嫁接“摩登”,则融合了现代化与民族主义两大潮流,弥合了近代“爱国”与“摩登”的冲突与断裂。     

同业公会:忧愁河上的“金桥”

同业公会的历史可追溯至传统的会馆、公所等行会组织。步入20世纪后,曾经作为上海等重要沿江城市经济活动的“宠儿”的同业会馆、公所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法国一位研究近代中国经济问题的资深学者曾指出,传统的同业组织并没有提供一条通向近代辛迪加的道路。当时一种更新的经济组合体制正被工商界的精英们所期待着。这种经济组合体制可为实现更为广泛的目标提供一个组织基础。于是,与近代化相适应的新型工商业团体——同业公会便应运而生。     

由“普世价值”到“中国化”:近代教会大学图书馆功能演变

与近代教会大学相伴而生的教会大学图书馆,在基督教“普世价值”的主导下,首先扮演着西学东渐的角色,但是面对中华文化强大的包摄力与自我认同,不断做出调整。主要表现在:馆藏文献不再以宗教书籍为主,门类和数量有所增加;出版学术书刊,服务乡村建设与研究;培养图书馆专门人才,推动民众教育;在抗战的特殊环境中参与民族解放运动。近代教会大学图书馆的“中国化”,体现了中西文化冲突过程中的去“文化涵化”现象,其功能经历了由“传教士”到“教育家”再到“社会家”的演变过程,不失为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的一个缩影。表6。参考文献35。     

中国近代新闻界职业道德实践发端的“自然史”——基于社会建构论的视角

清朝末期，中国新闻界风气日下，为建构和维持行业文化合法性，部分商业性报馆最早提出了基于传统士儒伦理的职业美德观，在商办报业内特殊的互动形式——“道德战”中，职业活动被“类型化”，“报纸体例”被建构为中国近代新闻界最早的职业道德规范的初始形态，部分报馆通过制定馆内章程对职业道德进行制度化建设。各种条件诸如媒介环境、报纸性质、主要矛盾等，都在互动中形成合力，推动了近代新闻界职业道德建设与实践的“自然”发端。     

清末新政与近代藏书楼

建立近代藏书楼是清末新政的重要措施之一。近代藏书楼是在中国古代藏书楼基础上吸收西方近代图书馆文明而建立起来的，联结了中国古代藏书文化与西方近代文明，体现了“中体西用”思想，推动了清末新政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