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史类型的思考

文学史是文学研究领域的大户,文学史论著数量繁多,而且越来越多,因此产生分辨文学史类型的问题。在已有大量的文学史实践基础上,本文提出文学史分类的基本原则与依据,除通史、断代史、分体史和专史等概念外,还论析了总体史、非史之史等文学史类型,希望更深刻地揭示文学史的本质与特征,有助于文学史撰述今后的发展。     

从接受者角度分析中国古代分体文学史的优势——兼与历时性通史比较

中国古代文学史中,以朝代次序编写的历时性通史与从文体角度书写的分体文学史是最常见的形式。相对目前流行的历时性通史,分体文学史内容集中,更接近回归文学本位,使专业学习者更易于把握文学的＂文学性＂,也更符合中国文化传统,并且在以社会文化视角解读文本方面具有更大优势。     

傅璇琮先生在中国文学史写作中的重要地位——兼谈我与傅先生的学术交往

一个世纪以来,文学史写作经历了众多样式的尝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四种类型：传统的文学史以及文学与历史文化交叉的跨学科研究的文学通史、文学编年史、文学源流史。其中,傅璇琮先生不仅是重要的参与者,而且是后三类的积极倡导者。从宏观上来说,傅先生在中国文学史写作中占有重要位置。     

“重写文学史”思潮述评

学界对"重写文学史"的研究,主要在以下两个方向上展开:其一,将该思潮置于学科史层面予以探讨和学术定位;其二是将之置于80年代"思想解放"和"新启蒙"的历史语境中作考察,并与80年代现代化文学叙事和现代化意识形态建构的社会文化思潮相参照。这样的视角对个案的复杂性有所忽略。对"重写文学史"研究,应以深度影响当下文学史写作的"观念"为单元,考证一系列新时期文学学术思潮个案,探索各个文本之间的相应或对照关系;在此基础上,对批评标准、理论导向和价值关怀作出评判。     

“全球化”语境与地域文学史建构——“重庆文学史”建构中需要厘清的一个问题

本文就"重庆文学史"的学术支点问题谈"全球化"语境与地域文学史建构之间的理论关系,并就此关系探讨"全球化"语境下20世纪中国地域文学在建"史"上可能出现的现实难题。     

"附骥式"新文学史的述史方式研究

以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为代表的"思潮运动史"式的述史模式、以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和谭正璧《中国文学史大纲》等为代表的"文体分类的作品史"式的撰史模式和以人为中心通过作家串联作品和思潮的写史模式是20世纪20、30年代"附骥式"新文学史书写的三种主要方式.相较于当前中国现代文学较为单一的写史模式,20世纪20、30年代"附骥式"新文学史的书写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关注和研究新文化运动早期"附骥式"新文学史的述史方式有利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变革的探索走向深入.     

现代文学史观几种建构理念的评析

现代文学史观是现代文学史编写的灵魂,决定着文学史著的品格。在近年来现代文学史观的诸多建构理念中,朱德发的"现代国家文学史观"、唐金海的"文学史观的‘长河意识’和‘博物馆意识’"、关纪新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以及当前提出的"民国机制"民国文学史"等是其间产生较大影响、具有代表性的几种。梳理评判这些建构理念有助于合理认知当前研究的新发展,更有利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治史理念研讨交流的深化。     

厨川白村与周作人文学史建构比较

作为一个文学史家,厨川白村和周作人都很注重文学史理论形态的建构,都偏向于以逻辑形式来反映文学史进程,而不是单纯地描述文学史现象;同时这种建构模式都有它的现实指向性。另外,文学史作为一种对文学现象历史的研究,必然要涉及治史思维。从文学史关注的倾向以及发展的进程来看,他们的治史思维有同也有异。     

文学的周边文化关系--谈台湾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本文从作者治学的得失(包括对已故台湾学者王崧兴教授之"周边文化关系"论点的理解)出发,谈论台湾文学史研究的若干问题:边缘文体与文学史料的收集,外部制度与文学史实的论述,圈外事件与文学历史的分期,以及文学的周边文化关系与台湾文学史研究.本文认为,文学边缘的文体、文学外部的制度、文学圈外的事件等因素同文学发生关联而构成的文学的周边文化关系,不是文学的身外之物,也不是文学史研究可以忽略的部分.     

中国的世界文学史写作与世界文学观

中国学者从1927年撰述世界文学通史类著作至今,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展现了深具特色的世界文学观:有"排中"的世界文学史,也有中国文学包含其中的世界文学史,后者更有利于呈现世界文学的整体面貌;在后一类世界文学史著述中,"中国文学"的位置有多种体现方式。中国的世界文学史类著述强调东西方文学的二元对立,以及东方文学对世界文学的贡献;在世界文学史动力理论的探讨上,中国学者提供了阶级论、人性论、世界主义三种有价值的模式;中国学者撰述的世界文学通史,其构成因素基本上只取那些在国别文学中"享有世界声誉的优秀作品",而国际间对此却有更丰富、深入的探索。     

地域文学与儿童文学研究的双重创获——序彭斯远教授编著的《重庆儿童文学史》

《重庆儿童文学史》整体上比较好地把握了重庆儿童文学的空间维度、创作主体、客籍作家与创作载体的内涵及取舍尺度。它既填补了重庆地域文学研究一个方面的空白,全面展示了重庆儿童文学的艺术成就与地域文化特色,同时又是重庆文学、当代文学、中国儿童文学研究有意味的收获,特别是对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贡献了厚重的创获。同时《重庆儿童文学史》也为研究西南儿童文学奠定了基石。     

论“文宗”的内涵演变和文学史意义

＂文宗＂是一个尊称,也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文学史现象。它是作家批评用语,文学史叙述与评价的术语。＂文宗＂有当代评价和异代评价之别,其文学史意义为：当代评价受社会学因素影响,本身就是一个文学史景观;异代评价,是历史的评价,是文学史认识过程。     

清末莆田学者涂庆澜及其著作考述

对清末莆田学者涂庆澜的生平事迹以及著述作简略考证,重点探析他在整理乡贤文献和个人创作方面的成就,并指出这些著述和创作在地方文化史、区域文学史上的价值。     

彰幽抉微、圆融博宏的区域文学大著——评熊笃主编的《巴渝古代近代文学史》

熊笃教授主编的《巴渝古代近代文学史》是填补重庆古近代文学史空白的鸿篇巨制,其写作宗旨是以文化学理论思维统御全书,即将巴渝文学置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大框架中,去认真清理,精心描述,力求还历史本真面目。该书力矫故作高深、无病呻吟之弊,是一部圆融博宏的区域文学大著。     

加强区域文化视野中明清区域文学的特色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明清区域文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之处,其中之一是对明清文学的区域特色重视不够.今后,在明清区域文学研究中,我们不仅要在流派意识、主题取向、文学主张、审美情趣、意象或意境或人物形象、文学渊源等多方面继续深化与开拓,而且应进一步强化区域文化与文学的交叉研究,努力把握不同区域文学流派或群体的文化心态与审美特征,以不同区域文学的特色以及作家的个性色彩来展示明清文学的多样性,丰富性,进而更加充分地显示明清区域文学特定的历史价值、认识价值、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     

走向纵深的区域史研究——以安涛《中心与边缘:明清以来江南市镇经济社会转型研究》为例

为重建中国历史的描述,社会史学做出了很大的成绩,而且日益向区域化、纵深化发展。江南区域史研究显然处于社会史研究的领军位置。然而无论什么样的新倡导,都不能简单套用现成理论来剪裁中国史实,而是要真正走向纵深去获得更加真切的历史认识。这要求史家怀有历史意识和问题意识,把区域问题置于长时段的历史变迁中加以考察,从而获得有价值的历史感悟与启示。同时史家必须怀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关心社会发展,这样才能做好区域史研究,为当地社会认识自我提供贯通性的历史思考,同时引领区域社会发展,提升当地的社会史研究。安涛博士以金山县为观察点的江南市镇"中心与边缘"问题研究,可说是区域史研究极具典范性的贯通古今的尝试,其问题从历史中来,又向历史中解答,真正是走向了纵深,从而也关照了区域史研究碎片化的担忧与责难。     

社会史研究中的区域失衡现象

作为史学前沿,社会史完成了从边缘到主流的转变,代表着史学的发展趋向。然而国内社会史的发展仍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研究对象的区域失衡现象,即＂优势区域＂与＂弱势区域＂的存在与巨大落差所造成的研究重心的极不平衡,这制约了社会史研究的全局性发展和实质性突破,也影响到社会史研究整体史目标的实现。针对失衡现象,改变与调适十分重要,务使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能够建立在区域之间的相互观照和互为整体的基础之上。其中,建构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范式,建立＂优势区域＂与＂弱势区域＂的对话机制,建立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资料系统等皆不失为有效而具体的方法与途径。     

回眸新文化运动

编写中国文学史是一项涉及众多因素、异常庞杂的工程,其中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著者所持的文学史观。文章通过粗略梳理几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学史观——通变论、进化论、退化论、钟摆论、再现论、共时论等,在比照中以求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学史的意义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