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慎运作债转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债转股是我国投融资领域的一项重大改革，本文分别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国有企业，国家财政等角度分析了债转股操作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国家资产流失风险，并提出一些防范国有资产流失的措施建议。     

“债转股”对于走出微利经济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国家出台的“债转股”举措，具有正负两方面的效应，如果合理推行，不同可以降低经营成本，形成企业的直接增盈效应，而且还可以形成企业的间接增盈效应，即完善企业治理结构，这些都有利于国有企业走出微利经济。     

企业领导人员如何做到廉洁自律

加强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自律,对促进国有企业健康稳定发展,维护企业利益、促进有企业科学发展、保障职工群众合法权益具有重要作用。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国有企业领导人员,掌握着大量国有资产和资源,承担着管理国有资产、指挥企业生产经营的重要职责。因此,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如何做到廉洁自律,正确行使权力,直接关系到国家资产的安全,关系到企业的兴衰成败。     

关于债转股问题的思考

目前 ,资产管理公司对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剥离工作已经完成 ,接下来将进入实质性的处置阶段。债转股作为解决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双重困难的一种办法 ,有其积极的一面 ,但是在目前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尚未建立 ,国有银行商业化程度不高 ,配套政策法规不够完善的环境下 ,债转股的作用会大打折扣 ,很难达到预期的目标。本文就债转股所涉及到的一些问题作初步探讨。1　道德风险不容忽视首先 ,就国有企业而言 ,债转股容易给企业造成某种程度债务豁免的预期 ,他们会千方百计地争取这顿“免费的午餐”。许多企业在地方政府的帮助下 ,在国家有…     

绿色金融助力新型低碳产业快速发展

<正>与传统金融相比,绿色金融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更强调人类社会的生存环境利益,它将对环境保护和对资源的有效利用程度作为计量其活动成效的标准之一,通过自身活动引导各经济主体注重自然生态平衡。它讲求金融活动与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的协调发展,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绿色金融与传统金融中的政策性金融有共同点,即它的实施需要由政府政策做推动。传统金融业在现行政策和"经济人"思想引导下,或者以经济效益为目标,或者以完成政策任务为职责,后者就是政策推动型金融。环境资源是公共品,除非有政策规定,金融机构不可能主动考虑贷款方的生产或服务是否具有生态效率。     

论中国南海的地缘经济战略

地缘经济战略是指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从维护和拓展地缘经济空间的角度,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政治乃至军事手段和资源,应对核心挑战与威胁,以保障和实现国家利益的总体构想。从战略学理论的角度明确中国南海地缘经济战略的实施层面是理解当前南海政策贵在谋势而非谋得某些短期利益的关键所在:中国南海地缘经济战略是中国国家战略体系中的一环,其主要功能在于使用一切国家资源,通过分配任务和协调行动来妥善解决这一领域中的经济、政治、外交等问题,有时为了服从国家总体战略的需要还必须作出必要的让步并制定放眼长远而又务求实际的战略政策。中国南海地缘经济发展的脆弱性、外部性和冲突性特征决定了中国政府必须明确认清中国南海的地缘经济战略空间,明确辨识中国南海的地缘经济、政治乃至军事挑战,继承和创新历来的南海政策,通过以国内立法形式界定中国南海的地缘经济战略空间与行动标线,在新安全观框架下以合作共赢方式推动解决南海利益争端,加快转变中国———东盟的贸易和金融合作模式,创新搁置争议战略的具体手段以及大力实施海权以配合中国南海地缘经济战略的施行等政策来经略南海并作出超前而积极的战略决断。     

规范当前债转股运作的法律思考

债转股作为国有企业脱困的重要方式，受到了许多法律学者的批判。文章认为百对当前已全面开花的债传股，法律更要做的工作应当是规范债转股的运作。文章认为除修订《公司法》有关现物出资的规定外，债转股的企业还应具备相关的法律条件，在严格评估债务人资产的基础上，由债务人与没有转股的其他债权人签订偿债保证协议，在完善债转股合同的同时，公司章程应规定债权人对债转股后的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有限责任。     

论“后危机时期”国际关系互动的基本特征

国家利益的博弈是不同国家间国际合作与协调过程中的必然反映,体现的是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为应对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和深化,加大了经济、金融领域国际协调的力度,拓宽了协调的范围。然而,世界各国在货币政策的协调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应对金融危机的协调与人们的期望值相差甚远,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独立的矛盾也进一步显现出来。在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面前,国家利益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博弈与碰撞中,如何处理好世界各国共同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把握政策的导向是世界各国面临的严峻挑战。     

浅谈国有企业债权转股权

国有企业债务负担过重，已阻碍了企业的深化改革与经济发展。通过对企业负债形成的原因、企业实行债转股的必要性、实施过程及应正确理解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企业要摆脱困境，减轻压力，轻装上阵，实施债转股不失为一种选择。     

代际合作的影响因素

<正>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我们社会中的许多紧迫问题都涉及资源多代人之间的分配。在环境保护领域,诸如臭氧消耗、物种灭绝和全球变暖等环境问题都面临着当今利益与未来利益的冲突。在金融领域,代际公平是国家债务的核心考虑因素。大量的公共债务可能会使这代人获得直接的利益,但通常意味着更高的利息支付,这可能会导致更高的债务,对未来纳税人造成风险和成本,特别是在债务随着时间推移而复利的情况下。以上涉及当前和未来几代人之间利益权衡的情况,被称为“代际困境”,而要解决好代际困境问题就需要进行代际合作。     

关于我国国有企业的立法思考

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必须从行政措施、政策调整发展到主要依靠法律调整。而要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发挥法律调整的作用,就必须首先明确国有企业的概念、性质和定位,科学完善相关法律架构。我国应整合现行国有企业法律法规,构建以以共事业企业为企业法主体概念的企业法律体系。应区分国有企业的不同经营性质分类进行规范,并纳入以企业组织形式为标准建立的企业法体系中。对于公共企业,国家要直接控制并进行专门立法;其他的竞争性国有企业应当纳入一般商事企业进行规范,国家不应再直接控制,不宜再按所有制标准时该类国有企业进行区别对待和相应立法．应当完全等同于一般企业。这有利于国家集中财力于公共事业领域,有利于公共企业根本功能的发挥．也有利于市场主体与国有企业中的一般商事企业展开平等竞争。     

股权与债权融资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科技企业面临较高的技术创新风险,良好的融资体系可以通过容忍并承担技术试错和商业探索的风险较好地支持技术创新。本文比较了股票市场股权融资与银行信贷债权融资对技术创新风险容忍度的差异,基于52个国家或地区跨国样本,采用面板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股权和债权融资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股权融资具有更高的风险容忍度更能提升企业家风险偏好,因而股权融资比债权融资更有利于支持技术创新;发达国家成熟股票市场比发展中国家新兴股票市场更能促进技术创新;股权融资无论经济上行期还是下行期都能更好的支持技术创新。在实证研究基础上,从提高融资体系风险容忍度、降低股权融资约束、健全风险补偿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完善科技融资支持体系的对策建议。     

我国农业上市公司财务竞争力综合评价实证研究

财务竞争力是现代财务学科体系中一个新的领域,当前财务管理理论中新的研究方向,以我国沪深两市A股农业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了企业效绩评价体系中的部分财务指标,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企业财务竞争力进行综合评价与分析,以期对上市公司的财务竞争力综合评价提供参考,为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和行政职能部门制定宏观管理策略提供支持。     

金融错配与企业创新——基于政策扭曲与金融摩擦研究

本文在Matsuyama与 G-S模型的基础上引入金融错配等变量,系统考察金融错配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理并予以模型刻画,进而提出核心命题。利用2003—2018年我国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在测算金融错配指数的基础上,从政策扭曲与金融摩擦双重视角对上述核心命题进行验证。研究结果发现：金融错配对企业创新具有明显的“抑制效应”,尤其是对企业“创新质量较高的发明专利”抑制作用更为显著。进一步检验揭示,金融错配会通过政策扭曲和金融摩擦这两条路径影响企业创新。本文研究意义在于不仅从微观层面揭示金融错配抑制创新的内在逻辑,同时从双视角进一步剖析金融错配的影响渠道,对于改善企业经营环境,促进企业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金融支持对高新技术企业R&D的激励效应研究

基于2008-2015年中关村海淀科技园高新技术企业普查数据,利用广义倾向得分模型,刻画金融支持强度变化对不同规模和所有制企业RD支出的动态效应曲线,量化评估金融支持激励高新技术企业RD的实施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大中型和小微型高新技术企业,经营水平、人力资源、科研能力、国有性质及发展年限与其获得的金融支持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金融支持可有效提升不同规模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积极性且都存在边际效应"饱和点",对小微企业RD的促进作用总体优于大中企业;进一步细分企业所有制,发现金融支持对非国有性质企业RD的激励效果更佳,作用范围更广。研究结论为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推进科技金融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启示。     

国有企业债务结构对创新的影响——是否存在债务融资滥用的经验检验

论文嵌入中国情境,利用3SLS方法探究中国制造业国有企业债务结构如何影响企业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由实证结果发现,国有流动债务负向影响创新投入,正向影响创新产出;然而,长期债务负向影响创新产出,对创新投入的影响并不明显。国有企业高投入、低效率的创新现状表明,委托代理冲突是国有企业代理问题的主要矛盾。从创新效率的角度来看,适度地提高流动债务比例、降低长期债务比例,有助于降低代理成本,提高创新绩效。     

减轻东北国有企业债务负担措施的探讨

计划经济时代遗留沉重的历史包袱——国企债务负担严重阻碍了东北老工业基地前进的步伐,为了抓住机遇,发展经济,必须减轻国企债务负担问题。首先描述了东北地区国企债务状况,并分析其形成原因和产生的不良影响,最后对如何减轻国企债务负担提出几点建议。     

金融错配影响技术创新的政府补贴效应分析——基于企业控股权性质差异视角

    基于控股权性质差异视角,本文首先理论分析金融错配对国有与民营企业技术创新产出及其模式选择的差异性影响,以及政府补贴在缓解金融错配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时的政策效应;然后再以我国A股市场2012—2019年期间上市企业为样本并基于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虽然金融错配有助于增加国有企业技术创新产出,但它在降低民营企业创新产出水平的同时,会严重阻碍国有与民营企业原始发明创新能力的提升;政府补贴能有效缓解金融错配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产出与原始发明创新能力的不利影响,并对其研发投入产生正向“挤入效应”,但它对国有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产出的政策效果均不显著。     

信贷歧视、债务融资成本与技术创新投资规模

选取了2007-2011年的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对象,以"信贷歧视"背景下债务融资成本和技术创新投资规模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考察我国的信贷资源配置效率问题。研究结果表明,"信贷歧视"降低了我国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促使低成本的债务资源流向部分技术创新动力匮乏的国有企业和大企业,而民营上市公司和小规模公司却苦于承担着较高的债务融资成本而缩减技术创新投资规模;而近些年我国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和政府对于科技类行业的政策倾斜,强化了信贷市场的便利融资和资源配置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信贷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了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动力。     

企业性质、行业差异与高新技术企业退出研究

基于中关村海淀园全样本数据,利用分层Cox风险比例模型,探究近年来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退出机制,并进行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间的对比研究。结果表明：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始终面临较大的淘汰风险,且具有一定的加剧趋势;不同所有制企业的退出率存在明显差异,国有企业的退出风险显著低于非国有企业,行政力量产生了一定的壁垒效应;经营效率、规模、负债和研发水平等内部因素对企业退出风险具有显著影响;对于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的高新技术企业,各变量的边际效应存在异质性;政府干预也会对企业退出产生一定影响,税收优惠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生存概率,且这一因素对非国有企业的效应高于国有企业,财政补贴对各类企业的作用均不显著。研究结论为改善高新技术产业竞争环境,提升市场效率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