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一人案”的最后一位幸存者

朱则民是“六十一人案”的最后一位幸存者 “六十一人叛徒案”,是“文革”中“四人帮”及其顾问康生炮制的一个涉及党内高级干部人数最多、影响很大的冤假错案。涉及此案的人无一幸免,被迫害致死的就有12人。1978年12月,中共中央批转了在胡耀邦亲自主持下中央组织部关于此案的调查报告。使这一冤假错案得以平反。     

“泰坦尼克”号最后幸存者去世

“泰坦尼克”号最后一名幸存者、英国人米莉维娜·迪恩5月31日在一家养老院中逝世,享年97岁。     

“文革”中神秘的“内参片”

<正>早期的"内参片"现在人们提到"文革"期间的文化现象,常常会出现"内参片"这个词汇。"内参片"是"内部参考影片"的简称。其实它早在"文革"之前就有了。但是,"文革"前的"内参片"和"文革"中的"内参片"含义不完全     

走出“9·11”——最后的幸存者

十年之前,他们是同事,在烈火中共同寻找到生的希望,然后各自逃离那片废墟;十年之后,他们是密友,曾经巨大的痛苦给予了他们重新诠释自己生命的机会     

“梅花党”案的真相

在“文革”期间，发生一桩诡谲怪诞的所谓“梅花党”案件。传言“梅花党”为美国中央情报局下属的一个秘密组织，而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与李宗仁夫人郭德洁等人都是它的重要成员。当年，有关“梅花党”的故事曾经广为流传．一些子虚乌有的“情节”还被写进手抄本小说《一双绣花鞋》中。江青等人则“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大肆追查“梅花党”制造了大量骇人听闻的冤案。     

粟裕将军在“文革”中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粟裕是一位基本上没有受到冲击的开国大将。他不是元帅却进入军委常委,开我军之先河。这一现象在开国将帅中是罕见的。“文革”期间谁保护了他？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是怎样的？他与林彪、“四人帮”集团是如何相处的？他在晚年为党为国为军队都做了哪些工作……     

漫谈“大字报”的收藏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并印发了《五一六通知》。5月25日下午2点，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部书记聂元梓等7人．在饭厅墙上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瑕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引起了中央高层的特别关注。6月2日，《人民日报》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为标题。全文刊登了这张大字报。从而．一张大字报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成为“文革”中一道特殊的“风景”，“文革”十年．     

最后一位戴罪的功臣

既然中国近代史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禁烟英雄林则徐就是近代史上第一人。可惜这个第一英雄刚在南海点燃销烟烈火,就被发往新疆接受朝廷给他的处罚。功与罪在瞬间便交织在一个人身上,将其扭曲再造,像原子裂变一样,产生出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     

“文革”后期艺考亲历

与上海戏剧学院有关的日子,是我接触艺术和接受艺术教育的开始,那段生活自然就成了我人生道路中不能忘怀的经历．那也是上海戏剧学院院史上的一个特殊年代,从“文革”后期的1973年恢复艺术院校招生．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再到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我在这个天翻地覆的年代里,以小小的生命见证了它的始末。在历史长河中我们每个人部是渺小的,我们被历史巨澜推动着,不自觉地往前走着,我们成为历史之手的创造物,但我们也些微地改变着历史的某些模样。     

与一位“资深教授”的最后告别

他曾是全国人民都知晓的“学界泰斗”,是中国的“国宝”,虽然,他的研究领域在全世界,了解的人都寥寥可数。98岁的季羡林悄然长逝。而在北大新闻中心对外发布的相关消息中,季羡林的名字后面没有“国学大师“等名头,只称其为“北京大学资深教授”。     

“文革”时期批判《中国画》的闹剧

“文化大革命”后期,按理说就是在美术界也不那么引人注目的一本很普通的画册——《中国画》,却引起了“四人帮”的高度关注。姚文元亲自发动批判,相关的报刊上口诛笔伐,并殃及整个美术界,在全国掀起了轩然大波。这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画册？“四人帮”为此大动干戈的目的何在？在美术界到底造成了哪些灾难性的后果？     

大觉寺:最后的契约

大觉寺最后一个僧人常修,“文革”中改名为“反修”。他将大觉寺的数百年地契藏在了大雄宝殿的顶棚上。经过历次改朝换代,大觉寺庙产逐渐丧失,最后随风飘逝     

风靡一时的“鸡血疗法”

从1959年到“文革”后期,一种将鲜鸡血注射进人体的“奇效”疗法蔓延全国。“打鸡血”这一如今人们用来形容某人亢奋、好斗的词语背后,却隐藏着一段令亿万民众为之癫狂的岁月。     

“四人帮”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

1974年国庆节刚过,毛泽东在武汉提出要筹备四届全国人大、酝酿国家机构人事安排。10月4日．毛泽东让秘书用电话告诉王洪文：毛主席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要王把他的这一重要人事安排告诉周恩来。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传达毛泽东安定团结的最新指示．宣布近期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决定。     

“文革”时期的结婚证

当地政府给老百姓发张结婚证，这实在是太平凡不过的事。然而，在“化大革命”那个特殊年代所发的结婚证，却又不是那么平凡了。     

微电影的“位”与“为”

微电影是近两年最流行的热词之一,不知道最初的提名确切从什么时候开始,但是却仿佛在一夜之间就被大家所认识和接受了。在业界,微电影也被认为是草根的新舞台、媒介新形态、传播的新业态、营销的新蓝海等等,那么,微电影究竟是什么?它的作用和价值究竟如何呢?本文将就以上问题与大家共同探讨。     

采珠拣贝十余载——关于《文学欣赏与评论》节目的回顾

《文学欣赏与评论》节目开办于1981年。当时结束“文化大革命”已近五年,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拔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彻底清算极“左”路线流毒以及“四人帮”祸国殃民造成的严重危害取得了巨大胜利,人们无不欢欣鼓舞。与此同时,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的光辉前景,更使大家充满信心,工作热情空前高涨。尤其是广大青年个个奋发,努力学科学、学文化,誓将被“四人帮”剥夺的时光抢回来。     

“文革”中周建人建议出版自然科学发展史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国的出版事业遭到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许多出版机构被合并和撤销，编辑出版干部受到批判、迫害，大批人员下放“五七”干校，大批图书被作为“封、资、修”的毒草封存甚至销毁，出版数量锐减。“文革”开始的第一年，全国出版图书数量从1965年的20143种减少将近一半，1967年又猛降到2925种，1968年至1970年，每年出书均在三四千种左右。     

“邓玉娇案”和“罗生门”怪圈——“邓玉娇案”的新阈传播学意义及媒体人的职责

“邓玉娇刺死官员案”似乎已经尘埃落定,但是反观各方对事件过程的传播,其中有几大颇为耐人寻味的疑点：1．邓玉娇是否真有精神病？2．律师是否真散布了不实信息？3．网络民意是否真能代表法治精神？由“邓玉娇案”我们很容易想起“罗生门”的怪圈,进而感到传播中真相的困惑。本文认为新闻媒体人的使命就是捍卫传播的真实性;客观地向公众提供事实应作为新闻报道的最高标准和新闻人的职业道德准则。     

中国最后一个“流氓”

年方二十赶上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厉的“严打”．紧接着又被著名的“口袋罪”——流氓罪收进大网,于是乎．一个老实得近乎窝囊的可怜男人就被这顶“流氓”帽子蹉跎半生而不得解脱。由于有关方面的推诿和不作为．他的刑期被顺延至2020年2月21日．据此,牛玉强将是全中国最后一个“流氓”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