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层激励、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异质研发

    本文旨在从异质性视角深入探讨管理层激励方式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在回顾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管理层股权激励和薪酬激励对企业异质研发投资影响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影响关系调节效应的基本假设,并利用中国上市公司2007—2016年的面板数据,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股权激励对研究投资和试验开发投资均有显著促进作用;薪酬激励对试验开发投资有正向影响,与研究投资间的关系则呈倒“U”型;随着持股比例的上升,机构投资者对企业投资决策的监督作用增强,这强化了股权激励对两种研发投资的促进作用,但薪酬激励对两种研发投资的影响被挤出;研发投资不仅可以提升企业当期绩效,对其未来绩效也有着积极影响,且研究投资和试验开发投资对企业未来绩效影响的持续期数存在明显差异。本文从异质性视角拓展了创新激励理论,对企业创新激励机制设计实践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高管激励、机构投资者持股与研发投入

在国家高度重视科技创新的时代背景下,企业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积极探索创新推动力。为了寻找提高企业创新的方法,首先需要分析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因素,在众多的影响因素中,管理者的有效管理与企业的整体创新绩效密切相关,文中旨在探究其中联系,从根源上找到企业创新思路。文中以2013—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多重回归分析法,研究高管激励、机构投资者持股与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强度和高管薪酬激励强度与企业研发投入显著正相关;机构投资者持股促进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加;机构投资者持股会削弱高管激励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文中将高管激励,机构投资者持股和研发投资的3项因素整合到同一研究结构中,不仅探究影响研发投资的因素,而且检验得出机构投资者的替代效应。     

管理层持股激励与企业技术创新

以管理层是否持股及持股结构差异为切入点,考察了管理层持股结构对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与管理层未持股的企业相比,管理层持股的上市企业能够增加研发投入、获得更多创新产出并能显著提高创新效率;(2)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呈现倒U型动态特征,随着管理层持股比例增加到一定范围,影响效应由激励效应转变为堑沟效应,同时企业终极控制人性质的不同与股权集中度的高低,会导致管理层持股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显著性差异。针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周期性特质,采用的所有模型均考虑时滞或预期因素,检验结论成立。     

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与企业融资决策偏好分析

主要对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比例不高时的融资行为进行了分析,得到的结论是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在融资决策时,越不愿意使用负债融资,净资产收益率与长期负债比率呈高度的负相关,即长期负债比率越高,股东的收益率越低。但是随着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减少,长期负债比率与管理层持股无关,在此条件下。长期负债比率与净资产收益率不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性。     

管理层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关系研究

介绍了国内外关于管理层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的主要的研究文献及代表观点,并进行了分类归纳,最后提出总结和建议.     

管理层持股、融资约束与创新绩效——基于融资约束中介作用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2012-2015的样本为对象，使用Hadlock等（2010）的SA指数构建了融资约束虚拟变量，通过递归模型实证研究了融资约束在管理层持股对公司研发投资和研发效率影响中的中介作用。结论显示管理层持股与融资约束是高度显著的U型关系，但与创新效率则是高度显著的倒U型关系，融资约束在管理层持股对创新效率的影响中显著地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而且管理层持股对公司融资约束和创新绩效的影响主要局限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本文的研究为明确我国公司管理层持股对公司创新的影响路径提供了新的证据，也为实施股权激励和提高公司创新绩效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论国企管理层持股细化

从国际经验来看,管理层持股能够给企业与社会带来诸多利好的发展。国资委也在《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实施意见》中允许了管理层持股。本文以此为出发点,针对国企管理层持股在具体实施中的复杂性,提出可行性思考与建议。     

浅议国有企业管理层持有企业非控股股权的激励与约束作用

国有企业管理层持有非控股股权是对企业家约束和激励机制的重要内容。本文探讨了国有企业管理层持股产生的激励和约束作用,及其作用发挥过程,并对该政策理论和现实性进行了思考。     

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与公司价值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我国资本市场为背景,从管理层持有公司的股份比例出发,着重分析并检验了各管理层持股比例对公司价值产生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董事会持股比例、高管持股比例和公司价值存在明显地正相关,监事会持股比例对公司价值的影响不明显。     

基于管理风险偏好量表的管理风险偏好实证研究——以大型国有企业管理人员为例

风险偏好是风险管理的逻辑起点.针对国际上还没有一套适用于研究企业管理人员风险偏好所需量表的现状,在对偏好、风险偏好及管理风险偏好概念界定的基础上,设计开发出了一套管理风险偏好量表,并对308位大型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进行了问卷调查,验证了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调查结果显示,各类管理风险偏好及总体管理风险偏好的分值分布呈正态分布特征;管理人员对不同的风险展示出了不同的偏好;总体而言.管理风险偏好与年龄、职位呈显著相关关系,与性别、受教育程度及所处企业规模无关.     

全面培育机构投资者

机构投资者本身并没有稳定证券市场的责任和义务,政府只能在加强立法及规范监管的基础上,从质、量和结构上全面培育机构投资者,从而在一个比较健全的制度体系和市场环境中达到政府的政策意图,真正发挥机构投资者对市场的稳定和引导作用。     

机构投资者异质性与盈余管理

在将机构投资者划分为稳定型与交易型的基础上,以2007"201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机构投资者异质性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与交易型机构投资者相比,稳定型机构投资者显著抑制了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稳定型机构投资者发挥了公司外部监督者的作用,约束了公司管理层操纵盈余的机会主义行为。     

管理者权力、管理层激励与过度投资

以2004～2009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管理者权力角度考察管理层激励对过度投资的治理效应。结果表明,货币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具有抑制作用,但是管理者权力和国有性质均弱化了管理层激励的这种治理效应,在国有上市公司中,管理者权力对管理层激励效应的抑制作用更强。     

高管权力、股权激励强度与市场反应

本文利用2006-2011年间公告股权激励草案的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分析高管权力对股权激励强度的影响及市场反应。研究发现:高管权力能够保证高管人员的自利性行为,高管权力越大则股权激励强度越大;股权激励草案宣告会产生显著为正的市场反应,并且市场能够意识到高管人员的自利性行为,股权激励强度与市场反应显著负相关。     

基于公平偏好理论的激励机制研究

传统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在许多情况下与现实不符,行为人并非单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是还会关注收益的公平性.本文研究引入行为经济学中行为人具有公平偏好的研究结论,运用心理规律弱化理性假设,改进并构建新的委托-代理模型,研究代理人关注物质效用和公平分配情况下的最优激励契约和激励效率.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公平偏好会改变最优契约的报酬结构形式,影响激励的效率;在公平条件下建立的新互惠契约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并且是激励、保险、公平三者之间相互平衡的契约.     

基于不确定风险偏好的代理人激励机制

讨论代理人风险偏好的不确定性,建立具有模糊风险规避度的委托代理模型,并运用区间数方法进行求解.与以往的同类研究主要基于确定性的模型相比,能够更充分反映风险规避度的不确定性,使模型更能反映管理实践.最后,在模型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代理人激励机制的优化措施.     

机构投资者类型与股票市场波动实证研究

通过2005～200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了机构整体持股对于股价波动的影响;在考虑了变量内生性的问题之后,采用2SLS方法检验了机构稳定市场假说.研究同时发现,机构的交易行为和持股机构的数量加剧了市场波动;在对于机构分类的实证研究中发现,保险、社保、信托和一般法人持股的机构显著地稳定了市场波动,而券商持股显著加剧了市场波动,其它类型的机构投资者对于股价波动的作用并不显著.     

基于涉他偏好理论的员工激励机制设计

将行为经济学和心理博弈论的涉他偏好观点引入委托-代理模型,分析激励效率及契约结构,研究员工激励机制问题。结果表明,企业员工的努力选择会受到其他相似员工收益的影响,涉他偏好能促进员工提高努力水平,既是一种激励措施也是一种激励约束,并对企业的收益和成本控制存在正负两方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