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图书馆藏书中有关科学等概念的疑义和认识（之二）

传统的概念,科学就是指自然科学,这是近代西方的科学观,是唯西方和文化中心主义,唯自然科学,唯自然科学方法,唯科技理性的产物,21世纪,科学的主体是人民大众,是自然与人文的结合,科学文化是东西方的结合,自然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统一。我们对科学观需要有新的认识,科学的概念需要有新的界定,这关乎到我国社会、经济、科学、教育等事业的科学发展。     

不同政治意识形态背景下的科学精神和变化中的科学观

17世纪以来，科学已经成为西方文化的核心部分。对自然现象的探究，尽管此前已广泛开展，但在17世纪下半叶，这项探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和社会意义[Webster，1974；Ben-David，1984(1971)]。对许多人来讲，实验和经验探究已成为不容置疑的真理之源，由此获得的真理其可靠性堪比甚至超过圣经。事实上，探究所     

略论胡塞尔的科学哲学思想

胡塞尔坚持一种“普遍科学”的科学观和哲学观 ,在科学与理性遭到怀疑与诋毁时 ,胡塞尔却保持着对科学与理性的热情奔放的信仰 ,他指出 ,正是对“普遍科学”这一理性信仰的怀疑导致了欧洲文化的危机。胡塞尔认为 ,近代以来的科学与哲学运动是追求普遍科学和客观知识的历史 ,而对自然的数学化起了主要作用。胡塞尔最早明确看到对科学基础进行分析、对科学方法进行评价的独立学科即将产生 ,他称之为“科学论”。他认为 ,科学真理不但在于明证性的原始事实 ,而且还须得到系统论证 ,而逻辑学则应当承担起“科学论”的任务。因此 ,与马赫、罗素等哲学家一样 ,胡塞尔也应当被视为科学哲学运动的先驱     

大力推动科学技术与教育文化的融合贯通

<正>科学反映了现实和本质,技术凝聚着技巧和知识。回望19世纪的西方,自然科学获得独立,发展态势"高歌猛进"。在"科学的世纪",西方科学领域的研究队伍规模和技术发明数量空前增长,理论发展与技术革新相互激发,进而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体系,西方世界的文明形态也因此发生了根本改观。西方科学文化崇尚真理至上,西方科学精神本质是真理至上的精神,一种为了求知的兴趣和热情而探索真理的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中同样蕴含着不断求真的科学精神,以南北朝时期、宋元时期、晚明时期古     

从清末民初社会调查的兴起看国人科学观念的升华

 鸦片战争前后,社会调查传入中国。戊戌维新时期中国人开始介绍西方的社会学和社会调查方法。进入20世纪,中国留日学生开始进行社会调查,并迅速影响到国内,清末中国掀起了一股社会调查的潮流。民国初年,随着社会问题的日益突出,各类知识分子转向社会现实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答案,社会调查走向繁荣。这反映了国人对科学的理解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进而上升到价值观层面,科学研究方法由自然科学领域向社会科学领域扩张。国人对科学精神的理解发生了历史性转变。     

从科学划界看心理学划界的深层思考

科学划界标准问题一直是科学发展史上争论不休的话题,心理学的科学划界问题也是心理学史上见仁见智的问题。心理学如何进行科学划界事关心理学生存与发展的根本,也事关心理学能否获得全面而又深刻的理解。至今学界中流行着心理学自然科学观、人文科学观、边缘科学观、文化观、超科学观、另类科学观等各个观点。心理学家对心理学不同理解和对心理学划界标准理解,反映了心理学家不同的哲学观、科学观和理智背景,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社会文化形态,提供了理解心理学的不同视角和侧面。     

超越“生产力科学技术观”

1949年以来中国的主流科学技术观是以"科学是生产力"观点为核心的科学技术观,本质上属于功利主义科学观的范畴。其主要缺陷是:以技术代科学或重技术轻科学的倾向普遍;科学技术的文化、政治等社会功能未受重视;科学自主性的意识淡薄;科学主义思想影响广泛等。塑造中国主流科学技术观的基本方向是:坚持功利主义科学观的合理性、适当吸收理想主义科学观的优长之处以及其他各种相关的思想资源,在思想观念上真正实现科学与技术的统一、科学的社会性和自主性的统一,以及科学的生产力属性和科学的文化、政治等社会属性的统一等,努力超越"生产力科学技术观",走向一种新的、更高级的主流科学技术观。当前,重塑中国主流科学技术观至少应强化以下基本观念:(1)科学技术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2)技术源于并支撑科学;(3)科学技术是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4)科学的自主性不容漠视;(5)科学并非完美无缺。     

卡尔-奥托·阿佩尔科学观研究

卡尔-奥托·阿佩尔的科学观倡导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互补共荣,理解方法与说明方法的相辅相成,力促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相互融合。这种科学观对于我们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实践科学观超越了相对主义吗?

库恩之后,相对主义成为科学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表面看来,主张地方性知识的实践科学观也具有相对主义色彩,但实质上,实践科学观真正超越了相对主义:相对主义强调知识的多样性,实践科学观同样承认并不存在唯一的真理。但是,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都属于表象科学观,都主张知识是一种理论表象,而实践科学观则认为知识是一种实践。     

钱穆的科学观

钱穆的一生与中国饱受西方物质文明冲击的20世纪相始终,他的科学观可以看作是对20世纪20年代的“科玄论战”的进一步深化.在钱穆看来,“科学”主要是西方人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它有自己的适用空间和适用方法,而与自然科学相对的人文科学也有着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因此构建人文科学就不能以自然科学为绳律.钱穆的科学观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但也存在着理论困境.     

我国高校科技发展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现状研究

运用科学计量学方法对我国高校的科技发展状况及其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定量研究。着重从对高校人力和财力资源的投入以及高校在科技论文、科技成果、发明专利等的产出方面进行实证比较分析，揭示出我国高校在国家科技发展中的地位及其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知识管理——一种全新的企业管理模式

知识管理不同于传统的任何管理，它是人类管理史上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泰罗制科学管理以来最伟大的一次革命，是知识经济时代波及全球、影响未来的一次巨大的管理浪潮、是一种全新的企业管理模式。     

埃克塞特书谜语中的博物学

自18世纪以来,中世纪早期流传下来的"埃克塞特书"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书中谜语更是引起热烈讨论。谜语惯用隐喻、拟人、对偶冲突等手法,具有模糊、晦涩的特点,通常不被视为严肃的知识形态,谜语史也极少受到科学史界关注。实际上,埃克塞特书中的谜语包含丰富的博物学知识,分析其中的谜语既能了解中世纪博物学的特点,也能一瞥中世纪人与自然的关系。     

The making of scientific butter: injecting scientific reasoning into agriculture

Both Danish and English agriculture underwent fundamental restructuring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and in both cases the dairy sector made great advances. However, the two agricultural industries differed in aims and strategies, and crucially in the extent to which new technologies and scientific methods were implemented. Economic historical analysis is insufficient to explain why the Danish and English dairy industries developed in different ways, and how Danish butter achieved success in the competitive English market. However, with a focus on the role of science and a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two dairy industries, all becomes clear.     

近年来国内科学编史学研究的发展及其意义

西方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史研究是以学科独立与学术自由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并随着科学史研究的不断深入,科学编史学也长足地发展起来,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还没形成系统研究。文章主要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科学编史学的发展现状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并对开展科学编史学研究的意义进行了阐述,以期引起国内学者对科学史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视。     

科学与社会秩序共生的理论探索

20世纪后半叶,科学与社会秩序的共生现象凸显,即人类实践生产事实、重塑自然的过程与形成社会秩序和规范的过程紧密交织。共生过程中科学知识与社会秩序如何确立彼此？共生通过哪几个方面而实现？共生受到哪些文化与社会因素的影响？自20世纪70年代起,学者们先后从构成性共生、互动性共生来研究,贾萨诺夫又明确提出共生理论和秩序工具以及公民认识论、社会技术意象和法治主义等概念,加以解释。近十年间,共生理论逐步成型,成为新兴交叉学科科学技术论（Science & Technology Studies）的核心理论,为分析知识社会和知识政治提供了理论框架。目前,该理论有待更广泛的经验性比较研究来加以完善。     

Taxonomy and why history of science matters for science: a case study

The history of science often has difficulty connecting with science at the lab-bench level, raising questions about the value of history of science for science. This essay offers a case study from taxonomy in which lessons learned about particular failings of numerical taxonomy (phenetic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bear on the new movement toward DNA barcoding. In particular, it argues that an unwillingness to deal with messy theoretical questions in both cases leads to important problems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dentifying taxa. This argument makes use of scientific and historical considerations in a way that the authors hope leads to convincing conclusions about the history of taxonomy as well as about its present practice.     

西方近代科学诞生和发展的文化因素

西方近代科学诞生于文艺复兴后的16世纪,发源地是意大利,奠基者是哥白尼、达·芬奇、培根、伽利略等人。西方近代科学的诞生及其在此后的迅猛发展有其文化方面的必然性,这些文化因素主要包括：古希腊深厚的自然哲学思想,文艺复兴运动中被弘扬的人文主义精神,西方哲学中的“主客二分”思想所导致的实验方法的诞生及其普遍运用,基督教鼓励信徒探索自然界奥秘的传统。     

合成生物学:开启生命科学“会聚”研究新时代

自然科学各学科的研究对象在时空尺度上的差别与相连,既决定了学科间的差别,也决定了学科间的交叉。生物学在发展到以机理研究为主的"生命科学"阶段后,得益于学科交叉和技术创新,在20世纪"分子生物学"和"基因组学"革命基础上,通过引入工程学理念,形成了"合成生物学",并迅速形成"会聚研究"的第三次革命。文章在阐述合成生物学的内涵并回顾其学科发展历程与取得成果的基础上,特别提出了合成生物学的科技支撑与社会治理问题,期望引起科学界、社会公众与政府管理层面的关注。     

从生物科技发展看20世纪社会对科学技术的整合作用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将我们带入信息化、数字化的时代,它深刻地影响着经济的繁荣、社会的发展和每个人的幸福。然而,科学技术在20世纪的各项重大成就及其巨大的文化功能的实现,却是在特定社会环境中完成的,与社会对科学技术的整合密切相关。本文以20世纪具有代表性的生物科学技术的发展成就为例,分析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对现化科学技术的整合作用,意在强调,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必须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为21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更多良好的社会整合条件,实现中华民族的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