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整合中的"异趣"--以20世纪30年代江浙两省乡村合作运动为中心

乡村合作运动是南京政府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为整合乡村而强制推行的一项经济措施.其起始于江浙两省,然在自上而下进行中,因其与基层的政治体制变革紧密相系,过多依靠国家行政力量推行,导致合作社为乡村政权"内卷化"现象所侵蚀,"变异"为地主富农豪绅的牟利工具.大异于政府的"拯救乡村"、"救济农民"之旨趣.此事例揭示乡村自治和自组织能力的养成只应依靠农民和村落社会自身,而非政府单独的"行政杠杆"强制力量所能奏效.     

超越市场：中国乡村社区发展道路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社区的发展是市场和国家双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代表市场化倾向的工业化与城市化,为乡村社区的产业发展、人口外流以及乡村面貌的改善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但是这也使乡村在产业、人口及社区发展等方面都面临着市场冲击等许多不确定因素。鉴于农业、农村与农民的弱质性,乡村社区的发展天然地需要国家的支持与保护。因此,国家理应通过恰当的公共政策及制度设计,消除单纯依靠市场力量振兴乡村而给乡村社区带来的损害。     

返乡农民：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是由“点”到“面”的升华,在这一升华和超越的过程中,农民返乡不再成为一种“无奈”之选,而是成为一种“乐意”之举。无论是乡村的资源还是政策都吸引了众多农民返乡,而农民的返乡也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在这两者的良性互动中我们能够挖掘出推动乡村经济、文化和生态振兴的无限可能。     

现代国家建设与小农合作的困境——现代国家建设视角下合作社的实践模式解析

在现代国家建设的宏大框架下,农民合作社作为一项重要的农村政策安排,体现着国家推进农村现代化的战略意图,也表明国家治理机制向农村社会渗透的目标。由于市场、法律与科技等现代化因素的不断进入,破坏了乡村社会原有的地方性治理规则,集体化时期的乡村社会基础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原有的促成农民合作的公共性力量不复存在,导致农民合作社面临着合作能力低与组织成本高的双重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通过国家力量介入与农民合作能力培育的方式,增强农村的自治意识、责任意识与民主意识,使合作社的发展进入一个依靠机制诱导而非靠行政强制的时代。     

乡村行政机制转型:从政治支配到法律规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乡村行政正在经历一次重大的制度变迁过程。这种制度变迁在行政组织体制上表现为“乡政村治”对“政社合一”的取代,在行政运行机制上则表现为由“政治支配行政”到“法律规制行政”的转变。从本质上讲,“政治支配行政”是一种人治行政,而“法律规制行政”则体现了现代法治精神,反映了国家现代化的基本面向。目前乡村行政机制的法治化转型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同时仍面临诸多深层矛盾,只有有效化解这些矛盾,才能进一步顺利推进乡村依法行政,实现乡村行政法治化的目标。     

乡村办学 教师拾柴火焰高

乡村学校办学条件差，办学经费紧张，周边群众文化层次较低，在这里办学，注定要面临许多艰难的考验。仅靠校长一个人的力量，很难取得理想的办学效果。乡村学校怎样才能在乡土环境中办出特色?发挥教师群体的力量，在乡村学校显得尤其必要。我校正参与教育部“十五”规划课题“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项目学校成果巩固与发展模式研究”的研究，我们把“怎样发挥乡村教师群体办学力量”列为一项重要的子课题，进行了研究实验，收到明显的办学效果。     

乡村教师的文化冲突与乡村教育改革

近代以来,国家权力介入乡村社会,教师身份的国家楚构与乡土生活产生诸多冲突与矛盾。与此相应,乡村教师的社会功能不断弱化,与乡村生活的心理距高逐渐琉远。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时代背景下,乡村教师是实现乡村社区和谐发展必须依靠的知识力量,因而,必须重构乡村教师、地方政府和村落社区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乡村教师之于农村的社会功能和公共责任。     

乡村治理现代化中农民主体作用研究综述

党的十九大以来,在“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基本原则下,学界对乡村治理的研究范式开启了由外部型“国家视角”向内源式“农民本位”的转换进程。回溯关于农民主体作用的相关议题,发现既有研究从理论、历史及现实三个维度对乡村治理现代化中农民主体作用的内涵作出了深刻阐述,基于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对农民主体作用之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意义进行了探讨,从宏观制度供给、中观组织体系、微观主体资质三个层面对乡村治理现代化中农民主体作用发挥的现实困境予以了明确,并针对乡村治理现代化中农民主体作用的回归构建了路径框架,为实现农民主体的“赋权增能”与“身心回归”,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实现“人口规模巨大”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理论遵循。     

在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职业教育改革的建议——基于彭湃乡村教育改造思想的启示

<正>100多年前,彭湃在海陆丰革命根据地进行普及农民教育、改革教育行政机构、开辟教育经费来源及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一系列乡村教育改革,本文通过对这些举措进行解读与挖掘,结合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农村职业教育改革的建议,推动农村职业教育的改革。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新型职业农民”的缺乏成为乡村振兴中“人才振兴”面临的问题,而这些都有赖于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支持及农村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乡村教育的文化困境

我国是一个以“三农”（农村、农业、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国家，建立合宜的乡村教育模式，使乡村真实拥有的教育资源发挥最好的效用，其意义自不待言。绝大多数论者认为，目前我国乡村教育的问题是教育机会的充分保障和义务教育的普遍实施问题，即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家庭的教育成本分担中达成合宜的比例，以确保乡村教育的有效投入，为乡村教育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配置。具体地讲，就是要将乡村学校校舍、设备设施等硬件建设、学校教育教学管理水平、师资队伍的建设等问题逐一加以解决，以保障乡村儿童能享受与城市儿童平等的教育权利…     

查田定产与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的渗透

为了掌控农地资源、征收农业税，国家在广大的新解放区推行了查田定产。查田定产是国家一农民关系的新建构，它使得国家权力深入渗透到乡村社会。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探析

梁漱溟本着文化立国的立场,高度重视农村和农民问题,提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应以乡土社会抟重组为基点,依靠伦理本位之乡村教育的重建,借助乡农学校的组织形式,走一条“老根发新芽”的文化复兴和社会结构重建的道路,以此来推动国家的工业发展和民族振兴。其乡村建设理论对当前中国农村教育的发展仍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二十世纪中国乡村治理的逻辑:一个导论

自清末新政开始,中央政府启动了“国家政权建设”,传统乡村的治理结构与运作逻辑开始改变,当代乡村治理得以发生。不管是晚清的“地方自治”,还是民国时期的“新县制”,均没有完成对基层社会的整合,而是出现了所谓的“国家政权内卷化”,这一任务直到人民公社时期通过“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才真正得以完成,村庄的制度型权力也得以确立。分田到户以后,国家的体制性权力从农村部分退出,国家与村庄的关系重新调整,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推行农民本位的改革,村组的制度型权力逐步弱化,策略型权力张扬,导致了一系列的治理性危机。由此,20世纪中国乡村治理的逻辑就是村庄制度型权力与策略型权力的双重变奏。     

浅议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

梁漱溟本着文化立国的立场,高度重视农村和农民问题,提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应以乡土社会的重组为基点,依靠伦理本位之乡村教育的重建,借助乡农学校的组织形式,走一条“老根发新芽”的文化复兴和社会结构重建的道路,以此来推动国家的工业发展和民族振兴。其乡村建设理论对当前中国农村教育的发展仍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农民合作能力（笔谈）－－对农民合作“理性”的一种解释

在某种程度上而言，理解农民日常生活逻辑本身就是对乡村社会有创见的研究，从“常识”中把握乡村社会的性质，从解析农民的行动逻辑中建构理论，是一些著名研究(如费孝通对乡土中国的认识)的一贯路线——而不是依据某个流行的理论范式甚至某种意识形态(或者“政治正确”的话语)来推     

十六国北朝政府对乡村社会的权力渗透——以乡村行政组织为中心的考察

随着乡里坞壁、宗主督护、三长制这三种乡村行政组织的演进，十六国北朝政府对乡村社会的权力渗透不断得到加强。从三长制本身的发展历史看，三长享受的待遇在不断下降，而其责任则在不断加重，这也反映了国家与乡村强宗大族之间的力量变化。     

选举传播对乡村政治文化的正向建构

中国古代社会具有强国家、弱社会的特征,国家对乡村社会拥有无所不在的统治权。从1980年代开始推行的村民选举制度,通过国家法律的确认和村民选举的实践,逐渐实现了农民的有限自治。村民选举作为一种制度创新成果,它在乡村社会的传播,促进了乡村公共领域的形成,增强了农民的契约意识,提高了农民的民主精神,进而使乡村政治文化在结构上做出新的调整。在新的乡村政治环境下,民意成为乡村政治的精神基础,协商成为乡村治理的工作机制,诚信成为乡村发展的动力源泉。     

论卢作孚的农村金融建设思想与实践

民国时期，卢作孚在嘉陵江三峡地区推行的乡村建设运动之所以取得了重大成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十分重视农村金融建设，这是他“国家现代化”和“乡村现代化”思想的体现，他倡办农村银行是为发农业，便利农民，他把健全金融喻为“人身血脉流畅”，他对农村金融建设的卓识远见和实践经验，对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特别是对西部大开发，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乡村治理过程中的注意力配置研究——基于92个“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的文本分析

乡村治理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治理主体的注意力分配情况。梳理乡村治理典型经验，有助于为乡村合理配置注意力，进而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基于注意力配置理论，利用NVivo11软件对92个“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进行文本分析，发现乡村有效治理的注意力配置呈现出以下规律：从整体来看，以“群众”“治理”为治理焦点；从配置指向来看，关注于“提升治理能力”“加强制度保障”和“优化治理工具”；从具体分配来看，关注于党的领导，强化治理支持，鼓励村民参与，完善民主协商，加强制度化、标准化、网格化管理和积分制管理；从地域和层级分布来看，东部、中部县乡两级政府关注于“提升治理能力”和“加强制度保障”，而西部县乡两级政府则关注于“提升治理能力”。此外，乡村治理越来越重视数字赋能、协商自治、精准治理和制度建设。     

浅谈乡村小学班会课

班会课是班主任老师根据教育规律、教学计划、各班实际，通过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行为、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然而，乡村小学班会课却更多的为“语数课”、“耍耍课”、“批评课”所代替，前景令人担忧，究其原因有二：一、育人氛围欠浓，竞争意识不强。“龙生龙”、“凤生凤”的传统意识给乡村人结下了病根。乡村小学地处边远地区，远离城镇，信息不畅，学校设备设施又不很齐全，师资力量与城区差异很大，再加上乡村教师大多来自农村“有志”子弟，比较满足于固定的差事，疏于接受新思想、新观念，更多的是重视语数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