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个称心如意的食堂

提起我们报社的食堂,我得先说说我们食堂的年轻人。我们炊事班一共三十二人。我已经六十岁了,我们食堂四十岁以上被青年称呼为老师傅的只有四人。其他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其中女青年占了一半。他们中有十七个是在粉碎“四人帮”后新招工进来的。看着食堂增添了这么多生龙活虎的青年人,而且在党组织的关怀、教育下成长很快,我从心底里感到高兴。我们食堂主要是靠了这些“小老虎”发挥作用,才办出一点成绩,受到职工同志们的赞扬。     

技术革新使我人生多彩

我这一生酸甜苦辣都尝过，小时候赶上当亡国奴，受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旧社会要饭。解放以后当了国家主人，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党解放了我，党给我第二次生命，有了中国共产党才有我的一切。毛主席领导我们推倒三座大山，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我们成为国家主人，对于我是幸福说不尽。我的一生是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在老师傅和领导同志的帮助下成长的。我３岁死了父亲，那年他才３８岁，是因为没钱治病死的。妈妈４１岁，领着我们兄妹三个生活，有人劝妈妈改嫁，她不干，怕我们受苦，就领着我们挖野菜，要饭，给人家做零活度日。旧…     

妈妈的言行镌刻在我的心灵

回顾我的一生,妈妈对我的成长影响最大.妈妈15岁就失去了父母,没有上过学,她善良、勤奋、节俭,是个明事理的好妈妈.由于家庭贫寒积劳成疾,妈妈42岁就离开了我们.从我记事到她去世,我们相处不到二十年,但她的音容笑貌、她的言行都深深地镌刻在我的心灵.     

丁聪:以漫画道人生

七十交情九十翁,君今飞去一条龙。我是破车牛亦老,万人如蚁吊丁聪。这是我2009年6月送别丁聪的一首诗。我是在1935年认识丁聪的,那时,我22岁,他只有19岁,到我们永别,算起来已有74年了,我们都是年逾九旬的老翁了。能有七十多年的交情,不仅靠深情厚     

我的爱情距离半米

认识他的时候我27岁,结束了两次有花无果的恋爱,我对爱情的向往已经淡漠了很多.我们是在两个热心人反复衡量了我们的外貌、职业、学历等等条件下,得出我们彼此品貌相当的结论后,才得以见面相识的.     

忆饭森正芳先生及其他

一六十年前,一九二二年我在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读书的时候,认识了饭森正芳先生。他已五十多岁,我才十八岁,我们成了忘年之交。我这个年纪轻轻的中学生,为什么会和日本老先生交朋友呢?因为饭森先生是日本世界语者,那时候我和同学吴克刚在向胡愈之先生学习世界语,是胡愈之先生把我们介绍给饭森先生的。饭森先生原来是日本世族出身的海军军官,后来受了托尔斯泰的和平主义的影响,     

照片的一次旅行

我是一张照片,今年50岁.我和我的几个兄弟姐妹住在一本<珍贵照片册>里,主人是一个年近80岁的老人.从10岁起我们就跟他一起生活了.多少年来,我们除了见过他的家人外,谁也没见过.整天躺在黑洞洞的抽屉里闷都闷死了.主人只知道让我们别丢了,别让老鼠咬坏了,其它的什么也不知道.其实我们的作用大着呢!     

艾丰纵谈记者成才——艾丰研究之四

6月 26日,我们在首都经济日报社就记者成才问题采访了艾丰。 　　问：您认为您出成果最多的时期是在人生求索的哪 一个阶段,为什么会是这个阶段？ 　　答：我这个人可能有一点特殊性。我毕业是 1961年,大家承认我、知道我是在 80年代、 90年代。也就是说,我真正出成果是在 40到 60岁。原因很简单,一个是“文化大革命”。“文化革命”开始时我 28岁,到结束时我已 38岁,这个时代使新闻工作者难以有所施展,这是一个时代的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岗位原因。我的个性是愿意研究些问题,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招考研究生,我就从北京人民广播…     

追思挚友

胡星原与世长辞了。他走得如此匆遽,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星原和我,都是党的新闻战线的兵丁。我们在一条壕堑共同战斗过,我亲眼看到过这位无畏的战士如何奋勇冲锋。当这六十二岁的老兵安息的日子,我首先想起的,是他二十五六岁时的往事。那是1946年,他担任上海《联合晚报》驻南京特派记者,我在上海《文汇报》,担负的也是这种职务。起先,我们只是泛泛之交。我对他真正有所了解,是在“下关事件”发生的时候。     

从死神旁边溜达过来的人

各位盲童朋友,我们是朋友.我也是个残疾人,我的腿从21岁那年开始不能走路了,到现在,我坐着轮椅已经度过了21年.残疾送给我们的困苦和磨难,我们都心里有数,所以不必说了.     

圈外人说圈里话

我到本溪日报21年了,今年46岁,自知不属于“青年新闻圈”里人。所以要先向这个专栏编辑打个招呼,可否允许我挤进来说一说我与这里的青年人? 1970年,当我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分配到本溪日报时,已是26岁的大青年了。那时,这里的青年编采人员还不多。先来后到的我们几个青年人都在一线跑。累是累,苦是苦,但我们不在乎这些,一心想当个好记者。到了1984年,我这个“中青年知识分子”被推到     

处理好各种关系

前天晚上,肖社长和刘主编来房间看我们时,说了一些鼓励的话。说我们不仅代表着出版社,也代表着各自的学校。今天我要声明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社还不足以代表复旦大学,虽然我们确实是在自觉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复旦大学出版社成立于1982年5月27日,今天正好是我们社的17岁生日。我本人是1987年     

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独家报道--联合国第二届世界老龄化大会特别报道杂记

2002年4月8日．是联合国秘书长安南64岁的生日。这一天．恰好是联合国第二届世界老龄化大会政府论坛开幕的日子．于是安南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市政大厅就有了这么一段精美绝伦的致辞：“我现在向大家说明一下，今天是我64岁的生日。我想代表所有的老年人，引用披头士的一句歌词来问大家，你们要我吗？当我64岁的时候，你们还需要我吗?我相信答案是肯定的，在21世纪会有更多的老年人。我们需要老年人!”     

党培育我成为人民战士

我出生在河北省怀柔县一个穷苦的雇农家庭里。五岁那年,因大灾荒实在活不下去了,被迫四处逃亡。我父亲拿根扁担,一头挑着破铺盖,一头挑着我,带着一家人逃荒到丰宁县定居。我从小要饭,给地主放牛。16岁跟着父亲学做木匠活。我们父子俩成天在外打短工、耍手艺,盖起了许多房屋,可都是地主老财的,我家却房无一间,地无一     

通讯员园地

那篇文章改变了我的命运我与新闻写作吴贤德 我出生在豫南最贫穷的固始县南部偏僻山村，人多地少，过去曾是个吃粮靠上级，花钱靠救济的穷地方。男孩子十几岁还穿着开裆裤满村子跑，教育十分落后。１９７９年农历正月十一日，是我们家最痛苦的日子，也是我终生难忘的日于，就在这一天无情的病魔夺去了父亲年轻的生命（４２岁）。从此，１７岁的我便成了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地道道的农民。后来，大队党支部书记安排我在生产队当民兵排长。我每次到大队开会，回来时还能借来一大摞报刊，劳动之余的晚上，我都会点上昏暗的煤油灯仔细翻阅借…     

居之无倦行之以忠——《阴错阳差集》序

德华同志的文集《阴错阳差集》就要出版了，可喜可贺。他约我在前面写几句话，我感到很高兴。 我比德华同志年长十岁。但我们是老朋友，老同事。我们相识很早，更是多年相知。主要是我们都是学习和研究经济的，他的主攻方向是国民经济计划，我的主攻方向是农业经济学，而且他的导师中有些还是我多年的学友，如刘国光、董辅礽教授等。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我又长期在德华同志分管的理论研究领域——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从1984年春上调入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担任副院长，以后又相继担任党组书记兼院长、院长，德华同志都信任我、尊重我、支持我，     

智者形象长者风范——深切缅怀冷西同志

我十分敬重冷西同志,在广电部和新华社工作,他都是我的前任,且年长我24岁,确实是老前辈,是长者。在我心目中,冷西同志首先是一个智者的形象。这要从我将进入新华社时说起,“中介”正是那本引领我了解并热爱上了新华社的书——《我们的经验》。一个     

小镇人家的故事

<正>我的家乡安亭,是一座美丽富饶的江南小镇,也是我出生成长的地方。2010年上海世博会开始了,虽说展馆都在市区,但小镇上处处都悬挂着世博标语,张贴着展馆的介绍,世博的辐射效应也在我们这个镇子上如火如荼地展现了。就说说我们这一家子吧……先是我的太外婆。我们家是一个大家庭,太外公很早就去世了,太外婆已经80多岁,住在小舅公家。     

一生相伴张乐平

乐平兄大我十四岁,我大三毛十一岁,有案可查的一九三五年《独立漫画》上伟大的三毛出现的时候,乐平兄二十五岁,我呢?十三岁。我没见过这幅“开山祖”的三毛。 读三毛,是在《上海漫画》和《时代漫画》上。我的“美术事业”是从漫画开始的。 我们模仿着《上海漫画》和《时代漫画》的风格在壁报上画点讽刺当地流俗的     

白云海给《北京晚报》的信

《北京晚报》编辑部编辑同志:您好! 看到晚报试刊,激动的心情是一般人所难以理解的。我是一个爱好文学的青年,今年三十岁。记得在一九六三年——我仅仅十三岁时,由于家庭生活比较困难,我父亲所在的西单邮局领导为了照顾我们,每天批给我们200份晚报零售,每月酬金18元。每天下学后卖晚报,一直到晚报停刊为止,四年的时间并不算长,然而我们兄妹五人一直是用这笔钱交学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