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反“围剿“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及其历史经验

第五次反“围剿”时期,中共中央实行的是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政策。这一政策是符合抗日大方向的,但由于当时中共中央处在“左”倾错误统治下,他们对当时形势及阶级关系认识不清,实际上采取的是下层统一战线政策,把许多要求抗日的中间阶层排除在外。不仅丧失了许多与中间阶层合作,壮大统一战线力量的机会,而且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探析——不以中共军事政策为主线

1933-1934年国共间的第五次“围剿”和反“围剿”，是一次拥有各自疆界、政权和社会组织的两个政权之间具有总体战性质的战争，战争以中共的失利而告结束。中共失利的原因，除广为人知的军事政策的不智外，还和交战另一方国民党方面战略战术的变化有关，而中共军事政策错误本身，除“左”倾主观因素外，     

从国民党方面看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原因

中国现代史上,国民党曾在20世纪30年代对革命根据地先后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前四次反“围剿”红军取得了巨大胜利,然而第五次反“围剿”却以失利而告结束。关于失利的原因,各种版本历史教材着重强调中国共产党内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泛滥和排斥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军事路线所致。但是如果我们将着眼点转到国民党方面来,那么不难看到正是30年代以来国民党所采取的各项措施,促使了蒋介石政权在军事上的胜利。笔者认为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原因的分析--兼论注重对教材中隐性知识的挖掘

1933—1934年,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红军经过一年奋战,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被迫放弃中央根据地,开始长征。作为跨时一年,交战双方各自拥有疆界、政权、军队和社会组织的具有总体战性质的战争,其成败因素当然很多,本文主要对中学历史教材中隐性知识进行分类汇总,再结合常见的地理知识进行说明。目的是希望同学们能够在平时的学习中注重对教材中隐性知识的挖掘。下面分析的问题只要结合现行高中教材就应该知道大部分都贯穿在教材之中。一、中共方面:“左”倾错误,特别是军事指导方针上的错误,是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     

分部积分中的“三、五”原则

针对分部积分中各部分函数的分割确定问题,提出"三、五"原则,即往后拿的原则:指、三、幂;留下的原则:反、对、幂、三、指,据此原则可方便快捷地选取函数因子进入微分号,成为分部积分公式的形式,然后有效地解决分部积分的计算.本文通过实例解释该原则的使用方法,展示该方法的可操作性.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说再考辨

1961年四五月间,刘少奇在湖南农村调查研究时,听到当地农民说困难局面的形成是由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同年5月31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次年1月27日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上,刘少奇两次转述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个说法。在转述时,刘少奇是结合部分地区而不是全国范围来讲的。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当时刘少奇对于"三面红旗"的认识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他认为全国范围内的错误和成绩是"三个指头与七个指头"。后来他的这些认识有了前进和深化,对于自己以前认识中的不足在事实上做了重要修正。     

溥仪第三次“登极”探析

本文以溥仪第三次"登极"为研究中心,对溥仪第三次"登极"之历史溯源,登极前之周密准备,登极三大仪式和登极后之国内外影响作了详尽探讨与解析,以还原溥仪在日本关东军扶植下"登极"做傀儡皇帝的历史全过程。     

第三次工业革命与“三个面向”教育思想的新时代内涵

1983年,邓小平提出"三个面向"的教育思想,为我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指明了道路和方向。如今,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改变了传统教育的存在形态、运作模式和社会支持系统,同时也赋予了"三个面向"教育思想新的时代内涵和内在逻辑。首先,要深化有关教育要"面向现代化"的认识,教育现代化不仅是指硬件设施现代化,更强调教育观念的现代化。其次,有必要从"全球胜任力"的角度进一步深化对教育要"面向世界"的认识,深入思考如何真正利用国际化的力量推进我国教育的发展。第三,要提高对教育要"面向未来"重要性的认识,特别关注未来社会对人才素质结构的需求正在发生重要的变化,即从碎片化的知识转向了思维方式和核心素养。第四,在教育实践工作中,有必要进一步强调"三个面向"教育思想的一体性,而不是简单地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等同于"教育现代化"的工作,教育要"面向世界"等同于"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工作。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使得教育现代化有条件也必须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过程也恰恰正是中国发展教育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七”、“十”互讹之疑团──再说上古典籍读法之谜

“七”（７）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都写作“十”,因与后来的“十”（１０）字相混淆。结果在古代文献中造成了混乱,出现了许多的“七”、“十”互讹之误。这些错误,有些已经被前人所指出,有些还没有得到后人的纠正。因此,用“七”、“十”互讹这把钥匙去验证古代文献,将会大大提高古籍校勘的准确性。     

抗战时期军政部新生活运动妇女工作队述论

抗战时期,为动员家庭妇女参加战时妇女新生活运动工作,宋关龄发动中央各机关职员眷属组织新生活运动妇女工作队。军政部妇女工作队队费由其队员的男性配偶承担．其职位也由男性配偶在军政部中的职级所决定。军政部队队员不是依据其兴趣加入各队．因而影响到其对妇女新生活运动工作的持久热情和工作的实际绩效。受战时环境、交通阻滞、身体健康、家庭环境及其配偶人事变迁等因素的影响,时有队员提交辞呈。     

由出掌黄埔军校到反对“西山会议派”

1924年5月蒋介石接任黄埔军校校长。为建立革命军队培养骨干力量,在平定商团叛乱,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在此期间,蒋介石具有致力于国民革命进步的一面,但对联俄联共持中间立场,他是由一个以"左派"面目出现的"中派"。随着矛盾的加剧,蒋介石由中派向右派转化,导致了"中山舰事件"的发生。     

浅议五卅运动时的公众舆论与外交

长期以来,对于1925年发生的五卅运动,人们常常将注意力集中于“反帝”这一核心领域,却往往忽视了在整个事件交涉过程中,北京政府与公众之间所出现的互动关系。在当时,民众对不平等条约已极为不满,所以当“五卅”惨案发生后,舆论界立刻对北京政府施加强大的压力,要求以强硬的态度进行对外交涉。不仅如此,民众还进一步呼吁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最终促使政府借此事件发起了“修约”运动。     

略论两汉女性的参政议政

两汉时期，我国已经有不少女性参政议政，这主要表现在：不仅有作为皇室成员的皇后太后参与朝政；官僚家庭女性也积极参与政事，议论时政；甚至连平民女性也勇敢地关注和评议着政治。这种现象的出现跟当时特殊的经济政治背景有密切关系。首先，两汉女性有较为独立的经济地位，具有参政议政的基本前提；其次，西汉政府对女性参政所持的较宽容的态度及当时思想上一定程度的自由都为女性参政议政提供了可能；至东汉时期，皇帝的早逝和政局的多样性也在客观上给女性参与时政创造了有利条件。     

论我国参政党参政能力建设的基本内容

在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格局中,加强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客观要求重视参政党参政能力建设。从现实情况看,应加强参政党理论建设能力、参政议政能力、民主监督能力、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合作共事能力建设,但从发展维度看,其中的某些内容和侧重点也会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而有所改变、调整和丰富。     

论提高民主党派的参政能力

文章探讨了提高民主党派的参政能力问题,认为具体在政府部门担任实职领导从事参政实践,是提高民主党派参政能力的最重要的评价指标之一。从民主党派自身素质的提高来看,最主要的着眼点应是参政能力的提高与强化。文章还从提高参政能力的角度出发,就民主党派进步性和广泛性在参政过程中的体现、代表性与实践性的适当分离等问题作了探讨。     

论“对话”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

对话是一种交流方式、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教育方式。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复杂性、长期性、非灌输性和人格依赖性等特点,对话正好适用这些特性,能够解决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使思想政治教育达到最佳效果。对话式思想政治教育在形式和内容上体现了自身特色,同时对教师的教授方式、人格和能力以及学校的管理、评价机制等均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明代兵儒合流与《陈忠裕公兵垣奏议》

文人论兵是明代出现的重要现象。陈子龙作为晚明的著名文人,在诗词之外,还留下了以论兵为核心内容的《陈忠裕公兵垣奏议》。此书集中讨论南明时期的军队建设、防御体系、战略战术等军事问题,具有超前的战略眼光和很强的可操作性。陈子龙的军事思想表现了明代兵儒合流的历史趋势,一方面体现了文人“救民靖国”的战争观和把兵学儒学化的论兵特点,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南明所面对的现实问题,具有文学、军事、历史多方面的意义。     

浅谈高校如何全面推进校务公开

校务公开有利于高校畅通民主渠道,调动广大师生员工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促进依法治校,从机制和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高校校务公开工作要做到全面深入的推进,必须建立职责分明的校务公开组织机构;制订与时俱进的校务公开实施方案;依法依规明确具体的校务公开内容;采用灵活多样的校务公开的形式.为积极稳妥地推行校务公开提供可靠保证.     

从明清地方公共事务看徽商“士”意识的觉醒

明清时期,由于州县地方"存留"款极少,很多地方公共事务,根本无法解决,地方政府只能置若罔闻,一推了之。而在不少地方,面对公共事务,徽商却能挺身而出,或独立捐资,主持解决,或捐资为倡,联合众力解决,从而弥补了地方政府不作为而留下的种种缺憾,表现出勇于担当的气慨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一切都说明了徽商"士"意识的觉醒,徽商就是真正的"士魂商才"。明清时期的"士商相混",不仅仅是士商身份上的互通,更重要的是商人在意识上的觉醒,充满了商人的自信,也彰显了时代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