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坎之考：两间中国对外报道

在乌坎事件中,对外报道为什么没有发挥“内外有别”的优势,为什么没能及时施放核心信息,为什么在国外媒体高度关注的事件中一度失声？在转型期的中国,面对一些复杂事件,中国的对外报道准备好了吗？面对“一波三折”的事件,习惯了“一锤定音”的媒体该何时介入？在复杂事件中,中国媒体又有哪些优势？本文尝试以乌坎事件为侧,探讨复杂中国的复杂事件如何对外报道。     

媒体炒作不是病?

杨:最近可供媒体炒作的“猛料”层出不穷, “砸奔事件”、赵薇“军旗装事件”、清华学生刘海洋“伤熊事件”等等,大有让媒体应接不暇的势头。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其实并没有“炒作”一说。既然现在对“炒作”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我们不妨先不给它扣上一个“贬义词”的帽子,以平常的心     

媒体慈善报道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不知从何时起，“有困难找警察”已经被“有困难找媒体”悄然取代了。在日常生活中的人们，尤其是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当遇到突如其来的、无法承受的挫折时，就是找媒体。如安徽科技学院2002级学生袁雪华救母事件、厦门大学研究生杨德超寻找疯姐姐事件、陈易“卖身救母”事件等等，它们无不是经过媒体披露之后，[第一段]     

论新闻传媒表达民意——以2007年五大公共事件的报道为例

2007年是中国新闻界非同寻常的一年,有媒体将它称为中国的“公共事件元年”,以五大事件为佐证：最牛钉子户事件、山西黑砖窑事件、济南红钻帝国事件、华南虎事件和厦门PX事件。此种说法一出,其他媒体的评论也纷纷表示认同,紧跟着提出了类似名称,比如“网络公共事件元年”、“互联网的公共元年”甚至“民意年”等等。各种说法虽有细微差别,但都被赋予了同一含义,那就是2007年是中国公共事件和民意表达的一个重要年份。     

警惕正面报道中的假新闻

2007年北京电视台一名记者杜撰的“纸馅包子事件”刚刚过去不久,“陕西周正龙假虎事件”又大白于天下,这些层出不穷的假新闻事件令新闻界为之蒙羞,其恶劣影响严重伤害了媒体及政府的公信力。假新闻始终与媒体如影随形,“假虎事件”不会是最后一个假新闻事件。     

传统媒体引导舆论任重道远

今天,自媒体的发展已促使公共话语形态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开放的平台为个人表达诉求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开阔空间。从1月份的“姚贝娜事件”,一直到最近热议的“柴静事件”、“刘翔退役”、“毕门宴风波”等“零门槛”的传播方式,种种事件的原貌反被遗忘,自媒体舆论场里满目皆是尖锐且情绪化的“中国式猜测”与“阴谋论”,甚至有近乎撕裂性的争吵和极端性的人身攻击。     

媒体行业的道德困境

近期，“《非诚勿扰》事件”、“张悟本事件”、“电影《八天八夜》事件”等不断出现的媒体事件引起了各界的关注，媒体伦理的讨论如火如荼，世态万象背后折射出媒体行业的诸多现实问题及其面临的道德困境。对此，笔者特约请新闻学、伦理学及法学专家进行了讨论。     

自媒体背景下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发生机理研究

【目的】探讨自媒体背景下有关群体性事件的网络舆情的基本特征，提出有针对性的引导策略，以期为完善和优化相关机制以适应快速变化的自媒体环境提供参考。【方法】以扎根分析为理论基础，通过对多个典型案例的分析，整理出自媒体影响群体性事件的模型。【结果】获得了在自媒体背景下受自媒体影响的群体性事件的以下特征：群体成员受到相似的利益驱动、增加分担风险的单位数目、高度的组织化。【结论】通过培育自媒体时代的“公民精神”，对“组织化”行为采取“柔性”手段，构建长效矛盾化解机制能够有效地应对自媒体时代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这些措施有望在自媒体时代中有效应对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的失控，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     

“蓝丝带行动”：《有一说一》的事件营销

重大新闻的出现总是出人意料,它不会给媒体留出准备时间。如何在第一时间介入重大事件,发出“我”的声音,提升“我”的影响力？近期,《有一说一》抓住南京热点事件频发的时机,在公益活动和媒体事件中成功进行活动营销,品牌影响力全面提升。     

从“江苏第一爆”谈重大新闻事件的策划

新闻策划指通过有目的、有准备的计划,发掘事件的新闻价值。其中重大题材策划,更是对媒体新闻制作水平的综合考量,也是媒体市场竞争的制胜法宝。本文以在江苏省引起较大影响的“江苏第一爆”事件为例,探讨重大新闻事件的策划。     

论新闻媒体及公众赋予报道的道德之重

由新闻报道产生的舆论效应是由媒体和受众共同造就的。“道德事件”容易催生非理性的报道和公众意见,引发道德审判。笔者由媒体对北京大妈“讹”外国小伙的乌龙报道出发,联系过去一系列的相关事件如彭宇案,从媒体标签化报道使得公众产生的先入为主和刻板印象,到公众对此类事件妄下的道德判断,对媒体对“摔倒讹人”事件的一再关注以及由此引发非理性道德审判的原因进行分析,最终回归媒体应恪守新闻的道德规范和舆论应保持的道德理性。     

“三鹿奶粉事件”：媒体，你在做什么

“三鹿婴幼儿配方奶粉事件”（以下简称“三鹿事件”）事发前后,企业在媒体上的形象发生了强烈的逆转．这种逆转的背后是什么？观察“三鹿事件”中的新闻媒体,我们注意到,各种媒体均未能及时真实反映当时的社会舆论．正因为此,媒体对企业早期的过失行为没有起到应有的纠偏作用。媒体在社会转型期的价值观失态和责任缺失是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之一。从新闻传播学角度看．媒体的叫醒作用失灵是这一事件留给我们的教训。     

群体性事件与媒体责任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成为社会关注热点,现代媒体对此应承担何种责任呢？本文通过对2008年以来国内群体性事件所呈现出新的趋势和特征的分析。阐述了面对“群体性事件”媒体首先要认可多元社会利益的正当性,通过合法化、制度化的报道渠道,为事件的妥善解决履行媒体使命与责任。     

从“杰森事件”看纽约时报的危机公关意识

近来在传播界被提及较多的一个词是“危机公关”,无论是社会事件还是其他媒体事件,对危机处理的不同态度会导出截然不同的后果,显示出危机公关艺术水平的高下。 就媒体来说,因为会遇到无法提前预测的“危机事件”,同样也有一个如何进行危机公关的问题,但对这个问题的探讨,目前还未引起广泛的关注。 古人云:凡事预则立。有意识地探讨媒体的危机公关问题,可     

同题非事件性报道的“活动化”创新——以北京电台“地球日连线地球”特别直播节目为例

一个被媒体共同关注的非事件性题材,媒体要做出新意,赢得受众,关键是自主动作要在策划和运作上创新,要把非事件性题材“活动化”、“事件化”,进而在活动过程中创出媒体品牌,获取受众青睐,赢得市场认可.     

北京青年报、竞报发表的评论有助媒体警醒

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事件发生后．美国个别媒体曾报道“凶手是中国留学生”．有些媒体也跟风加以传播。对此．竞报、北京青年报先后以《面对爆炸新闻的媒体责任》、《媒体要有社会责任感》为题发表评论说：“面对爆炸新闻的‘诱惑’．如何能表现得更成熟和自律、肩负起社会责任．是中国媒体需要恩考的”：“越是这种影响巨大、拼抢激烈的新闻事件．媒体越要谨守职业道德．务必做到准确、客观、翔实。”     

迷的病态化与传媒责任

近段时间，关于“疯狂粉丝”杨丽娟疯狂追星事件的报道屡次登上各大媒体的头条。内地及香港、台湾近30家媒体派出采访队跟进杨丽娟的疯狂追星事件。当事件已经接近尾声时，仍有不少媒体的热情还是异常高涨：杨家母女从广州返回兰州时，随行“记者团”多达10余人；有些媒体还安排了杨家母女在兰州的一切食宿费用，并对其下榻的酒店严格“保密”，摆出一副誓将“独家新闻”做到底的架势。部分媒体从业人员和民众甚至成为杨丽娟的“超级粉丝”，愿意资助其再度赴港……     

网络群体性事件爆发机理:“传播属性”与“事件属性”双重建模研究——基于195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QCA)

目前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频度、烈度、参与人数都日渐上升,社会舆论也呈现了新特点,这些问题都亟待回应.本文通过对2010至2011年间发生的195个网络群体性事件进行大样本案例量化分析,探索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爆发机理.本文结论认为“公众共同的利益诉求”“事件发生地”“首发媒体”“首发位置”“中央媒体参与报道”5大因素是网络群体性事件爆发的关键成因,其他因素同样参与着网络群体性事件爆发.     

媒体如何报道负面社会新闻

“小悦悦事件”引发了全国上下的道德大讨论,日本媒体也对该事件投以关注,矛头直指中国人道德失范,并将“小悦悦事件”与之前发生在南京的“彭宇案”相联系.日本时政节目主持人说:“因为有这样的前例,所以许多中国人都不愿意去救助别人.”     

“十大新闻事件”评选：另类贴金的“政绩广告”？

每当岁末年初,地方媒体热衷于效仿中央媒体评选国内外有影响的新闻事件的做法,在各自的“地盘”上盘点一年来所做的主要工作。诚然,干工作要抓住主要矛盾,总结经验、分析不足、振奋人心、发奋图强应是此类评选活动的目的。然而,冷静看看现在一些地方评选的有影响的所谓“十大新闻事件”,经常是“全线飘红”,政治、经济、文化形势一派大好,负面事件乃至一些中性事件只字不提。对非歌功颂德的年度重大新闻事件,总是采取回避、遮掩、羞于出口的办法,要不,就采用避重就轻的温和的说法,显得不是那么诚心诚意。负面事件列入“十大新闻事件”,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