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时代“日本优越论”的缘起及其局限

在日本江户时代,朱子学派、古学派、阳明学派、国学派的思想家先后从“日本皇统”“日本文化”等层面论证了日本对于中国的优越性,形成了独具特性的“日本优越论”。考察东亚史,这一优越论的形成,既有元日战争、明清鼎革之事的影响,又与江户学者对中国思想的认同、接受、质疑和批判密切相关。然而,随着“日本优越论”的深入发展,国学派学者以“日本文化为中心”的优越论取向,却把“日本优越论”引向了对外扩张之路,凸显出这一思想的局限性。     

从《女训》看吉田松阴的女子教育论

吉田松阴作为日本江户幕府末期思想家、野心家,明治维新的先驱者为大家所熟知。吉田松阴的教育思想中关于女子教育的内容却鲜有人提及。在《女大学》等类似的女训书、往来物大量流行的历史潮流中,吉田松阴撰写的《女训》从国家的高度、从学校教育的立场出发,阐明了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和相关要素。     

幕末日本国际秩序观的纵向性构造特征

幕末日本国际秩序观经历了从“海外雄飞”到“尊王攘夷”的时代变迁,并从一开始就暴露出明显的扩张性。而幕末思想家冲破夷狄观念的开国主张也是企图通过侵略邻国来摆脱国内危机,其危机意识遂与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战略相结合。幕末日本思想家面临国际环境巨变的现实,提出重新观察世界和分析国际局势的理念,表明日本前近代国际秩序观既已具有鲜明的纵向性特征,为明治维新后构建双层构造的近代国际秩序观埋下了伏笔。     

英国民族国家形成时期殖民扩张动因探源

近代早期英国的海外殖民扩张是都铎“新群主制”和民族国家发展的伴随物，是大英殖民贸易帝国奠基的先导。民族国家的利已性和排他性，驱使英国人反对包括罗马教皇、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汉萨人等在内的外国势力对英格兰民族国家的束缚、限制与威胁；英国人把海外殖民扩张视为实现民族平等发展的神圣权利，他们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逐渐增强了自由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打败西班牙人不但提高了英格兰民族的自信心，而且扫除了他们通向海外殖民扩张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为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英国海外殖民贸易帝国的建立和发展准备了有利条件。     

近代日本中国语教育的历史轨迹--同远东政治紧密相连的语言教学

1868年的“明治维新”,不仅使日本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也使日本的中国语教育走上了同政治挂钩的语言教学之路。近代日本中国语教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871~1885),从传统的南京语教育向北京官话教育转换的时期;第二阶段(1885~1918),同经济扩张和军事扩张紧密结合的时期;第三阶段(1918~1945),为建立“东亚新秩序”服务的时期。近代日本的中国语教育主要是作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工具,同远东政治格局紧密相连,走上了歧路,世人应引以为训。     

“使命观”在美国外交思想中的缘起与演变

源于清教教义－－预定论的使命观,在美国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它反映在美国外交领域则是为形形色色的扩张主义,霸权主义提供理论依据。使命观虽数经易名换面,但无论是大陆扩张时期的“天定命运”说,海外扩张时期的“新天定命运”论,冷战时期的“承担义务论”,还是冷战后时期的“领导使命论”等等,都没有偏离这一宗旨。     

试论象山"心学"的当代价值

陆九渊(1139-1193)，字子静，号象山，江西金溪县青田村人，1172年登进士第，官至荆门军(今湖北当阳)知军。陆九渊是南宋著名的心学家。与集理学之大成者朱熹齐名。陆九渊的心学思想经过明代中期王阳明的发展，成为“陆王心学”，对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思想文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以陆九渊“心学”的当代价值为视点，作出自己的概括和论述。陆九渊“心学”内容深广，不仅对我国中世纪的历史发展产生过振聋发聩的作用，而且在今天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仍具有多方面的借鉴价值和意义，主要是：道德建设论价值；教育思想论价值；心能开发论价值；学术独创论价值；环境保护论价值。     

英第一帝国时期的殖民战争与帝国扩张

第一帝国时期是英国海外殖民地的快速增长时期,帝国初期英国建立殖民地最初的动机是于商业的考虑,而非领土扩张,英国政府对于私人和冒险公司在海外殖民地的扩张活动并不直接干预,早期的殖民战争为数不多,而且这些战争大部分集中在欧洲。所以,英国的军队最初只是在国内和欧洲范围内活动,光荣革命后,随着英国海外派兵显著增加,逐渐演变成为维护英国殖民地和镇压当地势力的工具,殖民战争与商业战争相结合,扩大了英国殖民地的范围。     

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在日本的流传及其影响

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于 12 4 1年作为御颁的“学规” ,成为全国各类学校及书院共同遵行的教育指导方针。它不仅对我国宋末及元、明、清时期的教育有过深刻的影响 ,而且对邻国日本的教育也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 ,在江户时代 ,日本所有讲授朱子学的藩校和乡学都奉朱子《揭示》为圭臬 ,每天早晨上课前全体师生齐诵朱子《揭示》。这种传统至今在日本一些学校还保留下来     

清教主义与英国殖民扩张析论

17世纪是英国第一帝国大厦构建时期,此间清教徒的作用相当突出。清教徒的作用源于清教主义思想的推动和指引,正是清教主义所鼓吹的宗教殖民思想为英国的海外殖民扩张和建立帝国提供了宗教上的"合法依据"和精神动力。     

日本否认侵略事实的历史文化根源

日本军国主义武士道文化，是对人类良知的玷污。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初的国家政策，主要是谋求国家的统一和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不久便发生了畸变，走上了疯狂侵略扩张的道路。1874年入侵中国台湾，1875年侵略朝鲜， 1879年吞并琉球。19世纪末提出了臭名昭彰的“大陆政策”。究其政治和文化上的原因，日本贵族领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很容易把统治集团的扩张政策通过御用文化变为社会思潮；加之日本缺乏深厚的哲学文化传统，只有比较原始的神道教是日本民族固有的宗教。明治维新进行了资本主义改革，然而却是在“王政复古”、“尊王讨幕”的口号下进行的，确立并强化了日本近代专制主义的天皇制和神道教的国教地位。国家神道把崇拜天皇与奉行军国主义结合成一体，是近代天皇制国家权力的宗教文化基础。它极力鼓吹“皇国精神”和“皇国之道”，说日本民族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应当统治世界，并使这种充满宗教迷信的理论，成为支配日本民众的思想武器，为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对外侵略政策所利用。日本明治时期战略文化的代表是福泽谕吉。他和普鲁士的特赖奇克有异曲同工之处。被称为“日本的伏尔泰”、日本近代文化的缔造者的福泽谕吉，晚年成了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者，主张侵略朝鲜，进攻中国。他说，“自己去压迫他人，可以说是人生最大的愉。”而体现这种哲学的便是武士道精神。它深印在许多日本人的头脑之中，达到其权力和影响所及的社会各个层面。武士道起源于日本镰仓幕府，后经江户时代吸收儒家和佛家的思想而形成。最初，它还是倡导忠诚、信义、尚武、名誉的。但武士道作为封建幕府时代政治的产物，它吸收的是儒教和佛教的某些表面的东西而不是它的真谛，儒教和佛教所不能满足武士道的那些东西，都由神道教充分提供了。日本神道教是多神教，不论好人坏人死后都可以成神，其信念基础就是不分是非的。因而武士道在人格上容易导致极端的两重性：自狂而又自卑；信佛而又嗜杀；注重礼仪而又野蛮残暴；追求科学而又坚持迷信；欺压弱者而又顺从强者，等等。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武士道作为封建制度的宠儿，在日本法西斯军队中得到安身立命之地，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武士道本来就是武士争雄天下，崇尚杀戮的非人道伦理观，把军刀当作勇敢与地位的象征。特别是“武士道，就是对死的觉悟”，这种思维方式与狭隘民族主义和扩张政策相结合，就把非人性和反人道发挥到极端，变为虐杀狂和自虐狂。虐杀狂的表现就是对别国人民的侵略与屠杀；自虐狂则表现为失败时剖腹自杀并逼迫伤兵和民众自尽。而这正适应了日本统治集团实行军国义政策的需要。日本侵略军在中国使用最原始、最野蛮、最残暴的方式虐杀中国人包括老弱妇孺达2000万人之多，另有1500万人受伤，尤其是对中国妇女和儿童的残杀更是令人发指。崇尚武士道的日本侵略军在这种虐杀中体味到“人生的快感”。所有读过日本侵华暴行录的人，都不免要发问：他们为什么如此残忍、如此灭绝人性?根本的答案只能从国家政策和战略文化中去找。日本这种疯狂的侵略扩张和残暴的战略文化并没有外部逼迫的条件，完全是自我培育的民族意识的怪胎。井上清、铃木正四合著的《日本近代历史》中说，“像这样没有间断地从战争走向战争的国家，近代世界历史上，除日本而外，找不到第二国。”美国的乔治·弗里德曼和格雷迪思·勒巴德所著《下一次美日战争》中说，“日本从来不是令人信服的和平主义。作为一个国家，它从来言行不一。”用这两段话概括日本的近现代史并不为过。日本的大陆政策的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16世纪后半期丰臣秀吉统治日本的时期。当时，丰臣秀吉处心积虑地要以武力在亚洲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大帝国。为此，他曾制定征服朝鲜、占领中国，进而夺取印度的侵略蓝图，并于1592年和1597年两次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但均未得逞。然而他制定的政策却是日本近现代战略文化的根源。1823年佐藤信渊写了《宇内混同秘策》，明确把侵略中国的东北作为第一目标。明治维新后，每发动一次侵略战争，日本军方就把佐藤信渊的书重印散发，作为军人必读教材。1927年的《田中奏折》就是《宇内混同秘策》的具体化。此后日本的战略文化便是非理性主义、法西斯思想横行，出现了被称为军部喉舌的“皇道哲学”和“世界史派”，把侵略行径说成是“世界历史的当为”虚构“神国不败”的神话，肆无忌惮地侵略扩张，直到日本法西斯灭亡。日本不像德国那样，有众多的哲学家、历史学家甚至诗人为它的战略文化效力。对于当时哲学文化相对贫乏的日本来说，“皇道哲学”加上侵略扩张的军事战略和武士道精神就等于战略文化。标榜信奉中国佛教禅宗的日本武士道信徒们在南京大屠杀中对寺庙的僧人也丝毫不放过，正说明武士道精神对禅宗教义的扭曲和背叛。美国学者克里瑞说，“大家虽然公认禅宗对于日本文化和人格的影响，但认真研究禅宗对现代日本的影响却几乎没有”，“武士道在精神上和实用上都跟佛教不同……在历史上一向庄严的佛教里掩饰武士道的某些跟佛教相反的或不属于佛教的因素。”中国原有的儒教、道教和后来传入的佛教思想，在中国所产生的影响是仁爱、中庸、平和，而在日本却畸变为好战、虐杀、轻生。一棵古老的东方智慧之树结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果实。这便是战略文化的分野。而这分野是有深刻的历史和哲学原因的。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中江兆民说过：“日本没有哲学”，“没有哲学的人民，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深沉和远大的抱负，而不免流于浅薄；没有独创的哲学就降低一个国家的品格和地位。“正是由于哲学的贫困，所以日本难以产生一位世界级的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大战略家。中国则不同。中国在发展兵法的同时，也发展了哲学，也就是说，中国的军事理论如终没有脱离它的哲学基础。而日本武士道却始终没有脱离它的神道。日本神道教是摈弃一切永恒的道德观念的原始宗教。它只能使武士道的残暴无所顾忌。连热情歌颂武士道精神的日本思想家新渡户稻造在上世纪末写的书中都承认：“对于我国国民的缺点、短处，也要公允地承认武士道有着很大的责任。我国国民所以缺乏深邃的哲学的原因……应溯之于武士道的教育”。但他不会想到，半个世纪后，日本人民为此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更给亚洲人民带来多么深重的灾难。     

浅析日本汉学家渡边华山之夷狄观

渡边华山(1793～1841年),日本江户后期汉学家、政治家、画家。渡边华山出生于江户田原藩。师从儒学家佐藤一斋,松崎慊堂,有着较深的儒学教养。1832(天保三年),华山兼任海防要职。为更多的了解海外情况,由此开始荷兰语的学习,欲借此了解西方情况。华山虽感叹于实学鼎盛的西方,但其著作中所体现出来的夷狄观却有别于同时期其他兰学者的观点。应该说,渡边华山仍然是以传统的夷狄观来审视西方文化。     

试论1904年“英法协约”形成前英法外交政策的演变

本文分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法外交政策的演变,并阐明该时期两国外交政策的演变与1904年“英法协约”的关系,认为法国主要是为了进行海外殖民扩张,而英国主要是为了遏制俄国才最终签订“英法协约”的。     

日本对“关东州”文化侵略过程概述

在日本对“关东州”实行殖民统治４０多年的岁月里，其军事侵略、经济掠夺和政治同化，总是伴随着文化渗透和文化专制而进行的。纵观日本对大连的文化侵略过程，大致可将其分为三个阶段：１．军政、关东都督府时期（１９０４．５～１９１９．４）的殖民文化思想渗透、文化设施初具规模阶段；２．关东厅时期（１９１９．４～１９３４．１２）的殖民文化统治的推行、扩张阶段；３．关东州厅时期（１９３４．１２～１９４５．８）战时殖民文化统治强化阶段     

顾准笔下的古希腊海外殖民及其联想

读顾准《希腊城邦制度》一书后不难发现,海外殖民在古希腊各个历史时期实际上都有过。既然古希腊的海外殖民具有连续性,我们就有理由把这种殖民扩张活动视为古希腊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同时,对顾准这些特别具有启发意义的论述自然会产生一些联想,具体说,我们对以往有关古希腊海外殖民的原因、后果及影响等问题有进一步思考的必要。     

日本江户时代“禁教”与“锁国”体制的再探讨

日本江户时期,西教东渐,严重危及幕府封建道德伦理秩序。出于“禁教”的需要,德川幕府采取了一系列对内对外措施,最后形成了所谓的“江户锁国”体制。“锁国”的提法易使人产生误解,其实在“江户锁国”体制下依然保留了日本列岛与外界广泛的交流渠道,而并非将日本“锁”之于列岛,使其完全与外部世界隔绝开来。     

在行动研究中促进学校的内部变革--读《静悄悄的革命》

《静悄悄的革命》一书是日本当代教育理论家佐藤学教授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的“行动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佐藤学是日本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教育学研究科教授,日本教育学会会长,是目前日本教育界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他亲身走访并深入观察了日本各地的各级各类学校,与教师们共同尝试     

李渔的小说批评与曲亭马琴的读本作品

日本的“读本”是日本江户后期的一种娱乐性读物,比“绘本”更富有文字艺术魅力,在日本文学史上成为日本近代小说的前身。江户时代的读本作者在创作思想和写作技巧方面受中国白话小说影响颇深。与此同时,明清小说评论家所写的序跋和评点不仅帮助日本人阅读和鉴赏中国的白话小说,更对日本读本作者的创作起到了理论性的指导作用。本论以明清小说作家、评论家李渔和日本读本作家曲亭马琴为对象,试探讨明清小说评论对日本读本创作的影响。     

“九·一八事变”前“满铁”关于东蒙古的调查资料

“满铁”是20世纪初日本政府在中国东北设立的殖民机构。它表面上是一家以赢利为目的的普通会社，实际上却是战前日本最大的国策会社。为了其侵略扩张，“满铁”成立之初就专门设立了调查部，在中国东北和内蒙古地区开展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和情报搜集活动。对于内蒙古而言，“九·一八”前“满铰”调查活动主要集中在内蒙古东部地区，即所谓的“东蒙古”山。通过“满铁”调查机构的多年调查，“九·一八”前就形成了大量的关于东蒙古的调壹资料。这些调查资料不仅是当时日本的种种侵略活动的直接证据，而且对研究当时的东蒙古社会经济状况有比较重要的参考价值。     

江户时期儒学家日尾荆山《管仲非仁者辨》之探析

一般认为“管子之为仁,至孔子论而论定矣”,而日本江户时期的日尾荆山著《管仲非仁者辨》,对管仲所作所为是仁非仁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误以为孔子许管仲以仁”“谓孔子许管仲以仁,则非盲则聋”“余以为非仁者,持论固然”等独特的观点,意在让人们知道：功是功,过是过,不能以功代过,从而避免“不问心术之邪正,直以功为仁”的错误思想,其思想与日本江户时期哲学家中认为管仲为大仁大义之派形成了鲜明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