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经验的中介和被中介的经验——从传播理论教材的译介看传播学在中国

本文以国外传播理论教材的译介作为视角,考察了欧美传播理论话语在中国的诠释和变异,研究了西方客观经验主义的大众传播理论如何被潜移默化地等同于传播学的过程,同时以《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为例,对我国目前传播学的教学与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应该进一步开阔视野、注重研究范式、重新思考传播理论的教学与应用。     

我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文献综述——以2000-2011年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为背景

本文从研究历史、学科发展、理论构建以及研究方法等多重维度详细论述了我国跨文化传播学科构建的研究现状和存在的不足,通过与西方传播学的研究成果对比,在反思我国跨文化传播学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关于学科发展前景的思考。     

一目了然

传播研究现状评估近些年来我国传播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传播学界出版了诸多较为完整、系统的本土教材;西方经典引进和译介亦开始颇具规模;理论方面的研究已从西方学术介绍转入本土化应用阶段;在部分领域已经产生了一些较为出色的学术成果;实证研究逐步普及,对资料及研究逻辑较为重视。     

2008年中国传播学理论研究概述

2008年,传播学者一方面对改革开放30年来传播学研究取得的成果进行总结,另一方面叉在传播实践的基础上,对知识社会学的地位,传播学本土化的路径、西方经典传播学理论的局限以及传播理论在中国新的传播语境下研究的新进路进行了探析和反思.     

中国传播观念史研究的进路与方法

本文通过梳理观念史、中国思想史、社会史、修辞学史等学科的研究经验,认为需要借鉴观念史研究的方法进行中国传播观念史的研究。研究焦点集中于中国传播核心观念的形成、意义、功能和演变,考察历史上人们的传播(交往)行为、传播制度和传播观念的内在联系。中国传播观念史研究既要利用现代传播学理论工具,又不能拘泥于来自西方的传播学概念,要带着当代问题意识虚心进入中国文化语境,从中国人的传播实践经验中总结出中国人的传播观念。通过研究传统的传播观念获得建构中国传播理论的一些思想资源,是传播学本土研究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国内有关西方传播学的研究概况

传播学是本世纪四十年代在西方兴起的一门多边缘交叉性学科.它从数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语言学、人类学、统计学等学科中借取若干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探讨人类社会传播活动的普遍规律.大众传播学是传播学体系中的一个主要分支,与传统的新闻学有着密切相关的联系.传播学最早起源并盛行于美国,以后逐渐扩展到英国、西德、法国、日本、意大利.苏联和东欧的一些国家也都很注意西方传播学的发展. 近年来,我国新闻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指引下,解放思想、打开窗子、广泛接触和探索各种重大     

仪式观对传播学研究的启示——读《作为文化的传播》

詹姆斯·凯瑞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中提出从仪式的角度看待传播,仪式观下,传播学研究的研究取向和研究方法发生了变化,传播理论和传播实践也有了新的意义。     

话语分析在传播学教学中的应用北大核心

1982年在北京举办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被视为传播学正式引入中国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此后西方传播学研究成果被大量急速地引进,中国本土传播学研究如火如荼地开展,在新闻学、广告学、广播电视新闻学、电视编导、播音与主持等新闻传媒类专业中,传播学（或称传播学概论、传播学理论、传播学导论）课程成为必修课,传播学的科研与教学成为新闻传播类专业重点关注的话题。     

近十年来西方修辞理论在我国传播学研究中的应用

本文通过对2000年至今发表在学术期刊、学报的修辞与传播结合的研究论文进行整理分析,总结了近十年来西方修辞理论在我国传播学研究中应用的情况,分析了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不足,并对今后研究应注意的问题进行了一些讨论。     

劝服理论与我国报纸新闻评论的发展

任何传播活动都是为了取得某种效果,“不为效果而从事传播及传播研究,同不为胜利而进行战争,是一样荒谬,一样不可思议。”[1]在传播效果研究中,最具实用价值的当属劝服理论。西方传播学中的劝服理论(p e r s u a s i o n),又译为“说服理论”,是传播者试图利用传播的信息来改变他人的态度与行为的一种研究。最早对劝服理论开展系统研究,并卓有影响的是以传播学四大先驱之一霍夫兰为首的耶鲁学派。霍夫兰(1912-1961),他是传播学的四大先驱之一。1953年出版的《传播与劝服》被视为霍夫兰及其耶鲁学派的代表作。新闻评论作为一种传播活动,也是…     

国际传播学研究:危机、批评与挑战

正长期以来,国际传播学研究、特别是西方传播学研究成为我们研究的样板。在各个领域,都不难看到使用西方传播学框架或概念来解释中国现实的案例。但是,在国际传播学界,对已有的概念、理论有诸多反省、批评。本文将以第63届国际传播学年会(ICA)和第56届国际传播学与媒介研究年会(IAMCR)为例1,描述并讨论在国际传播学界正在经历的危机和挑战。     

哪些传播理论是国际传播学界的“宠儿”

传播学术研究离不开传播理论,因为“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回答传播经验中的‘为什么’和‘如何’的问题”。国内的传播学研究者无不深谙此理。只要在学术期刊数据库以“传播学解读”或“传播学分析”为主题词进行检索,跃入眼帘的成百上千篇传播学研究论文的共同特点,就是借助西方传播学理论分析中国当下的媒介现象。那么,国际传播学界最“偏爱”哪种传播理论呢？最近,这个问题有了最新的回答。     

现代政治传播与新闻发布制度

伴随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深入发展 ,现代政治传播的一些理念和方式已被接受和应用。本文借鉴西方政治传播学的相关理论 ,对我国的政治传播行为和新闻发布制度进行探讨 ,并对现代政治传播的内涵、表现形式以及我国新闻发布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思考 ,探索中国政治传播走向成熟与规范之途径。     

社交媒体中的舆论研究方法之传播学评析

一、传播学研究方法与社交媒体中的舆论传播学研究方法是开展传播研究的基本工具和手段,人们运用各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发现传播实践中的新现象、新事物,提出新理论、新观点,揭示传播的内在规律。与传播实践一样,传播学研究方法本身也处于动态发展过程中,唯有如此才能适应传播实践和传播学自身发展     

信息传播与把关人

大众传播学是本世纪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间,在西方首先兴起的一门多缘新兴学科。近几年来,我国也开始对它进行研究。有些同志认为,党报是传播真理的舆论工具,不能变成传播信息的“信息公司”,担心大众传播学的引入,会使我们一部分新闻工作者对党报的性质、任务、作用观念淡薄。我对传播学中“把关人”的理论作了初步研究,觉得并非如此。现提出来和大家讨论。关于“把关人”传播学理论告诉我们,新闻信息,经过     

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得与失

中国引进并开展传播学研究已近 2 0年。 2 0年来我国在传播学研究中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本文共分 3部分 :1 .历史回顾———我国传播学经历的曲折发展之路 ,着重分析了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历史意义 ;2 .主要成果———作者没有一一罗列近 2 0年出版和发表的反映传播学研究显形成果的大大小小的著作和文章 ,而是从传播理论导致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来看传播学对我国新闻工作和新闻工作者的影响 ;3.走出误区———中国传播学研究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但也在某些方面走入了误区。这是影响我国传播学进一步健康发展的障碍。只有走出误区 ,中国传播学研究才能进一步发展 ,其影响才能进一步扩大。     

为建立中国人民大学 英国累斯特大学学术交流联系 英著名传学家霍洛伦应邀来我系讲学

5月的北京春光明媚,英国累斯特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国际传播学协会主席詹姆斯·霍洛伦教授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第一位英国访问学者,从5月12日到21日应邀来人大进行友好访问和讲学活动,受到热情的欢迎和接待。霍洛伦教授为人大新闻系的教员、研究生以及部分本科高年级学生做了三次学术报告,讲授了大众传播学研究的历史发展,西方(主要是西欧)传播学研究的概况和基本理论,以及地对西方传播学的一些看法。他还同新闻系主任何梓华副教授就进一步加强两校学术交流,以及中国传播学者与国际传播学协会合作等事宜进行了商谈。     

消费主义视野下的媒介批评

自从1995年以来,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开始对媒介产品、媒体传播行为和媒体行业开展媒介批评。媒介批评一般借用传播学的相关理论进行价值判断,消费主义理论作为传播学理论的重要组成成分,对于指导我国媒介批评具有重要意义。不过,在运用消费主义理论开展媒介批评的过程中,需要坚持辩证的观点,结合中国的国情。     

一部传播心理学研究的力作--读林之达新作《传播心理学新探》

传播心理学作为基础性研究,在国内是一个相对很“冷”的研究领域,不象应用性研究那样受到更多的关注,成果的产生也需要有较长的周期,因而埋头于这一领域的人很少。但基础性研究对于我国传播学的本土化研究来说却十分重要。因为一方面传播学源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基本的理论假设和验证很多都是基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现实提出的;另一方面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社会变量与     

媒介社会学视角的《中国新闻传播史》

近年,随着西方传播学和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些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大量引进,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也出现了可喜的进步。陈昌凤博士的新著《中国新闻传播史:媒介社会学的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就是在新形势下诞生的一部新的新闻传播史的专著。该书从媒介社会学的视角展开,从体例、内容到研究手段上,都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