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听从心的选择

去年11月底，因为一次特殊的机会，我接触了当地的一个艾滋病关爱小组。他们部是同志志愿者成员，在为艾滋病防治工作进行着自己的努力。他们有自己的固定职业．同时还在利用着自己的业余时间义务为当地的艾滋病关怀热线担任咨询人员，并不时举办活动向社会推广着安全性行为和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性。     

浅析艾滋病高危行为干预人员心理压力与对策

现在对人类心理健康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对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心理健康问题以及社会大众对待艾滋病态度的心理分析已有较 研究和报告,然而却很少有人关注从事艾滋病干预工作人员的心理健康问题.服务群体的特殊性和服务的困难性,繁重的工作和从事高危行为干预工作中不为外人了解的辛酸,对这个行业的从业者有着极大影.本文分析了基层艾滋病干预工作人员心理压力来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策略,让 多人来关注高危行为干预工作,关注艾滋病高危行为干预工作人员的内心世界.     

工作场所艾滋病防治行动：教育先行

中国正处在艾滋病疫情发展的关键阶段，疫情主要集中在三类人群：不安全采血的农民，注射吸毒者，从事商业性服务的人，中国工作场所艾滋病教育项目旨有减少工作场所针对艾滋病感染者的就业歧视，减少目标人群的高危行为，制定相关政策保护感染者及企业员工的权益。[编者按]     

社区居民艾滋病知识、态度和行为状况调查分析

目的：了解南昌市东湖区墩子塘社区居民对艾滋病防治知识的知晓、态度和行为状况，以配舍中国——欧盟性病艾滋病防治和全球基金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有针对性地开展健康教育干预工作。方法：于2004年8月随机抽取1500户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并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94．04％的人知道艾滋病，但只有36．53％的一般居民和57．69％的医务人员完全答对HIV三种传播途径，高迭82．31％的居民认为自己完全没有可能感染艾滋病。结论与建议：调查显示有相当比例的调查对象对艾滋病知识知晓不足，应有针对性地开展健康教育干预工作．尤其是对医彝人葫的芷滋痛防治知识教育工作亟待加强。     

医药大学生艾滋病知识、态度和行为相关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医药大学生艾滋病知识水平及其对态度和行为的影响.方法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广州某高校公共卫生学院和药科学院三年级本科生共840人,采用匿名独立答卷方式进行调查.用Excel进行数据录入,SPSS10.0进行数据分析.将知识按得分高低分成两组,进行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知识部分16题,平均得分是11.63±2.51(0-16),其中传播途径得分是4.55±1.77(0-5)、非传播途径得分是3.58±1.28(0-5),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4.21,p=0.000).等级相关分析显示居住地在城市、有专业知识、父/母亲文化程度高的学生对艾滋病知识掌握较好.另外,艾滋病知识高低还与艾滋病人与感染者和一般人享有平等权利、择业时到艾滋病或感染者的科室工作、象对待正常人那样对待艾滋病服务对象和性生活正确使用避孕套等态度相关.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与等级相关一致.另外,对离自己较远的社会大环境态度较好,支持率达93.5%;对与自己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小环境态度一般,支持率仅73.3%.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570.66,p=0.000).结论大多数同学对艾滋病的基本知识掌握较好,但对传播途径仍存在一定的认识误区,提示应该加强有关艾滋病的非传播途径等容易模糊概念上的健康教育.知识可能影响艾滋病人/感染者和一般人享有平等权利、择业时到艾滋病/感染者的科室工作、象对待正常人那样对待艾滋病服务对象和性生活正确使用避孕套等态度和行为.但是,对离自己较远的社会大环境态度较好;对与自己密切相关的小环境态度一般,提示从知识提高到态度和行为的改变,特别是涉及个人利益的行为改变,还有一个过程.     

家长对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的态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艾滋病高发地区学生家长对艾滋病知识的了解情况,探讨他们对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的态度及影响因素,为开展受艾滋病影响儿童学校关爱与支持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取多级随机抽样方法,根据当地艾滋病疫情程度进行不同分层整群抽样,于2009年7月至2010年3月选取云南、河南2个地区小学、初中和高中学生的家长1108名进行自填式匿名问卷调查.结果:不同地区、性别、文化程度家长对受艾滋病影响儿童态度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家长态度与非传播途径知识、传播途径知识、预防知识、常识得分呈正相关(P＜0.01);与男性家长相比,女性态度更易趋于负向;与河南家长比较,云南家长态度趋于负向;与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相比,文化程度越高态度越趋于负向;非传播途径知识、预防知识、常识得分越高者,态度越趋于正向.结论:学生家长艾滋病知识有待提高,家长性别、文化程度,以及缺乏艾滋病非传播途径知识、预防知识和常识是影响家长对受艾滋病影响儿童歧视态度的因素.     

“结构—关系—主体”框架下的艾滋病预防——扩展“疾病”的社会学想象

本文综合作者多年来针对女性性工作者的实地调研与艾滋病干预工作经验,归纳了与女性性工作者的艾滋病风险相关的各类因素,构建出"结构—关系—主体"的分析框架。其中,"结构"包括:扫黄政策、艾滋病防治政策、经济与贫困、社会歧视、性与社会性别文化、社会流动等;"关系"涉及:性产业的组织形式,小姐与妈咪、客人、邻居、警察及小姐之间的权力与互动关系;"主体"则是关于小姐个人在专业知识、工作实践、认同方面的能动性与主体性。相比于以"疾病"为中心的医学框架,本文提出的"结构—关系—主体"的分析框架关注到小姐人群所面临及关心的健康问题远远不止艾滋病,而是更为宽泛的包括暴力、一般妇科问题、社会歧视、心理健康、性病与艾滋病在内的"职业健康"问题。这个框架不仅扩展了对"艾滋病"的社会学想象,更有利于指导实际的健康促进工作。     

政策

■艾滋病防治将纳入中学教学计划《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中规定,艾滋病防治要纳入普通中学等教学计划,防治艾滋病内容的公益广告将在各媒体定期播放或刊登。《通知》规定,中央和地方主要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等媒体要设立专门栏目,积极开展艾滋病防治和无偿献血知识宣传,并定期播放或刊登有关艾滋病防治和无偿献血的公益广告。教育部门要将艾滋病防治和无偿献血知识纳入普通中学、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学校教学计划,落实教学课时,深入持久地开展艾滋病防治和无偿献血知识宣传教育活动。(化雨)■北京发布折子工程酒吧…     

浅论艾滋病防治教育

在对艾滋病的影响、流行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艾滋病防治教育工作进行整理与分析,对艾滋病防治以及艾滋病的防治知识中暴露的问题进行探究,总结了艾滋病防治教育的策略。     

高校艾滋病防治教育示范性研究

目的:分析高校艾滋病防治教育的成果和价值。方法:随机选择我校2014及2015级的大学生总共1800名作为研究对象。采取问卷的调查方式手机学生的信息,分析大学生对艾滋病的了解程度以及预防控制能力。结果:非医学专业学生对艾滋病的掌握程度均显著低于医学专业学生,差异显著,具备统计学意义(P<0.05);非医学专业学生对艾滋病治疗方式的掌握程度只有44.48%,对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掌握率78.76%,对艾滋病的预防措施掌握程度只有58.50%。结论:当前高校艾滋病防治教育效果仍然有发展和完善空间,应当急躁提高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工作,提高高校大学生对艾滋病的了解和认识,从而更好的防治。     

UNESCO艾滋病预防教育策略初探

艾滋病已成为危害人类社会的国际问题.到目前为止,预防教育是解决艾滋病问题最为有效的方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艾滋病预防教育的目的是增进人们对艾滋病传播和预防的知识、意识、技能,形成和树立正确的态度和价值观念,减少艾滋病的传染,减轻艾滋病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同时缓解艾滋病对教育系统带来的压力.本文介绍了UNESCO在全球性和地区性两个层面实施艾滋病预防教育的策略,并讨论了这些策略的意义.     

襄阳市艾滋病防治现状、问题及对策

目的、方法：通过回顾襄阳市艾滋病防控工作历程,分析该市艾滋病流行特点和防治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和对策。结果：襄阳市艾滋病疫情涉及面广,有明显的地域聚集性,发病和死亡者逐年增多,传播模式已转为性传播为主,流行因素广泛存在,防治形势依然严峻。襄阳市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预防为主,强化宣传教育,加强监测监管,提倡人文关怀,实施综合治理,艾滋病防治工作取得比较显著的成绩,有效遏制了艾滋病疫情快速增长的势头。结论：现阶段艾滋病防治工作还需要加大经费投入,完善工作机制,加强能力建设,加大关怀力度,强化宣传教育,全面提高襄阳市的艾滋病防治能力。     

AIDS Prevention for Adolescents at Risk

This paper describes a training program aimed at preparing 14 MSW students to teach AIDS prevention to adolescents at risk of HIV infection (i.e., increase knowledge, alter attitudes and teach risk-reduction behaviors). The majority of the students perceived this training not only as helpful in preparing them for the task at hand, but also in improving their overall social work skills and their chances to get a social work job in the future. In this paper, we also discuss problems related to AIDS prevention that arose during the training, such as rape and risk-reduction precautions and whether or not AIDS counselors should recommend taking the AIDS test.     

艾滋病污名研究述评

艾滋病污名是影响艾滋病预防、治疗及艾滋病患者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文章从艾滋病污名的概念、理论、研究方法及干预措施等几个方面，回顾了国外近20几年来研究者关于艾滋病污名的研究脉络，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今后有待研究的五个问题。     

宣传教育:预防控制艾滋病的首要环节——关于艾滋病宣传教育若干问题的研究与思考

宣传教育是预防控制艾滋病的重要手段。宣传教育的内容框架主要包括知识点、目标、原则、措施、政策规定与立法表述等。近年来,通过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积极应对艾滋病,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与此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要充分认识加强艾滋病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认真地执行艾滋病宣传教育的政策规定,更加广泛、深入和持久地开展艾滋病地宣传教育活动,努力形成全社会人人关注艾滋病,广泛参与艾滋病防治的良好社会氛围。     

Writing in policy,writing out lives

In this paper we argue that education policy on HIV and AIDS is policy about life. As such, the contexts and the realities of teachers and learners in the classroom need to be embedded in the policy. We make a case that HIV and AIDS policy needs to extend beyond the prevention mode to one that includes care and support in the policy context. Through the stories of three HIV positive teachers in Zimbabwean primary schools, we show the real people and the real bodies that inhabit the classrooms where policy seeks to find expression. In so doing we illustrate that policy on HIV and AIDS in Zimbabwe is blind to the lives and contexts of teachers and learners.     

农村艾滋病患者的社会排斥——以湖北农村的调查为例

通过对湖北部分农村艾滋病患者处境的调查研究,可以分析农村艾滋病患者在制度、法律与政策、经济、社会关系、社会文化等方面遭受社会排斥的状况.由于社会排斥对艾滋病患者、患者家庭及子女、社区以及艾滋病防治工作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因此,应该制定消除艾滋病患者社会排斥的相关对策.     

原发性高血压与心理社会行为因素

原发性高血压在我国发病率高,但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很低,本文通过探讨心理社会行为因素与原发性高血压之间的关系,深入对原发性高血压的认识,加强防范意识,积极开展一级预防,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重视心理行为治疗,降低高血压的发病率、病死率,使我国的高血压防治工作取得长足进步.     

Technic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Role of the Public Intellectual: A Community HIV-Prevention Case Study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echnical communicators are uniquely poised to function as public intellectuals. To demonstrate this point, the author offers the example of her work on a major AIDS prevention program report. Situating this work within the history of technical communication, the current discussion of rhetorics of risk, and the writing classroom,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echnical writers don't have simply the opportunity to engage in textual activism; in many cases they have no alterna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