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人部》声符字假借义无文献用例形声字声符示源考

《说文·人部》共有231个形声字,其中具有声符示源功能的仅有76个。在所组成的形声字字族里,其中语源义为声符字假借义的《说文·人部》形声字字族,共有21组。这21组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声符字的假借义有文献用例的形声字字族,这类字族有8组;另一类是声符字的假借义无文献用例的形声字字族,这类字族有13组。现对后一种无文献用例的13组情况作考证。     

再谈畲族族源

畲族族源问题讨论展开以来,已初步形成越人后裔说;畲、瑶同源于汉晋时代的武陵蛮说;以及“南蛮”中的一支说。近见施联朱先生《畲族来源与迁徙》一文,进一步阐述畲、瑶同源于武陵蛮的主张,这使畲族族源讨论又前进了一步。但笔者对于施先生根据其引证的资料所作的结论,尚难苟同。畲族与武陵蛮在其民族形成的历史上迄今尚找不出任何亲缘关系,说它们各是“南蛮”中的一支则可,把“南蛮”中的“武陵蛮”硬说成是畲族的族源,则未免缺乏必要的根据。     

巴蜀语言的分化、融合与发展

在秦灭巴蜀以前，巴蜀语言可以说既是巴人、蜀人的语言，又是巴国、蜀国或巴蜀地区的语言，是与华夏族语言（即汉语）不同的民族语言。秦灭巴蜀以后，由于秦、汉时期大批华夏族移民进入四川，巴蜀语言开始分化，一是部分巴民、蜀民避居山野，继续保留巴蜀语言；二是多数巴民、蜀民受华夏族同化，与华夏族融合，其巴蜀语言逐步形成为古汉语的一支——巴蜀方言。尔后的蜀语或蜀方言，以至明朝、清朝所形成的四川方言，正是沿着巴蜀语言和巴蜀方言的轨道发展变化的     

声符字假借义中无文献用例的形声字声符示源考——以《说文·人部》形声字为参照系

汉字在历史发展中增衍繁多的主要是形声字,同从一个声符的字就有许多。因此,字族、声符示源和语源义等内涵是研究形声字最基本的概念。本文拟对《说文·人部》形声字中散见于训诂专书和其它典籍中的同声符字所构成的同族材料加以甄选,进而对《说文·人部》中声符字假借义无文献用例的形声字声符的示源情况,做了较为细致地考证。     

钩稽辨族姓 雄浑发秦声——李清凌教授《秦亭与秦文化》读后

李清凌教授《秦亭与秦文化》一书认为,人类族源和来源地是两个概念,族源是世系渊源。该书通过大量考辨后指出,秦嬴的得姓之祖是伯翳,远祖是少昊,族源是远古炎黄集团的黄帝一支。秦人在农耕、水利、手工业、文学与文化诸方面,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书中还强调指出,在史料运用方面不能过度相信出土文献,在没有考古资料直接证明的情况下,自古以来的传说与纸上文献所载史料,理应得到充分的尊重与信任。     

吐蕃族源“西羌说”的困境

本文通过对学术界在吐蕃族源问题上持＂西羌说＂的一例——《羌族史》中观点和相关文字的分析,认为其存在着对《后汉书.西羌传》中一段文献资料的误读,列举了误读之所在,进而分析了误读产生的缘起,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建立在此误读之上的吐蕃族源＂西羌说＂是值得商榷的。     

关于《蒙古秘史》成书、传播以及哈萨克译文版对照(下)

四、关于《蒙古秘史》中的哈萨克族源及部落记载《蒙古秘史》中,有关于哈萨克族蒙元时期及更早期的大量记载。比如关于克烈(客列亦惕)、乃蛮、篾儿乞惕、札剌亦儿、钦察、弘吉剌、康里、葛禄罗等哈萨克部落。在以往的认识中,把这些哈萨克部落划归蒙古人,进而被近人认定为蒙古族。显然这是一个历史认识的误区。纵览整个北方草原民族发展史,在匈奴强盛时期,许多民族都以匈奴自称;后来突厥强盛时,许多民族又以突厥自称;之后塔塔儿人强盛,复以塔塔儿人自居,在汉文献中有时又称作鞑靼,迄今有的文献还将蒙古人混称作蒙古鞑靼。后来,由于成吉思汗的…     

论《突厥语大词典》中历史资料研究的价值

本文依据《突厥语大词典》中有关操突厥语族诸语言的民族和部族的族源、分布、氏族部落分化、地名等方面的资料,结合与这些资料相关的书面文献和研究成果,论述研究《突厥语大词典》中有关历史的资料的价值。     

浅论周代的邑

在先秦史研究中，文献和金文常提及邑以及对它的封赏情况。邑字的原始象形，是在象邑形的口旁边附加了一个跪坐的人形，意在强调邑是住人的地方①。对邑的研究，是对于先秦时期国家政治生活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本文试图结合一些文献和考古资料，对周代的邑作些初步考查。一、周代邑的含义和分类先秦金文及《左传》、《尚书》、诸子等文献中常出现邑字。大体说来，文献中的邑字主要有以下两种含义：（一）、人口聚居的城市或村落。文献中的邑有的称“都”，有的称“皆，金鹤在《古录礼说邑考》中说：“王国公卿采邑称大都，大夫来邑称小都，…     

贵州毛南族(佯僙人)族源探析

1990年7月27日,贵州省人民政府下文批复,平塘县、惠水县、独山县的佯僙人认定为毛南族.关于贵州毛族(佯僙人)的族源有土著说、外来说及相关的不同观点.对毛南族族源问题,应当依据有关资料和实际调查进行深入探析,方能作出科学的结论.     

《圣经》中人名的文化意蕴及其对西方的影响(下)

《圣经·新约》中有的希伯来人的名字来源于《圣经·旧约》中的族长、先知或名人;同时由于希腊化的影响和处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有的希伯来人同时具有希伯来名字和希腊或罗马(拉丁)名字。此外,《圣经·新约》中也有希腊和罗马人。因此,《圣经·新约》中就出现了希伯来语源、希腊语源和拉丁语源的人名。了解《圣经》中人名的文化含义及其对西方的影响,对于中国人学习英语,了解西方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金国的民族关系和成吉思汗的对金战略

对于成吉思汗的评价,中外学者看法不同,意见不一,有的肯定,有的否定,有的“一分为二”,认为功大于过。最早的评价,是由明初的一些政治家和史学家作出的,对于元朝来说,他们虽然都是敌对势力的代表,但对成吉思汗却说了不少公道话。这是难能可贵的。《元史》的作者宋濂等人在《太祖本纪》中说,成吉思汗“深沉有大     

《喻巴蜀檄》文体分析

《喻巴蜀檄》是司马相如名篇,其文体特点、写作特色等问题古人间或论及,但不够深入准确。本文主要从以上两个方面进行讨论,以期加深对《喻巴蜀檄》写作特点的理解。     

山川早水《巴蜀》与近代四川风情

山川早水的《巴蜀》从一个外国人的角度．对清末四川民间风情的记载十分深入全面．特别是对当时下层社会的记载，如旌表做假、峡江私窑、奉节歌妓、官场应酬、旅店风俗、救生红船等风俗的记载．许多是同时代国内献记载所缺乏的．也是同时代西方人记载所没有的，对于今天我们了解和研究当时的真实社会风情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巴蜀》一书清末在日本的出版，对近代日本人对于长江上游的踏察调查有一个起始点的作用．研究《巴蜀》一书有助于我们认识近代日本对中国政治经济化军事侵略的背景。     

《吴船录》所见巴蜀民俗文化

范成大所著的《吴船录》历来都被看作是一部游记,具有很高文学价值,事实上,《吴船录》中还记载了很多民俗文化,特别是宋代巴蜀地区的民俗文化、风土人情,有利于我们研究宋代巴蜀文化,具有很高的文献史料价值。     

石达开离开天京时带走多少队伍?

对于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存在一种误会。由于历史课本、教学参考书、不少史学著作都把石达开带走的人数夸大了,有的说是20万人,有的说是10余万人,有的不说具体数字,只说是大队人马。于是给我们造成一种印象,认为石达开带走的确实是一支大军。其实他所带走的只是人数很少的随身卫队。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误会?首先是《李秀成自述》说了假话。《自述》中说:“那时朝中无将,国内无人,翼王将天朝之兵尽行带去。”又在“天朝十误”中说:“误因翼王与主不和,君臣疑忌,翼起猜心,将合朝好文武将兵带去,此误至大。”     

理学与宋代巴蜀《春秋》学

宋代理学兴起,对各区域学术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在《春秋》学领域中,理学《春秋》学对巴蜀文化的影响十分明显。宋初三先生中,孙复、石介的《春秋》学已被弟子传入蜀中,周敦颐、二程入蜀又使其《春秋》学在巴蜀传播开来。到南宋时期,理学《春秋》学已控制巴蜀《春秋》学的大局。现存南宋巴蜀《春秋》学著作,如李石、李明复、魏了翁、程公说、赵鹏飞、家铉翁的《春秋》学著作,均宗主理学。理学对巴蜀《春秋》学的贡献不言而喻。     

刘勰出身于庶族说献疑——与王元化先生商榷

<正> 七十年代末,王元化先生在《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一文所提出的刘勰出身于庶族说(以下简称庶族说),已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据王先生在《文心雕龙创作论·第二版跋》中自述:对于这一说法,季羡林同志来信“表示赞同”;周振甫同志来信说,“大著刘勰出身庶族,掌握极为丰富的材料,论证极为有力,使人信服,极好”。就笔者所见,近年来其他专家、学者所发表出版的“龙学”研究论文、专著,凡涉及到刘勰的出身问题,也大都沿用王先生的说法。但笔者最近在考索刘勰的生平思想时却发现,王先生用来证明刘勰是出身于庶族的理由颇有疑窦,庶族说似难成立。而又诚如王先生在其文中所说,     

简评《古史钩沉》

近读庄春波著《古史钩沉》一书,深感这是一部很好的中国古史研究论文集,值得向历史研究和教学工作者推荐.该书有以下几个显著优点:视域新、方法新、观点新.作者对先秦秦汉史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从新的视角一视域作了深入的探讨.例如,作者对东夷人及其文化在华夏文明起源中的重要地位,对史前各相关文化板块的影响问题所作的一组论文（《舜征三苗考》、《楚族溯源》、《楚史三说》、《夏纪年与羿浞代夏少康中兴轶史考》）,运用了文献与考古资料对照的方法,把文献记载的年代数据与相关考古文化的14C年代数据制成对照表,从上古纷乱混沌的传说中寻绎出信史的踪迹来—作者从而得出华、夏原非一族的新结论.虽然这一观点尚需进     

试论鲁迅的文学本质观

什么是文学,或文学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也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到目前为止,仍是一个叫人困惑、令人苦恼、却又使人感到必须解决而且还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1925年,郭沫若就在他的《文学的本质》一文中兴致勃勃地探讨了这个问题。他承认,这个问题是“极纷挐,极难解决的一个”;郭沫若回顾道:“古今东西的学者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不知道有多少种类。有的说是自然的摹仿,有的说是游戏的冲动,有的说是性欲的升华,有的说是苦闷的象征,有的说是天才的至高精神的表现,有的说是时代和环境的产物。诸如此类还有许多主义上的派别”①。大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个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是“愈到现代愈复杂”②,因此,西方的一些美学家干脆说:“艺术不能下定义,艺术的本质是弄不清楚的,思考这样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③;但当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