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愈、柳宗元创作对记体文发展的意义

记体文在唐代兴盛起来,韩愈、柳宗元的创作对记体文的发展有重要意义.他们对记体文的题材加以扩展,多种题材都成为所记对象;立意方面表现出作者对社会政治或生活情趣、人生遭际等方面的看法;写作角度与结构安排也避免较为平直的叙述,选取最能表现作者观点的角度,注意到行文的变化;在写作技巧方面,多采取人、事、物、景交叉表现的方法,表达上多用议论.韩愈、柳宗元在记体文创作上还注意到文学的审美功能,记述作者的生活情趣,细致地描写景物,使之可以娱情悦性.     

论王禹偁记体文的创作及宋代士人精神的体现

王禹偁《小畜集》收录的十三篇记体文，内容丰富，独具特色，在北宋初期文坛上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其记体文题材广泛，表现范围大，体现出了他重教化的教育思想、直躬行道的政治思想和传道明心的文学思想。在创作方式上，其以记“自我”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展现了士人的浩然之气、责任意识和吏隐观，刻画出了一幅北宋士人精神的自画像。     

苏辙被贬筠州时所作记体文研究

苏辙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创作了许多诗文,最有成就的是散文。苏辙的记体文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他的记体文由单纯的自然审美型向兼重议论抒情说理的复合型方向发展,大大地扩充了记体文的内容,提高了记体文的信息涵纳量和社会教化功能。在艺术手法上,打破了前人先叙事、后写景、再抒情的三段论模式,将记叙、描写、抒情穿插运用。     

欧阳修的记体文及其对桐城派的影响

欧阳修的记体文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在艺术上却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特别是他的游记,确立了与柳宗元游记不同的艺术风格和艺术典范。欧阳修的游记多写人们经常登临、游览的亭台楼阁、园林苑囿,更加贴近普通人们的生活;他的游记不以描写细微的物象为主,而重在景物给人们的整体印象;同时,他在游记中多发议论,娓娓道来,平易晓畅。欧阳修的记体文对后世影响很大,特别是清代的桐城派,往往把欧阳修作为学习的重要榜样,对他的记体文给予很高的评价。不过,由于创作个性的差异,桐城派作家在学习欧阳修时,又有不同的选择。     

唐代厅壁记研究——以厅壁记文体生成与流变为中心

厅壁记是一类因其书写载体而得名的记体文。文体学意义上的厅壁记于唐代诞生,朝廷百司诸厅皆有壁记。唐代厅壁记不仅有了固定的命名方式、写作程式、创作主题,时人对其创作也进行了总结,此时厅壁记创作体式已经成熟,获得了文体的独立。宋初所编《文苑英华》始辑录厅壁记这一文体的作品,不仅专门设类收录,且赋予类名"厅壁",厅壁记于文体序列中被正式赋予一席之地,其文体价值获得肯定。《文苑英华》通过对篇目的择收和分类对厅壁记文体内涵进行了进一步界定和规范,厅壁记文体中"壁"的概念虚化,被界定为"官署厅堂记"。     

从“三记”创作观念的比较看邵璨《香囊记》对八股文的借鉴

从《琵琶记》、《五伦全备记》、《香囊记》创作观念的比较可以发现,高明选择“风化体”,以情动人;邱浚选择“生乎义理”,以笑乐人.邵璨选择八股文,阐发程朱义理,走出一条以理服人的创作之路,使《香囊记》成为一部八股化的程朱理学教科书,在形式上离戏曲之体的本质越来越远.     

唐代厅壁记源流再探

本文通过研究厅壁记源流问题,认为厅壁记起源于先秦的金石之文,但是真正文学体意义上的厅壁记则应是在唐代初年出现。     

邵晋涵散文创作初探

邵晋涵为清代浙东学派的后起之秀,其散文创作根于经史,冲和渊懿,奥衍奇古.考察邵晋涵的《南江文钞》,渊深雅驯的应制文、古艳奇丽的赋体文、平实敦厚的序记文、肫挚博雅的书体文、醇雅和萃的传状墓志文,不仅整体展现了邵晋涵鲜明的个人特色,而且折射出乾隆盛世的学术风尚.     

由“记”转“议”：论唐代亭记文的流变

亭在唐人生活中的地位逐渐凸显,其功能由实用逐渐转为审美,亭记文遂成为唐人创作的重要文体之一。唐前文人较少以亭为吟咏对象,盛唐出现以亭为描写中心的文章,开元时期出现了以“亭记”为名之文,且在“记”的同时开始语涉议论。中唐的亭记文“记”“论”兼重,不少文章的中心已移向议论,多表达作者的理念。晚唐如杜牧与皮日休等人的亭记文甚至越过“记”而直接以“论”为重点,亭记文也在唐代完成了由“记”转“论”的历程,对宋人的创作影响深远。     

论欧阳修记体文的语言风格

欧阳修记体文的艺术特色，除了集中表现在其对传统笔法虚与实的创造性应用、其记叙中议论分量的增加外，其语言风格上的骈散兼行、多用虚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略论20世纪80年代马原小说的叙事艺术

该文从质疑小说故事的真实性入手,着重探讨了20世纪80年代马原小说创作中的叙事艺术:用表达印象代替塑造人物和叙述情节;用强化叙事形式模糊故事内容的完整性.     

论文章学视野中的宋代记序文

由于记、序是宋代词科考试的科目,要求用散文写作,故引起了宋代特别是南宋以后文章学家们的研究兴趣。从文章学的视角,考察宋代文章学家对记、序文的＂变体＂及其体式、作法与写作技巧等的探究。记、序在宋代的＂变体＂,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宋代文学的特点;而关于记、序作法和技法的总结,不仅丰富了古文理论,而且对发展古文创作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从《团圆》到《英雄儿女》看文本转换艺术

巴金作为思想改造对象在《团圆》的创作中,思想并不是在自如的空间运行的,作品显得滞涩、沉重。《英雄儿女》的作者毛烽本身就是一个革命者,革命者写革命文学,在创作空间中是较为自由的,作品流畅,基调比《团圆》明亮得多。《英雄儿女》比起《团圆》显得通畅明快也与文体有关系。小说《团圆》中有很多叙述、议论,全篇采用的基本上是间接叙述。电影《英雄儿女》就得考虑直观的表演效果。《团圆》的人物处理是分散形的,《英雄儿女》的人物处理是向心形的,还充分调动了电影的声像艺术手段进行处理。     

疯狂躁动:路翎四十年代小说的外在审美特征

路翎四十年代创作的小说代表了他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在人物、环境和叙述上都鲜明地呈现出疯狂躁动的特征,形成了一种个性化的审美风貌,伴随着作者的创作激情深深地内化在文本的有机整体中,和谐地应和着文本的情感节奏和情感基调,形成了中国新文学发展中一种标新立异的审美风格,揭示了富有时代深度的理性主题。     

《唐语林》艺术特征分析

北宋王谠的《唐语林》是仿照《世说新语》体例创作的一部＂世说体＂小说。在小说的编辑体例、语言风格等方面,既有对《世说新语》学习仿拟,又有自己的特点。不仅语言隽永传神,优美流畅,气韵生动,而且在叙事方面也显示了篇幅短小、精炼简约、遗形取神的特征,生动地体现了《唐语林》的创作艺术。     

创作理想与文本叙事逻辑的错位--重评《红旗谱》

梁斌的长篇小说《红旗谱》曾经被看仁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描绘农民革命斗争的壮丽史诗”，作品中的朱老忠历来被认为是一个成功的理想化的农民英雄的典型形象。但重读作品，就不难看出，文本的叙事逻辑与作家的创作理想发生了严重的错位，评论界对《红旗谱》的界定不过是用现成的流行的政治话语进行粘贴的标签。     

论李碧华《青蛇》对“白蛇传说”的颠覆

李碧华女士的中篇小说《青蛇》依托民间的＂白蛇传说＂,对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发挥演绎,其颠覆性是空前的。小说以第一人称叙事,增强了叙事的功能与效果;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小说进行了弱化妖性、强化人性的处理;在创作主张上,作者打破了劝世警世的传统,宣扬了现代女性意识的觉醒。     

传统情结与现代伦理的矛盾与悖反——贾平凹、叶广岑神话“动物叙事”比较研究

作为新世纪以来的诸多动物叙事类型的一种,神话型动物叙事正逐渐占据着颇为主要的话语表述空间,这其中,贾平凹和叶广岑的创作无疑是较为典型的代表.但在他们的创作理念之中却暗含着传统情结与现代伦理的矛盾与悖反,二者也作出了各自不同的取舍与选择.对他们的创作理念进行细致的对比研究,除了要探询出该叙事类型其内在发展的可能屏障和有效动因外,更寄希望于更多优秀的作家融入这一叙事类型创作当中,并以一种更为娴熟而完备的艺术样式、思考深度来呈现出神话叙事的特有魅力.     

《狂人日记》：小说叙事模式的突破与创新

在小说技巧上,《狂人日记》以狂人的形象、日记体的形式带动了叙事模式的转变。从传统的第三人称、全知的叙事角度转变为以狂人为中心的第一人称限制叙事,从连贯顺序的叙事转变为交插叙述,从以情节为中心的结构转变为独白式的心理分析。鲁迅的《狂人日记》不但自传统汲取养分,也将传统“创造性”转化,其革新与改造奠定了现代小说发展的基础,是中国现代学的第一块基石。     

生命的诗性叙述——以《我与地坛》、《在细雨中呼喊》、《风景》为例

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和方方的《风景,》都主要表达了生命。这三位作家都采用了诗性的叙述手法,以其不同的生命哲学来反馈各异的生命现象和真相。作家诗性的叙述在这三篇作品中产生让生命命题抒情化和诗意化的效果,使作品内容深刻而意蕴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