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林城址的再调查

2002—2004年,友谊县文物管理所对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凤林城址再次进行调查,除衬地调查外,还查阅了历史文献,验证了凤林城址是《吉林汇征》文献中记载的"巴如古苏霍通"。通过考古发掘成果和专家的评析,指出:凤林城址是三江平原汉魏时期遗址的核心代表,为黑龙江区域汉魏时期遗址聚落发展的模式,亦为研究土城垣的出现及发展演变提供可研究资料。     

淮北文物资源开发及利用

淮北文物资源从新石器遗址到汉魏隋唐都极丰富。本文从文化谱系、文化圈、时代类型的视角对如何开发、利用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东营地区文物科学研究述评

近年来,东营市的文物考古事业发展迅速,其中基建考古和遣址考古成果最为突出。广饶县傅家遗址、五村遗址、广北农场南河崖商周制盐遗址的科学发掘以及大量先秦时期遗址的考察,对人类起源问题的研究、对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对考古学的研究、对海岸线变迁的研究、对海水制盐的研究提供了新证据。文物学研究方面则对陶瓷研究、对佛教造像研究、对《共产党宣言》的研究、对不可移动文物的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新成果。     

巢湖市唐嘴水下遗址调查报告

2001年12月,文物爱好者反映在沿巢湖湖滨大道护坡底部露出水面的河床上,发现有大量的陶片堆积,怀疑那里有窑址.据当地村民介绍这里地下文物异常丰富,每年都有大量的文物给潮水淘洗出来,被附近村民捡拾.巢湖市文物管理所工作人员到现场检拾了一些有代表性陶片,根据遗址上大量出现的汉代陶器残片,初步认定这是一处汉代居住遗址.2002年7月巢湖市文物管理所在公安部门和当地政府的配合下,从遗址表面和村民手中征集了陶器、铜器、铁器、玉器、银器共260件文物,最早的是新石器时代的玉斧,最晚的是王莽时期钱币.     

在遗址博物馆中传承文化记忆——以汉阳陵地下博物馆为例

遗址类博物馆的功用不仅在于保存文物,更在于唤醒附着于文物和遗址之上的文化记忆。汉阳陵地下博物馆以建筑为手段建立起一套唤醒文化记忆的仪轨。博物馆恢复了文物与遗址的原生联系,让游客能够“有距离地凝视”文物与遗址,把游客从观光客变成文化记忆的朝圣者。汉阳陵地下博物馆的实践说明,设计遗址博物馆就是规划一个膜拜仪式。     

去博物馆化:大型文物遗址类旅游资源开发的一种新思路——以陕西乾陵为例

文物遗址类旅游资源的博物馆式开发运营模式存在许多局限性．制约着文物遗址资源自身旅游经济价值的实现。去博物馆化,也就是打破传统的博物馆式开发模式和运营管理模式,将文物遗址类旅游资源开发建设成为一种以文物遗址所承载并衍生的历史文化为核心,具备参与、体验、休闲等现代旅游功能和多元赢利能力的综合性旅游景区,成为大型文物遗址类旅游资源开发的一种新的思路。文章以陕西乾陵为例,具体论证了去博物馆化的原则与思路,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遗址博物馆展厅内文物保存局部环境调控平台的研发

遗址博物馆是在不可移动的遗迹和考古发掘现场建造的保护建筑,有保护、展示、科普等多种功能,代表了遗址文物预防性保护技术的发展趋势。针对遗址博物馆环境调控面临环境需求复杂、环境介质多样化、现场测试限制多等问题,开发了一种开放式土遗址博物馆模拟试验系统,该系统既能够完全模拟土遗址内部土壤-空气原位环境,可以开展局部环境调控和文物保存环境评估等多项实验,为研究和开发土遗址文物保存环境调控技术提供了一个综合实验平台。     

甘肃高台骆驼城遗址区水患治理历史与现状

甘肃高台骆驼城遗址区分布有许三湾城及墓群和骆驼城遗址及墓群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坐落于祁连山前冲洪积倾斜平原地带,长期遭受季节性洪水灾害、冲沟侵蚀和地面积水等严重威胁。本文以许三湾城及墓群和骆驼城遗址作为重点研究对象,现场调查遗址保存现状,分析区域环境与遗址区洪水灾害的关系,总结工程性防洪措施的历史智慧。洪水治理工程措施以"防"和"导"为主要方略,包括汉魏晋时期的五道梁防洪坝、许三湾城及墓群南部平行于等高线修建的防洪堤与排洪沟、建国后骆驼城遗址周围区域的防洪堤坝等。针对骆驼城遗址依然存在的水患问题,提出了工程治理方案,主要包括冲沟回填和城内积水整治,期望提升该遗址的整体保护水平。     

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写生图集研究

《王子云西北写生选1940-1945》一书是抗日战争时期,教育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西北学术踏查的艺术记录方式的成果。该书包含了西行考察过程中的人物、风景、民俗、文物遗迹与遗物等作品共计80余幅。写生作品分为西北沿途风景写生、艺术文物遗址的全景写生图、西北各地民族风情。这三类写生作品体现了考察团将艺术考察与文物调研相结合的学术研究方法,具有较强的艺术审美价值、文物史料价值和图像研究价值。     

略论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的重大意义——兼批“中国文化南来说”的谬论

1965年广西文物工作队与桂林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进行文物普查时,在桂林市郊,发现了60余处洞穴遗址和山坡遗址以及遗物出现点.甑皮岩洞穴遗址就是其中之一,接着做了小规模的勘探工作,发现了一些遗物.但在当时条件的限制下,此遗址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甑皮岩洞穴遗址一度也面临着彻底破坏的危险.幸好,在有关领导与我市专业人员的共同努力下,遵循毛泽东同志     

大连地区汉代物质文化研究

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已经证明,大连地区建置始于燕秦,完成于两汉。大连地区汉代城址、遗址和墓葬中,出土了数量众多的器物,为研究大连地区汉代物质文化提供了实物资料。两汉时期,大连地区长期是辽东郡沓氏县、文县的辖境。辽东郡沓氏县、文县的设立,为大连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保障,促进了大连地区的繁荣。通过大连地区城址、遗址和墓葬中出土的铁器、建筑与砖瓦、陶器、青铜器、漆器青铜附件、龙纹金带扣、铜镜、钱币、印章、玉器等实物资料研究大连地区汉代的物质文化。     

汉敦煌郡境内置、骑置、驿等位置考

本文依据敦煌悬泉汉简等史料并经实地考察,对于汉代敦煌郡境内的邮驿系统及其所设置、骑置、驿和若干亭的位置和所存遗址,进行了细致的调查研究。     

代郡桑干城考

依据《水经注》对漯水水系的记载,结合实地考古调查,发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龙风坡村东北的黄土城遗址就是战国至汉代代郡下领县之一的桑干城。桑干城在西汉时期曾经作为代郡的郡治,一度是代郡的政治、经济中心。桑干城兴盛于两汉,毁坏消失于北魏时期。     

两汉京兆霸陵县(邑)界考

两汉京兆霸陵县(邑)承袭秦芷阳而来,自“文帝九年(前171)以芷阳乡为霸陵”至曹魏正始五年(244)改为霸城县,前后共计沿用415年。西汉景帝时将部分辖地划出分置南陵县(邑),东汉时期南陵县(邑)并入杜陵县,使霸陵县(邑)南界稍有变迁。以文献记载为基础,结合地形地貌及考古材料,初步考定两汉京兆霸陵县(邑)四界,东、北、西、南县界分别为铜人原东边缘、渭水、白鹿原荆峪沟(鲸鱼沟)、魏家寨及长乐坡一线,大体符合“山川形便”的划界原则。     

王充与王莽非同宗考

黄晖等人指出王充、王莽均有孙、王二姓,且同出魏郡元城,乃是同族,然细考《汉书·元后传》《论衡·自纪篇》之记载,详玩汉人传记的通行文法,此说难以成立。诸般史迹表明,王充、王莽分属两个平行发展的独立家族,绝非同宗。王莽的宗姓在东汉一朝备受猜忌,王充对王莽之行事素无好感,《论衡·自纪篇》交待"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仅是陈述事实,并无攀附王莽之意。     

汉魏六朝隐语文学溯源论

隐语文学在汉魏六朝的蓬勃发展与隐语文学创作者的心理机制、汉魏六朝特定的时代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先秦隐语的发展状况又为汉魏六朝隐语文学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汉长城西端新发现城址与敦煌汉简中的大煎都侯障

斯坦因曾在汉长城最西端终点处发现三座城址,后来再未见著录。笔者结合卫星照片与实地踏勘,发现实际有两座城址,位置与斯坦因所记有一定距离。结合附近烽燧出土的汉简,考证其中一座城址可能是西汉宣帝之后的大煎都侯障治所,即敦煌汉简中的大煎都侯障,由此可以对汉长城最西端的防御体系有更深入的了解。     

从卫太子起兵反叛谈巫蛊之祸

巫蛊之祸是汉武帝末年发生的重大事件。汉武帝在卫太子举兵反叛之前并未有诛杀太子之意,直至太子起兵反叛,武帝才下令诛杀,并由此引发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持续动荡。汉朝盛世局面一去不复返,由此开始了休养生息的政局。     

三杨庄遗址形成的原因与过程

三杨庄汉代聚落位于魏郡管辖的黄河河滩地内,遗址的形成与西汉中期以后日益严重的河患有密切关系。新莽始建国三年(11年)的"河决魏郡"后,王莽出于保护"元城冢墓"的一己之私等原因,在河决之后,并未及时加以治理,致使黄河在三杨庄汉代聚落所在区域长期泛滥。三杨庄汉代聚落周围的民堤在经受长期的洪水冲击之后,逐渐失去抵御功能,最终洪水得以侵入遗址所在区域。洪水侵入过程是缓慢,因此,三杨庄汉代聚落被逐渐淹没,得以完整地被埋藏在淤泥、淤沙之中。     

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及其转变之原因

经学是汉代学术的主流，魏晋则玄学盛行，汉代学风和魏晋学风截然不同，自汉武帝表彰六经，独尊儒术后近300年来经学盛行，至东汉末，天下大乱，经学衰微；魏晋时期，则盛谈老庄，这是经学本身和当时社会环境的必然结果。